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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预想的“平均地权”，为中国人描述了一种能够唤起神往的境界。但在接下来的历史变迁中，这种预想的境界并没有转化为现实。因此，它们在历史学家的笔下常常受到探究剥绎，引起了许多见仁见智而辨析细微的评说。然而就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演化嬗蜕而言，“平均地权”中内含的意义其实并不止于它所规划的土地制度。透过不太周密的土地制度那一层外壳，后人可以从“平均地权”中读出推引国家回归社会和民本的自觉意识。这种用文字写出来的思考突起于历史发展的前段和后段之交，在时光与岁月的流逝中是不容易磨灭的。孙中山以“平均地权”寄托民生主义，其设定的驿路开始于“改良社会经济组织”，而归宿则在于“肇造社会的国家”。出现在起点和归宿之间的土地“公有”、土地“限制”、土地“报价”14 等等案议和后来标立的“耕者有其田”，都是在为“改良社会经济组织”谋一条脱出旧日窠穴的捷径。虽说这一类改造土地关系的案议以先出与后起分异同，而贯穿于其间的则是归宿所在的“肇造社会的国家”。“肇造社会的国家”是一个新命题。这个命题不仅把国家与社会榫接为一体，而且以词位的旨义切直地表述了社会对于国家的制约。由于这种制约，国家的重心遂从“自强”转向“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这些道理虽由“平均地权”说起，但在重新诠释国家观念的过程中，其论域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平均地权”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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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说：“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20 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15 时当民族革命和民权革命正蓬蓬然吸引一批一批健儿弄潮之际，他看得更远一些。因此，他掀动了用革命重造中国的潮流，而心头则长怀一派悲天悯人之情。在反满共和的声浪之中，轰鸣的枪炮是强音。但能够以富有深度的思想昭示后人的，却是“肇造社会的国家”。后来的新文化运动里，劳工问题、人力车问题、平民经济问题、平民教育问题、人口问题、自杀问题、无业问题、游民问题、兵匪问题、面包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废娼问题、币制问题、学徒解放问题等等曾倏然涌起于四面八方，汇成了以中国社会为全景的思想潮流。孙中山所预言的“民生主义跃跃然动”因之而成为一种可见的事实。这个潮流席卷一时并产生了自己的思想领袖，然而就思想发展的历史足迹而言，他们的议论和思考都是沿着国家观念与社会观念的嬗蜕向前延伸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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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主义依托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但被依托的近代文明又是一种“有善果，也有恶果”16 的东西。“善果”和“恶果”粘连在一起，使艳动人心的“文明之福祉”在福兮祸所倚的因果迁移之中常常变得面目全非。所以，倡民生的中国人便不得不在相悖的两面之间穿行：一面要借近代文明的“物质发舒”以实现“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一面又要提防与“物质发舒”连生的“贫富斗绝”。由此形成的“节制资本”继起于“平均地权”之后，成为民生主义中富有特色的内容，并在 20 世纪的中国留下了深远的思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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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效西法“制器”，在造船造炮织布开矿的过程里催生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后，维新变法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17 志在用“变政”的办法为这些中国原来所没有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助长。由催生到助长，表现了对于以欧西为样式的资本主义越来越自觉的期待。孙中山比他们更熟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来路与去径。从上书李鸿章“指陈时事”到《建国方略》中筹议的《实业计划》，都留下了追蹑欧美以图中国工业化的心路。与孙中山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辛亥革命用暴力打散了旧的国家构架，而后重筑的构架（南京临时政府）为“实业”（工商）的发煌做过种种铺垫。18 辛亥后一年，孙中山已辞职南下，而一路讲演，大半都在宣述“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19 。以今日的眼光读历史，这种“兴实业”的过程都是与资本主义缠绕在一起的。20 世纪之初，资本主义在中国体现的是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进化，因此，孙中山在历史学家的笔下能够长久地受到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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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全变则强”那一派道理不同的是，自觉追求资本主义的孙中山，同时又是近代中国最早自觉地批判资本主义的人物之一。其初期以学理论是非，已力申“敢有以垄断制国民生命者，与众弃之”。据欧西经济之重心的“资本家”因之而成为不祥之物。民国肇兴之后，则学理之中每多融入情感，言论常常更见亢激，他曾以美国为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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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美洲之不自由，更甚于专制国。盖专制皇帝，且口不离爱民，虽专横无艺，犹不敢公然以压抑平民为帜志。若资本家则不然，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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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流露出来的是一种辞旨鲜明的痛恶。这些话由一个以美国为榜样缔造了共和国的人说出来，在当时和后来都具有足够的震撼力。孙中山推倒了皇帝，就改造中国一面而言，他比康有为做得更加激烈。但以中国视欧西，他并不崇尚“全变”。其间的区别，大半系于民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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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资本主义而又批判资本主义是一种明显的矛盾。然而在民生主义的理路中，矛盾的两面却能够置于同一之中。孙中山说：“盖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需，文明进步必赖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这是一个源于历史的必然过程，但这个过程的“自然演进”又会带来太多人世间的苦痛。因此，“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21 孔夫子不患贫而患不均，孙中山既患贫又患不均。他想用“节制资本”的办法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与“资本家”剥离开来。其理路和心迹都昭示了一个革命家的良心。资本主义言利，民生主义言义，孙中山半生锲而不舍于用近代文明造民生主义，走的正是一条化利为义的路。由于化利为义，求索民生主义的过程又使孙中山成为一个能够同情和理解社会主义的人。然而，持筹握算的“资本家”其实已不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他们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在“兴实业”的经济活动中，两者实在是难分难割的。因此，当资本主义的行程还没有在中国走完的时候，民生主义始终面对着一种无法从心所欲的历史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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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是迟生的东西。它从 19 世纪进入 20 世纪，一路穿过的是许多坎坷。辛亥革命的成功曾为它打碎了许多旧的桎梏，但随着思想潮流移向社会，它又成了一种应当被限制的东西。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容易长大。这种独特的历史现象折射了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的曲折和复杂，也折射了历史进程中义与利之间的难于圆融。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之所以久耐释读诠说，正在于他思考过的许多问题仍然值得继续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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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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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礼部尚书奎润等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211—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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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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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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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333 页。康有为曾“演大同之义”，以神驰八极的玄想恢宏动人，但那些道理都不是为 19 世纪的中国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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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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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 1985 年版，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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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上书，第一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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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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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胡汉民自传》，见《近代史资料》总第 45 号，1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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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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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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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新民丛报》第 4 年 14 号，梁启超：《杂答某报》；《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定版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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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革命逸史》第三集，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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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孙总理》，《逸史》第一卷第三期（193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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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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