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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 1985 年版，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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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上书，第一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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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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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胡汉民自传》，见《近代史资料》总第 45 号，1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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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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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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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新民丛报》第 4 年 14 号，梁启超：《杂答某报》；《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定版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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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革命逸史》第三集，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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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孙总理》，《逸史》第一卷第三期（193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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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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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3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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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上清帝第六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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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黄逸平：《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推动作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3 年版，157—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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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3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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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同上书，3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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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492 页。《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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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西潮与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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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十九岁（1905）中秀才，三十一岁（1917）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十二年里跨过了中西之间漫长的空间。他是 20 世纪中国有心以文化经世的人物之一，也是那个时候名场中的人物之一。40 年代初，国难逼来，山河破碎。他与西南联大的众多师生一起，炮火声中作弦歌，并在满目断垣残壁的边城中追录往事，寄托将来，写下了五十多年里的见闻和思考，从而有了《西潮》一书。他说：“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的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1 这段话以冷峭的笔意写出了一种观世的忧然和悯然。而忧然和悯然融入叙事，又常常会化作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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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潮》一书半写身世，半写家国，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其中自有许多隽永之言。但更加耐读的却是叙述中带出来的历史细节，它们能使人在作者已经说完的地方继续想下去，产生一点游思和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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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那一辈名人，大半有过一段不甘跪伏于礼法的少年期和青年期。20 世纪最初的十年里，梁启超、孙中山、拿破仑、华盛顿以及立宪、共和、民权、革命、自由、平等、科学、文明等等都是浸灌学界，曾经使人如痴如醉的题目。这些题目汇成了西潮拍岸的涛声，也唤起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激越，“于是一切习为自由之说，万不复受约束。”后来做了教育部长的蒋梦麟，这个时候却因学潮而上过“黑名单”，是个造反派。西方传来的新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他们用来改造世界了。然而激越常常是与朦胧为表里的。他们用来改造世界的东西未必都是他们已经真知的东西。若干年后，蒋梦麟负笈西行，自船靠旧金山的时候起就明白了这一点。他说：“我上岸时第一个印象是移民局官员和警察所反映的国家权力。美国这个共和政体的国家，她的人民似乎比君主专制的中国人民更少个人自由，这简直弄得我莫名其妙。我们在中国时，天高皇帝远，一向很少感受国家权力的拘束。”在热心谈论了多年共和自由之后，蒋梦麟一下子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太懂共和自由。这种矛盾虽由一个历史细节反映出来，却以足够的深刻性说明了弄潮的中国人与西潮之间非常容易产生的隔膜。以此观照百年新陈代谢中的人和事，往往可以看到：用西学做出了掀天揭地事业的人们，有时会离奇地显露出精神上与西学扞格不通的一面。康有为在《大同书》里说过许多为天下女子争权利的话，并祝之曰：“始于男女平等，终于众生平等，必至是而吾爱愿始毕。”2 这些话中无疑回响着西潮的声音。但康有为又是一个妻妾成群的人。在他留下的一幅照片里，两边环列的众姬犹如拱月的群星一般，以序数编号的“夫人”竟有六个之多。这个壮观的场面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其中既看不到男女平等，也看不到众生平等。在近代中国人当中，康有为是最早用新知表述了理想境界的人物之一，他用这种境界为国人作启蒙，然而他自己的精神仿佛依然留在理想境界之外。与之相类的还有吴虞。他以反对家族专制的激烈言论而惊世骇俗，并因之而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名流。但作为家庭中的至尊，吴虞自身又常常再现家族专制。他曾在一封信中斥责女儿“在中华黑暗之社会，（慕）欧美自由之文明”，然后冷森森地警告说：“若再不谨慎笔墨、郑重行止，妄与外人通信，吾若知之，断不能堪。置之死地，不能怪我。”3 显然，他与自己所歌颂的新文化之间，同样有着一重不易化解的隔膜。这些人都是近代百年与西潮相呼应的代表。没有他们，西潮来到中国将“潮打空城寂寞回”。但他们又各自怀抱隔膜，因隔膜而误读，因误读而朦胧；虽有一片激越心声，而对西潮运来的东西却未必尽能食髓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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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 1908 年到美国，之后，在彼邦就读九年。相比留美七年的胡适，他似乎资格更老一些。这段时光使他受用了西方那半个世界里的教育、科学、工业、技术；也使他因阅历而得见识，成为西方文化的内行和相知。在细述西潮故事的时候，他间或照自己的理解，把中国的近代化过程称作“西化”，表现了一种明切的认同。然而，作为一个自觉于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他又并不喜欢所有西潮裹挟来的人物和事物。由此衍发出来的，有时是疏离，有时是厌薄。疏离与厌薄都表达了思考和见解。时当《西潮》记叙的年代，中国最“西化”的地方莫过于上海。蒋梦麟刻画过上海社会相，毫无赞美之意。他说：“上海有五等人，依次为洋商、买办、中国商人、工人和苦力。洋商自大、无知、顽固，而且充满种族歧视，就是对于他们自己国内的科学发明和艺术创造也不闻不问，对于正在中国或他们本国发展的新思想和新潮流更无所知。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赚钱。”买办“像洋主子一样无知，也像洋主子一样富足”。中国商人则眼巴巴地望着买办，“买办们张嘴巴向洋主子讨肉骨头时，他们的同胞也就流着口水，不胜羡慕地大摇其尾巴”。这种各见形相的描绘，用词尖辣酸刻，一点不比普罗作家情感激烈的文字来得逊色。然后，他蔑乎视之而又酣畅淋漓地描画了口岸城市中的商业精神：“这五等人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般人所说的租界心理。”一种崇拜权势，讲究表面的心理。“上海人一天到晚都像蚂蚁觅食一样忙忙碌碌。他们聚敛愈多，也就愈受人敬重。在上海，无论中国文化或西洋文明都是糟糕透顶。中国人误解西方文明，西洋人也误解中国文化，中国人仇恨外国人，外国人也瞧中国人不起，谁都不能说谁没有理由，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之点——同样地没有文化；也有一个共同的谅解——敛财。这两种因素终使上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成为金钱上的难兄难弟。”西方人带来了商业精神。但当商业精神笼罩一切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畸态和丑陋。蒋梦麟的言辞半含挖苦半是排揎，直露地表达了一个谈论西化的知识分子面对这个世界时所产生的陌生感和异己感。从这些陌生感和异己感中可以读到文化、读到历史、读到新旧嬗递中的曲折世路和复杂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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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的忧时之士曾目睹西方商业精神的逼来而倡“商战”。商战的主旨，是呼唤中国人的商业精神。与梁启超同出一个师门的麦孟华说：“西人之以商弱我非一日矣。侵我利权，增我漏卮，夺我生业，吮我脂膏”，是以“今日立国，首在商战”。他们用民族主义把读书人心目中原本形象猥琐的商人们热心扶起来，然后在这些人的肩头放上救国重任。从那个时候起，岌岌乎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人们怀着一片苦心，比照彼国商人的模样，总想在中国塑造出一个同样的商人群体来。于是，借助于西潮的涌荡冲刷，士与商之间板结的社会界限一点一点变得模糊漫漶。当其潮头高高扬起之际，连状元张謇也半路出家，人市做了“绅商”。这是一个通达之士普遍崇商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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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时代很短。当 20 世纪的最初十年过去之后，类似的言论已经很少听到。被唤来救国的商业精神老是摆不正义与利之间的位置，并老是想把义化为利。“五四”后一年，陈独秀说：“什么觉悟、爱国、利群、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在“算盘声，铜钱臭”的熏化之中都“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底利器”。4 近代化了的商业行为冷酷地把志士的呐喊变作了利润和金钱，遂使神奇化作腐臭。西潮运来的许多东西到了中国都不容易长大，唯独商业精神却像野草一样在口岸城市蔓延开来，用不着施肥，就生机旺健，蓬蓬勃勃，成为攀缠于百业之中的社会意识。商业精神漫溢出界的地方，既会淹没中国文化，也会淹没西方文化。陈独秀和蒋梦麟是两个具有明显差别的人，但作为同一代知识分子中各见神采的代表，则他们对于口岸城市孜孜逐利的众生相正表现了一种非常相像的轻视和贱视。与上个世纪开新之士弘扬“商战”的激情与浪漫相比，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们显然更自觉于把文化精神与商业精神用一道沟壑划分开来。虽说 20 世纪曾有过“实业救国”一说，但以文化自守的人们多半更愿意把自己归入“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一类。于是，士与商之间一度曾经淡化的界限似乎重新成了一种明晰可见的东西。负有时名的知识分子尽管各怀歧见，分道扬镳，但在这一点上却往往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相似与相近。如果张謇活到蒋梦麟写《西潮》的年代，恐怕很难从知识分子群体里再找到一个知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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