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45780 这种托名于孔夫子的记述带有明显的空想性质，但它刻画的互爱互助和没有争斗的世景，却长久地延续于中国文化的变迁之中，成为最易唤人向往之情的东西。“五四”前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们多以痛击旧文化而成名，然而他们大半又保留了熟知的大同理想。1919 年 2 月，曾经以《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 的胜利》欢呼十月革命的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诚挚地召唤那个时候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工活，那其余的工夫，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25 他以改造农村立论，但笔下却隐约地透露了古代大同理想的遥远回声。正是这种古已有之的大同理想，使众多中国人面对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因似曾相识而心驰神往。所以，那个时候的社会主义者常常以此度彼，非常自然地相信“‘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几句话确可以代表社会主义底神髓”。26 当然，比之近代社会主义的各个流派，原始大同理想毕竟是一种空泛而缺乏内在规定性的东西。但空泛的东西恰恰正提供了多方面理解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由此产生的古今中外兼容并蓄曾是那个时候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特有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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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782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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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784 另一方面，从甲午中日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资本主义（包括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和外来资本）在中国缓慢而持续的发展为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流入准备了现实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生长和影响，曾经与 19 世纪末的维新变法和 20 世纪初的武装革命相感应，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又无情地造成“机器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且因资本生产制造成物价昂贵的结果，中产社会渐渐都沦为无产者而且是失业者”。张目四顾，“社会上困苦的失业者已普遍都会与乡间了”。人们因久睹这些事实而不能不体会到“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也增加贫乏”。28 在西方思想史上，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种种罪恶的道义愤怒，曾是孕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相比之下，始终没有建立起一种完整资本主义制度的近代中国，却更早地显示了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忧虑。20 世纪初，致力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孙中山就说过：“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展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即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29 他的话明显地反映了追求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希望限制资本主义那样一种矛盾。虽说怀抱这类见识的人在那个时候并不多，但这种矛盾丛集于民主革命领袖人物的言论之中，则引人注目地显示了社会主义意识在中国的早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使中国人集中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阴暗一面，由欧洲比照本国，无疑会使种种弊象益见醒目。于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众多先觉的中国人寄托未来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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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786 然而，各派社会主义合流的新思潮虽以自己的涌来之势汇成过浑然共鸣，它们彼此之间的分异却终究是浑然共鸣所不可淹没的。由此产生的百家争鸣，表现了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以自己的面目来影响社会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努力。比之先秦土生土长的“百家”，它们是外来之物。外来之物可以转化为内在之物，但这个过程的实现是历史选择的结果。群起的社会主义流派在相互牴牾中曾显现了一时的多姿多彩，又因自己的理论破绽和设计漏洞而先后色泽褪尽；它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短短的一阵潮头过去之后就波平浪静，了无痕迹了。只有与“俄国思想”同义的马克思主义扎入了中国社会的土壤之中，召聚新的阶级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局面掀开了百年新陈代谢的另一页。由杂多的新思潮到马克思主义的一枝独秀，饱含着那一代追求真理的人们在求索中付出的比较、尝试、论辩和思考，他们在比较、尝试、论辩和思考之后的选择正体现了历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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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788 其一，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及其失败。1919 年底成立于北京的“工读互助团”，以他们所标张的“工读互助主义”而在那个时候的知识界有过广泛的声誉。组合于其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们“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每日每人必须作工四小时”，“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他们期望用“平和的经济革命”实现“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并相信“将来办理久了，已养成劳动互助的习惯，所有一切简单规约皆可废止。我们以后的生活便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30 其宗旨虽以“工读互助”为名称，但包含于其中的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互助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内容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并熔一炉的空想社会主义试验曾经备受时人的注目，并远远地影响过天津、武汉、上海、广州、南京、长沙的学生群体。然而试验一旦开始，实践就会用事实打破空想。被“工读互助主义”所漠视的现存经济关系最先成为不可绕越的难关：“因为现在社会制度的下面，想拿半天劳工所得的工资，万难维持全天的生活费。”所以，“团体发展一步，经济紧急一步；团体存在一天，经济困难一天。由经济紧急而经济困难，由经济困难而经济穷绝。”31 继之而来的是空泛理想导致的团体精神涣散：“我们那时以为，我们的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实现一部分了，……所以这种枯燥无味的工作，也都很高兴地去做，不感着什么痛苦。直到彼此感情渐渐隔阂，团体精神渐渐涣散，于是对于工作发生极大的变化，顿时感觉没有兴味，……刚刚这时食堂里发生经济危险，万难支持，而其他工作也不能维持生活，……于是就有人主张索性破坏。这个时候，差不多大家对于这个团体都没有十分感情，除出一二人外，都不愿去维持他。”32 在外来的经济压力和内在的精神溃散交作之下，轰动一时的工读互助运动仅仅支撑了半年之久即在山穷水尽中归于沉寂。对于曾经热心其事的那一代人来说，这个结局无疑会带来幻灭的痛苦，然而认识的深化也往往开始于此。从“工读互助团”里走出来的施存统在饱尝苦辛之后说：“（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既然免不掉现实社会的支配，当然要发生许多试验新生活的障碍。如果要免除这些试验新生活的障碍，惟有把这些障碍根本打翻。要打翻这些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33 比之“工读互助团”初起时的憧憬，这是一种彻悟。在当日曾经信仰过空想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与之相类的由憧憬而彻悟者远不是个别的。就谋求社会“根本改造”的本来含义而言，他们在空想社会主义试验失败之后的转向不会不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生感应。其时，中国人已经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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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790 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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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792 对于亲历或目睹过“工读互助团”盛衰兴灭的人们来说，马克思的理论无疑是亲切而极中肯綮的。从空想社会主义试验中所获得的经验虽然只有负面价值，但它却可以转化为一种说教所无法替代的思想基础，促成有志于社会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天翻地覆的世局中走向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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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794 其二，十月革命的成功，以社会制度的剧变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如同日俄战争里日本的胜利为当日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立宪的实证一样，十月革命为中国人提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证。1919 年 2 月，李大钊在北方的《晨报》副刊上载文说：“在这回世界大战的烈焰中间，突然由俄国冲出一派滚滚的潮流，……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同一年 12 月，杨匏安在南方《广东中华新报》上撰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并说：“马氏之言验矣！今日欧美诸国已悟布尔什维克之不能以武力扫除矣。”他们的言论，明白地昭示了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服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众多年辈稍轻的知识分子后来脱颖而出，也是沿着这一轨迹前行的结果。与他们相比，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吴玉章是具有另一种经历的人了，但他晚年自叙往事，同样把十月革命的感召作为求得真知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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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796 1918 年我在广州，由于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封锁消息，我们还不知道俄国已发生了一个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大革命。……后来我就读到了约翰·里德写的《震动环球的十日》，这本书对十月革命的过程描写得很生动。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我们北方邻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个劳农政府，伟大的俄国人民已经摆脱了剥削制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解放。从前我在法国接触了社会主义各种思想流派，深深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今天这个理想居然在一个大国内开始实现了，心中感到无限兴奋和鼓舞。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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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798 他由此而开始寻找马克思主义，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吴玉章是一位老同盟会员，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已经躬历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多次战役。因此，其思想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巨变，正记录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曾经有过的沛然莫御之势。戊戌维新效法日本，辛亥革命追蹑法美，“五四”以后的中国人则开始“以俄为师”。三十年之间，取法对象的频频变换反映了社会变迁的急速相，俄国人因先得马克思主义而成为中国人的老师，由此形成的权威，又使中国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常常把俄国人的道路当成一种模式。但内在的国情迟早会修正外来的模式，于是而有后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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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800 萌蘖于 1915 年的新文化运动因科学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而达到了自己的巅峰。然而，出现于同一时期的种种论争又显示了曾经同道的人们已不再同道。巅峰期的新文化运动因之而走向自己的终结。在它后面顺序而起的，是国民革命的狂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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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802 （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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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804 1 《远生遗著》卷一，商务印书馆 1984 年增补影印第一版，88—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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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806 2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 1984 年版，3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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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808 3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一卷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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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810 4 《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2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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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812 5 《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 1979 年版，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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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814 6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153、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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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816 7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148、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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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818 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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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820 9 《新青年》二卷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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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822 10 《新青年》二卷 6 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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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824 11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193、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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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826 12 罗常培：《中国文学的新陈代谢》，见《中国人与中国文》，开明书店 1945 年版，9—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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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828 13 周阳山：《五四与中国》，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1 年版，6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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