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45930 与进化相类的另一个观念是科学。1919 年冬，杨匏安作《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一文，赞叹“自马克思倡其唯物的历史观以后，举凡社会的科学，皆顿改其面目”。15 此后，这一类文字日见增多。恩格斯叙述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当这些内容渐次传入中国之后，就形成了倾心于新学理的知识分子们以科学名社会主义的热烈议论。比之社会主义，科学本是更早地渗入和影响近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观念。它以自己的渗入和影响改变了古旧的社会思想，又在这个过程中被多方衍发而成为舆论界的熟识之物。胡适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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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32 这三十年，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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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34 “三十年”是一个约数。其间的高峰应当开始于科学以“赛先生”之名掀动天下的时代里。由于新文化运动扬沙卷沫，波潮漫溢，被涌举着的科学已骎骎乎越出了声光化电的范围，先后与“国故”、“宗教”、“神道”、“美学”、“小说”、“哲学”、“文学建设”、“美术”、“人生观”、“诗”、“方法论”、“文化运动”、“现今社会”、“革命思潮”、“东西文化”、“实际生活”等等联结为种种富有创意的论题，多方面地为中国人评判是非、真假、善恶。由此发生的广义化，促成了以知识体系为本义的科学向价值体系的演变。在这个过程里，一方面是传统的精神权威因排孔巨潮的撞击而分崩离析；一方面是广义化的科学观念迅速地走入前者留下的思想空隙。在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里，科学几乎成为一种新的权威。近代中国最先倾慕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多半是刚刚接受过“赛先生”洗礼的新文化运动前驱者，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与科学之间既有着时间上的继起性，又有着学理上的并存性。两者的连接，不仅仅移入了一个欧洲传来的现成概念，而且理所当然地包含着新文化运动培育出来的全部体验。他们常常带着这种体验来阐释科学社会主义。陈独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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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36 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因为他应用自然科学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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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38 他用以称述马克思的那些词和句未必具有十足的精确性和切当性，然而他的言论又本色地表现了那个时候初学社会主义的人们崇信马克思与崇信科学的同一。自从中国人向西方追求真理以来，被称为真理的东西曾多少显示过彼此之间的多样性。但时至新文化运动后期，科学已普遍地被世人看作是真理的唯一准尺。准尺的唯一性决定了真理的唯一性。因此，以科学名社会主义虽然自有本来的语义，而更多的中国人则常常会从这里体会到科学观念对于社会主义学说直接的认同和印证。马克思和“赛先生”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由那一代人的具体经历所形成的。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里，思想的传播总是不可绕越地要穿过历史的具体性，并因之而带上历史的具体性，由于科学认同和印证了社会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便非常自然地会从学理中获取高昂的信念，并因高昂的信念而发为磅礴的气概。在他们的言论之中，常常流泻出一种真理在手的锋利和刻直。1921 年初，远在法国蒙达尼的蔡和森致书陈独秀说：“闻公主张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欢迎资本主义，两方驳论未得而见，殊以为憾。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18 可谓字字倔强，摸之有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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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40 进化，科学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线相通，显示了西学东渐向前延伸的思想史迹。然而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之中，每一种传来的西学又都是以其直接感应现实的一面而与中国人心心相印的。瞿秋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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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42 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的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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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44 在西方，为社会主义行云布雨的常常是阶级矛盾；在中国，最先与社会主义直接感应的则是民族矛盾。以后者比前者，显出来的是一种历史造成的独特。当欧战还在烽火弥天的时候，中国曾经列名于后来战胜的一方。忧国忧时的人们因之而在战争结束之后怀着一腔希望欢呼过“公理战胜强权”。但中国最终得到的并不是公理，而是巴黎和会上列强交易之后的操刀一割。与二十多年前甲午战争失败带来的勒逼相比，这个事实包含着更多直露的强霸性。所谓“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化的况味”，正是直面强霸性所产生的大悟。其中既多愤激，也多透彻。19 世纪的中国人曾用“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20 来形容西洋和东洋岌岌乎迫来的外患，他们在四顾东西南北的时候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概括俄、英、法、日的东西，其历历而数之的排比，表达的是形象性和具体性。但 20 世纪传来的“帝国主义”（也称“军国主义”）一词却以理论思维概括了中华民族与列强之间的矛盾。八十年以来民族创痛凝积出来的愤怒因此而贯注地汇集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超越国界的过程中成为帝国主义，对于久受民族压迫之苦的中国人来说，社会主义学说易于亲近的一面正在于它以资本主义的末路预示了帝国主义的末路。由此产生的是一种可以寄托民族自强的天际曙色。于是，民族自强的耿耿之想便成为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的历史理由之一。李达与梁启超论辩之际，明白地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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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46 在稍远的将来，中国的社会组织必有追踪欧美日本的一日。据现时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想要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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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48 在相近的时间里，李大钊也表达过同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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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50 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远走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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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52 这些言辞富有代表性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理想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望在他们身上的交相汇融。作为一个影响过几代人的观念，“追踪欧美日本”之想本是中国人心中久已有之的东西。它催生过变法的康有为，也催生过革命的孙中山。民族矛盾的围箍逼迫，以其沉重的压力和剧烈的痛楚使民族自强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历史主题。在这一点上，后起的社会主义者们与先行的上一代人之间无疑保留着心路相通的一面。然而上一代人选择的是效法欧美日本以“追踪欧美日本”，他们沿着这条路朝资本主义急急赶去，但换来的是颠连跌仆，学生老是被先生踩在脚下。后起的社会主义者们多半目睹过这个苦难的历程，因此，当他们继迹于追踪欧美日本之途的时候，他们用社会主义重新诠释了“追踪欧美日本”。1921 年，陈独秀在一封信里提到欧美日本，挟着明显的蔑视和诅咒历数其“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然后对比说：“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23 比之李达和李大钊，陈独秀把欧美日本与资本主义视作一体的批评里交织着更加强烈的民族积愤。民族自强的内容和意义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在他们的面前，张东荪和梁启超以资本主义立国的言论既是学理上不能相容的，又是情感上不能相容的。社会主义理论化出了一条“兼程并力”的捷路，使落后的中国无须效法欧美日本就能够昂头走到欧美日本的前头去。对于刚刚被巴黎和会血淋淋地撕开了民族创口的中国人来说，它所带来的历史震荡是文辞所无法阻遏的。于是，在反帝爱国运动巨浸接天之后，社会主义便挟着涛声和雷鸣，风起于青萍之末而万窍怒号于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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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54 欧战搅动了西方那半个世界。由战争催发的思潮巨变却越过重洋，把民族自强的旧论题和社会改造的新论题同时推到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眼前与心头。两者本来各有自己的内涵，但在 20 年代初期，它们都怀抱着自己的理想劲捷地走向社会主义，并因之而获得了同一。随后，思想潮流急遽地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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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59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1703041491]

1703045960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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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62 社会主义论辩初起之际，拥护马克思的人们着力阐扬的是理论内含的普遍真理和直接可行性。但当思想潮流开始转化为现实的社会运动之后，理论便会面对国情。最初被简化了的东西，这个时候却不能不成为进一步论说的题中应有之义。1923 年 9 月，瞿秋白作《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以富有思辨色彩的文字写出近代中国社会与欧西比照而显现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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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64 中国宗法社会的皇帝制度破败之后十二年，方才露出一些民权主义的可能性，然而已经处于世界社会革命的时代；中国“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的国家观念受枪炮、飞机、潜艇、新银行团的恐吓，方才烟消云散，想建立“民族国家”，然而欧美各大民族国家却已显然表露他们是“阶级国家”。中国民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开始，恰好在世界的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崩坏的时期。于是中国的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的倾向便有些“徘徊不定”、不能自信的状况。实际生活要求民权主义，而思想的先驱却揭橥着社会主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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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66 与社会主义讨论中马克思主义者们简捷高亢的言论相比，瞿秋白解说民权主义的这一段话无疑体现了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一种重估。由此，曾被激烈批判过的东西在审视之后又获得了可以说明的合理性。重估资本主义，有点像是朝着张东荪和梁启超回归。但穿透表象，可以看到的正是理论朝着国情的回归。这个过程带来了更多的全面性和深刻性，也带来了更多的困惑复杂和牵缠纠结：“实际生活要求民权主义”是由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所限定的；“思想的先驱却揭橥着社会主义”又是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被造就出来的。于是，一面是中国人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一面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应有的行程还没有走完，两者各自据有自己的理由，昭示了一种历史作成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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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68 历史作成了矛盾，然而历史的发展又只有在矛盾的统一中才能够实现。“五四”后三十年，共产党人因此而面临着没有成法可以取用的理论难题和实践难题：一方面，要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开来；另一方面，又要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连起来。前一种制约来自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后一种制约来自革命过程的连续性。在两种制约之间寻求中国革命的制胜之路，不能不是一个从深度上超越社会主义讨论的艰辛历程。但就认识自身的历史递续而言，社会主义讨论所强调过的观念又已为后来的过程留下了既定的思想环境，并常常会被带入后来的过程之中。因此，深化和超越与曲折盘陀相伴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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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70 从社会主义讨论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就已经发露出一种易见的急迫：“我们无产阶级早已痛不堪痛（今日由段祺瑞下动员令送到这个战场上去死；明日由曹锟、张作霖下动员令送到那个战场上去死；天灾、人祸、穷困、死亡，日日困着我们，）忍不堪忍了！还论什么革命的经济条件具足不具足。”25 虽说其间不无因时而发的忿激，但细看历史，则这种急迫中蕴结的社会内容比忿激要深沉得多。近代中国久处逼来的剧变之中，又久处进化的迂缓蹭蹬之中。旧的社会形态因剧变而日趋解体，新的社会形态却迟迟没有在剧变中长成。由于两头不到岸，这个过程所产生的阵痛遂不能不长久地绵延郁积，酿发急迫。这种由苦痛酿成的急迫是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的一个突出特点。20 世纪初头，相信“吾国立宪，则盛强可立致”的人们与相信“吾国革命而易共和，则法美不足言”26 的人们曾各抱宗旨，作旷日持久之辩。然而“盛强可立致”和“法美不足言”又非常相像地表达了近代中国特有的历史环境营造出来的急迫。后起的社会主义者沿接了八十年来的新陈代谢，他们也会再现同一个历史环境营造出来的急迫。曾经以理性的思辨分析过中国社会具体状貌的瞿秋白，在后来的岁月中同样受此感染，愤怒地以意志召唤革命的大波。他用自己起伏的思想轨迹，反映了创造历史的人们同时又受到历史支配的事实。但是，再现于社会主义者身上的急迫已经不是一种率意直露之物了。它们常常与理论和模式纠织在一起，并因此形成了明显的特色。从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开始，苏俄便是这个学说唯一的一个可供观摩的对象。在一个新潮初起的时代里，传播社会主义的人们不能不从强调理论的普遍性开头；又不能不借助于苏俄的具体性来领会理论的普遍性。他们沿着这条路而入门，然而这条路也养成了一种用俄国人的方式思考中国问题的惯性。这种惯性带来了理论的模式化；也使成功的榜样引发见贤思齐之想，催人不知不觉地总想跨过脚下的崎岖和漫长。当大革命的波涛在血泊中落潮之后，共产党人面临的是不断逼来的屠戮围剿，于是，由历史环境作育出来的急迫便在十年内战中接连形成了牵动四面八方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教条主义。这个过程日益强烈地表现出直接取法苏俄的意向；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事物和政策被模式化的理论推动着，匆忙地进入民主革命的行程之中；又在失败后留下了一片茫然。从社会历史中产生的急迫依附于理论和模式超越了国情，但是，被急迫所放大的理论和模式却因此而变得偏枯。其结果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既分不开来，也接不起来。从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一般性、共性开始的人们在实践的颠簸起落中经历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具体性、个性，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便成为新陈代谢中的一个历史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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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72 虽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迹并不直接地发端于社会主义讨论，但它所回答的问题却解开了社会主义讨论没有解开的一个结。从 20 年代末期到 30 年代中期，出现过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它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拓开的则是一种切近历史和现状的理论深度。1922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在概括社会历史环境的时候具有作始意义地表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意思。但溯其由来，这种概括和表达本是共产国际与列宁启导的结果。来自启导的东西需要消化，而随后开始的国民革命则使人们还来不及消化就走入了热浪滚滚的时代洪波。因此，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正是以迟来的反刍补足了思想自身在历史发展和逻辑发展中应有的一个环节。这个过程既多论争，也多探求。身当其间而以文化事业为分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为了廓清误说而多方面地涉及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历史；由此产生的论述不仅是对列宁的解说，而且包含着多量具体思考之后的具体心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说因之而变得内涵丰富，有血有肉，并对众多的中国人发生了久远的影响。与社会主义讨论相比，迟起的社会性质论战无疑更专注于说明中国本身的实貌。围绕这个题目的理论阐述，已经淡化了 20 年代初期曾经有过的那种生涩和抽象。稍后，连类而起的还有社会史论战和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它们的集中出现和相互汇流，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内在化。在同一个时间里，转战于南方农村的共产党人则沿着武装斗争的艰难路途而贴近国情。他们是理论的实践者，并常常在实践的起落里付出自己的鲜血。因此，他们能够比其他人更直接地倾听实践的呼声。革命在内战中寻求发展，内战又以其不可回避的激烈性和残酷性验测了理论和国情之间的关系。由此产生的成功和失败，系结着生死存亡的沉重压力，比之读来的文章，它们给人的感受当然要深刻得多，也强烈得多。亲历武装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会积累体验，也会引发思索，使从事这一事业的人们不能不立足于中国这块土地去咀嚼来自理论的蕴义，并透过章句绎取谛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著述富有创见地汇融了中国革命中的一般与具体、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它们和另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性质论战中的言论表现了历史的共鸣和呼应，但又更加鲜明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这种自觉贯注于理论的再创造。毛泽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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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74 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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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76 由中国人所创造的“新的东西”，是“拿中国做中心”28 而获得的一种真知。它们产生于国情对于成说和范式的修正与丰富之中。于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里派生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在社会主义讨论过去了长长的岁月之后，这个学说第一次完整地叙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提和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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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045978 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明白地指显了自己与“五四”前八十年历史在同一个主题之下的连续。但新民主主义革命又以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前途为元本，同样明白地指显了自己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时代变迁中的代谢。“赋予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以社会主义前途，承认了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同时又压抑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由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一面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一面又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导。”29 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既被分了开来，又被连了起来，由近代中国社会历史作成的独特矛盾因之而获得了理论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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