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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第二个月，便下令在弘文殿聚书二十万卷，设立“弘文馆”，即为国家藏书之所，亦为皇帝招纳文学之士之地，集聚了褚亮、姚思廉、蔡允恭、萧德言等英才，“听朝之际，引入殿内，讲论文义”“或至夜分而罢”。每当朝廷议事之后，唐太宗便延请众人同入弘文馆，向众贤士请教治国良策，以为日后施政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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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诸贤士日夜在弘文馆轮值，但是也并非时时随侍在太宗之侧，而且古代经典卷帙浩繁，很难遍览，即使是遍览群书，也恐有不得其精要的遗憾。太宗有感于此，故而产生编撰《群书治要》的想法。对此，《新唐书·萧德言传》记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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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赐尤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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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一书，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书成，如魏徵于序文中所说，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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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在读《治要》后，在《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见《全唐文》）”唐太宗特令缮写《治要》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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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九年，唐太宗再次总结阅读《治要》的感受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见《贞观政要》)。由此，可知唐太宗及其群臣之所以将《治要》作为创建贞观“盛世”依据的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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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按照宋代王应麟编撰的《玉海》引用《集贤注记》一书上记载：天宝十三载十月，敕院内别写群书政要刊出。另外，在李蘩《和邺侯家传》里面也提到：“‘朕欲知有古政理之要，而史籍广博，卒难寻究，读何而可。’对曰：‘昔魏徵为太子略群书之言理道者，撰成五十卷，谓之群书理要。’”可见，唐朝的人对这本书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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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珍贵的一部典籍，然因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此书至宋初已失传。所幸者，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根据日本岛田翰著的《古文旧书考》称：“《续日本后记》载：‘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代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天皇御清凉殿，令助教（日本官名）直道宿称广公读《群书治要》。’”日本《三代实录》云：“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贞观”是日本第五十六代天皇年号，相当唐乾符二年，即公元875年）四月，天皇读《群书治要》。”由此可知，《群书治要》在唐文宗时已传入日本。至唐僖宗时，日本清和天皇仍然“与大臣共研读之”。据考，日本嘉元（日本九十四代天皇年号）四年（相当元大徳九年，即公元1305年）二月十八日，《群书治要》“以右大办（日本官名）三位经雄卿本书写点校毕”。可见此书流传到日本后，一直受到日本天皇的高度重视。因此，日本人林信敬在《群书治要》天明本的校正序里就说道：“我朝承和、贞观之间，致重雍袭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指出日本承和、贞观年间（约公元834-876年），社会呈现出安定繁荣的盛世局面，未必不是借助这本书的力量所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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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尾张国校督臣细井德民在天明五年（公元1785年）刊印《群书治要》时写的考例中记叙，早在公元十三世纪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武将军北条实时（亦称金泽实时），因其“好居书籍”，故在发现《群书治要》后，请中秘书写“以藏其金泽文库”，《群书治要》因此得以传世。后来，此书归德川家康，他在得到这个本子后，曾于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时的《群书治要》已经缺失卷第四、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残存四十七卷了。半年后，《群书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凡四十七册。不幸的是，此时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事实上等于没有公开发行，所以流传在外的不多。1781年，也就是日本天明元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群书治要》未能流布，便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藏僧人抄本《群书治要》，重新校刊。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宽政八年（公元1796年）尾张藩主家以五部移送长崎海关掌管近藤重藏，托其转达中华。近藤氏以一部存长崎圣堂，一部赠诹访社，三部赠唐商馆，由中国商人携回，《群书治要》重回中土。嘉庆七年，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序中已言及天明本《群书治要》。其后，《群书治要》入阮元辑《宛委别藏》。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曾将《群书治要》重新排校出版。《群书治要》得以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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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我国原驻日本大使符浩先生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天明版《群书治要》，后带回国交由吕效祖先生点校，先后出版了《群书治要》点校本和《群书治要考译》。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曾为该书题词：“古镜今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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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这一罕见的治世宝典利益当今世人，这次我们将此书进行了注释和白话翻译，并补录了亡佚的三卷，以便于当前人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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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集成、世代治国安邦的经验汇编，是中华先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相信一定能够为当代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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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研读《群书治要》，可以达致“君”学可以治国、“臣”学可以辅政、“民”学可以齐家的效果。愿我辈同仁，共学此书；愿古圣先贤之教诲，利益世人，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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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译注》学习小组于壬辰年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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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译注 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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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余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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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却出现了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例如贪污腐败盛行、言路不够畅通、贫富悬殊拉大、国有资产流失、假冒伪劣充斥、食品安全堪忧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而与此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似乎没有这样严重。因此，很多学者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认为只有把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搬到中国，才可以解决中国社会出现的这些问题。这种观点既由于缺乏对社会治乱根源的深刻分析，并忽视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产生的宗教文化背景，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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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其人存，则其政举”：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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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腐败现象为例，腐败通常是指国家公务人员不正当地运用公共权力以获得非分的个人利益。从我国现实看，腐败现象的产生应具备三个条件：（一）领导者的私利观念和腐败思想——它说明为什么会腐败；（二）公共权力的存在，即领导者手中都掌握着一部分公共权力——它说明用什么去搞腐败；（三）体制的不完善和法制、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为以权谋私提供了可乘之机——它说明何以能够腐败。三者缺一，都不能导致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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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权力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但并不必然导致腐败。公共权力既可以善用，也可以恶用，关键在于谁来用、怎样用。因此，腐败的根源只能从用权者和用权制度两方面来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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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用权制度的角度看，体制、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是产生腐败的社会原因，是外因（缘）；从用权者的角度看，领导者私欲的膨胀和腐朽的道德观是腐败产生的思想原因，是内因（因）。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和第一位的原因，是事物存在的深刻基础。因此，要根除腐败，必须解决产生腐败的思想动因，提高领导者的道德素质和责任观念，培养领导者的正义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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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书治要·孙卿子》中提出：“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足以乱矣。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逸而国治，功大而名美；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其大意是说：有使国家昏乱的君主，没有必然混乱的国家。夏禹治国的礼法制度没有灭亡，但是夏桀并没有承继夏主的遗志；文王武王时的礼法制度尚存，但是周朝的后代也没有世代称王天下。所以礼法制度不能孤立地存在，有了圣明的君主，礼法制度才会存在，失去了圣明的君主，礼法制度也会随之消亡。法制，是治理国家的始端（凭依），而人（君子）是法制的本源。所以有了贤人君子，法律即使简略，也会使国家普遍得到治理；如果没有贤人君子，法律即使很完备，也会使国家混乱。所以圣明的君主迫切需要得到治国的贤才君子。得到了这样的人，自身就可以很安逸，而国家也能得到很好的治理，功绩伟大而名声美好。如果不能得到治国的人才，就会自身劳苦而国家混乱，功业败坏而声名狼藉。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道德教育培养具有道德素质的人（特别是领导者）才是社会治乱的根本。这一点，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西方都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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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是在宗教文化的传统中产生的。换言之，西方的政治制度维护了程序上的公平正义，但仁慈博爱、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道德情感是通过教会培养的。所以，事实上，西方人维护社会秩序是依靠“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一手抓仁爱诚信的道德教育。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却仅仅看到了其重视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的一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制度所得以建立的根：即一定程度的公民道德素质。所以即使可以把西方某些先进的制度搬到中国来，但是却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例如把西方奉行的民主制度搬到某些乡村进行民主选举村干部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贿选拉票、营私舞弊等现象，让民主选举都变了味。显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制度问题，而更根本的是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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