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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译注 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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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余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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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却出现了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例如贪污腐败盛行、言路不够畅通、贫富悬殊拉大、国有资产流失、假冒伪劣充斥、食品安全堪忧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而与此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似乎没有这样严重。因此，很多学者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认为只有把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搬到中国，才可以解决中国社会出现的这些问题。这种观点既由于缺乏对社会治乱根源的深刻分析，并忽视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产生的宗教文化背景，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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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其人存，则其政举”：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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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腐败现象为例，腐败通常是指国家公务人员不正当地运用公共权力以获得非分的个人利益。从我国现实看，腐败现象的产生应具备三个条件：（一）领导者的私利观念和腐败思想——它说明为什么会腐败；（二）公共权力的存在，即领导者手中都掌握着一部分公共权力——它说明用什么去搞腐败；（三）体制的不完善和法制、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为以权谋私提供了可乘之机——它说明何以能够腐败。三者缺一，都不能导致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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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权力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但并不必然导致腐败。公共权力既可以善用，也可以恶用，关键在于谁来用、怎样用。因此，腐败的根源只能从用权者和用权制度两方面来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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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用权制度的角度看，体制、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是产生腐败的社会原因，是外因（缘）；从用权者的角度看，领导者私欲的膨胀和腐朽的道德观是腐败产生的思想原因，是内因（因）。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和第一位的原因，是事物存在的深刻基础。因此，要根除腐败，必须解决产生腐败的思想动因，提高领导者的道德素质和责任观念，培养领导者的正义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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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书治要·孙卿子》中提出：“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足以乱矣。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逸而国治，功大而名美；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其大意是说：有使国家昏乱的君主，没有必然混乱的国家。夏禹治国的礼法制度没有灭亡，但是夏桀并没有承继夏主的遗志；文王武王时的礼法制度尚存，但是周朝的后代也没有世代称王天下。所以礼法制度不能孤立地存在，有了圣明的君主，礼法制度才会存在，失去了圣明的君主，礼法制度也会随之消亡。法制，是治理国家的始端（凭依），而人（君子）是法制的本源。所以有了贤人君子，法律即使简略，也会使国家普遍得到治理；如果没有贤人君子，法律即使很完备，也会使国家混乱。所以圣明的君主迫切需要得到治国的贤才君子。得到了这样的人，自身就可以很安逸，而国家也能得到很好的治理，功绩伟大而名声美好。如果不能得到治国的人才，就会自身劳苦而国家混乱，功业败坏而声名狼藉。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道德教育培养具有道德素质的人（特别是领导者）才是社会治乱的根本。这一点，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西方都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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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是在宗教文化的传统中产生的。换言之，西方的政治制度维护了程序上的公平正义，但仁慈博爱、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道德情感是通过教会培养的。所以，事实上，西方人维护社会秩序是依靠“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一手抓仁爱诚信的道德教育。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却仅仅看到了其重视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的一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制度所得以建立的根：即一定程度的公民道德素质。所以即使可以把西方某些先进的制度搬到中国来，但是却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例如把西方奉行的民主制度搬到某些乡村进行民主选举村干部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贿选拉票、营私舞弊等现象，让民主选举都变了味。显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制度问题，而更根本的是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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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中庸》上记载孔子所言：“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领导者是高尚的、有道德的、有公心的人，无论是在何种制度下，都不会对社会、对企业、对单位造成太大的危害。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现的“能人现象”就是如此：一个企业马上就要倒闭了，但只是换了一个领导者，结果在短时间内就把企业扭亏为盈。其实，这个所谓的“能人”，不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而且首先是一位有德的人，因为他不是想方设法地把国有资产据为私有，他所制定的政策、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了整个企业的长远发展。诚如当代西方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泰尔所认为，无论道德原则有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他说：“无论美德与法律之间在其他方面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的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公平的制度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而即使公平的制度设计出来了，也必须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实施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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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也有同样的观点。在《群书治要·傅子》上就指出：“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说明贤明的领导者必须通过推行好的制度，才能达到社会安定。但并不是只有好的制度就能大治，还必须有贤能的人去推行善政。可见，要实现大治，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因此，我国当前社会改革的重点不是推行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而是要恢复圣贤教育，即培养具有正义美德的人。正如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勒纳德·汉德（Learned Hamd）所说：“我总是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求助于宪法、法律、法院、法官来实现公平和正义，我反复地告诫你们，这么做是错的。因为真正的公平正义只存在于男女老少的心中，如果公平正义在人们的心中死去，宪法、法律、法院、法官谁也救不了他！”也就是说，如果人的良心已经泯灭，领导者为了私利而无视公平正义的存在，制度的改革最终也只能沦为某些聪明人更加堂而皇之腐败堕落的保护伞。忽视了圣贤教育的制度改革，无法挽救因为人的良心泯灭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反而还会出现《群书治要·汉书》上所说的：“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以薪救火。”意思是说：法律一出来，奸诈就生起；命令一颁布，欺诈的行为也随之出现，就像扬汤止沸，以薪救火一样，不仅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反而还使它愈演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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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道德教育而仅仅关注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会导致以下两个结果：一是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反社会行为”是指没有触犯法律但不道德的行为，如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中学生以强凌弱现象。此外，离婚率上升、青少年犯罪率上升、青少年犯罪年龄越来越低更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二是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可以把犯罪的人关进监狱，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犯人们在监狱里学到的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释放出来，仍然会危害社会，所以西方社会出现了《老子》上所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情形。《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上也说：“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意思是说，如果不能制止人们作恶的心，即使是每一天都以刀锯在外面执行死刑、惩罚犯人，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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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代西方社会也出现了以上这两个问题。原因就在于近现代以来，一些西方人把宗教斥为迷信，并且宣称“上帝死了”，普遍地忽视了重视仁慈博爱的宗教教育所致，而这些问题仅靠维护公平正义的民主政治制度本身是无法解决的。正如麦金泰尔在他的另一本著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所质疑的：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谓的正义制度、正义规则是“谁之正义”呢？（2）由此可见，社会和谐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即古人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群书治要·孟子》也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只有仁人应处于领导地位。不仁的人处于领导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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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教而杀谓之虐”：唯有圣贤教育可以导正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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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才兼备的领导者不是凭空出现的，必须靠教育才能培养出来。在《群书治要·盐铁论》中就提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在《群书治要·淮南子》上也说，“不知礼义，不可以刑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这就说明，靠法律和制度建设可以把不孝的人判处死刑，但是不能够使人们成为孔子、曾子那样有德行、有孝心的人；法律也能够把窃贼给以刑法的制裁，但是不能使人成为伯夷那样有廉洁、有志气的人。孔子教育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言为世则，行为世法，一言一行，都能成为世间的表率，是依靠教育所成就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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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书治要·史记》上也记载：“汉兴，破觚而为圆，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道德教化）不在此（法制的严苛）。”意思是说，汉朝兴起，去掉棱角而力求宛转，免去繁文缛节而提倡质朴，法网宽疏得可以漏掉能吞噬船只的大鱼，可是吏治却蒸蒸日上，谁也不敢为非作歹，百姓和美安定。由此看来，治理国家重要的是道德的引导，而不在于刑罚的严酷。在《论语》上孔子也提出：“不教而杀谓之虐”。也就是说，在位者没有教导人们仁义慈悌的道理，人们因为缺少伦理道德的教育、不知道做人的本分责任而走向违法乱纪的道路，就被处以死刑，这种政治属于虐政。在《群书治要·汉书》上也说：“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导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导之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意思是说：用礼义治国者，积累的就是礼义；用刑罚治理国家者，积累的就是刑罚。刑罚用多了人民就怨恨背叛，礼义积多了人民就和睦亲爱。本来世代君主都想让人民德行美好的意愿是相同的，但用以使人民德行美好的办法却不同。有的是用道德教化来引导，有的是用法令来驱使。用道德教化引导，德教和谐时人民的精神状态就表现出欢乐；用法令来驱使的，法令严酷而民风就呈现出哀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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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圣贤文化，注重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形式培养德才兼备的人作为官吏的候补，并进而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了“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保证了德才兼备的人被选拔到领导职位上。换言之，这种政治制度同时兼顾了公平正义和仁慈博爱两个方面。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圣贤政治。在这种政治制度中，所有的制度建设和改革都是围绕着如何把人培养成为一个好人而设计的，其结果是“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群书治要·六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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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政治所达到的是高于“不能欺”和“不敢欺”的“不忍欺”（《群书治要·史记》）的理想效果。在《群书治要·体论》中也说到：“德之为政大矣，而礼次之也。夫德礼也者，其导民之具欤。太上养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让，处劳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赏而欢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此治之下也。”意思是说：用道德教化是第一位的，礼法则紧随其后。道德与礼法都是引导人民的工具啊！远古时代的道德教化，使人民日益转向善良，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转向善良，这是最好的治理；其次，使人民互相礼让，身受劳作之苦而并无埋怨，这是次一等的状况；再次就是用法规来纠正，使人民因利益得到保障而喜欢从善，因畏惧刑罚而不敢做非法之事，这是最末一等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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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废弃圣贤政治不用的结果，在《群书治要·六韬》上也有所说明：“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乱世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意思是说，国君把世俗（大众）所称道的人当作有贤能智慧的人，把世俗（大众）所诋毁的人当作不肖之人，那就会使党羽众多者被提拔，不结党者被排挤。这样奸邪势力就会结党营私而埋没贤能的人，忠臣无罪而被置于死地，奸臣用虚名取得爵位，所以社会更加混乱，国家也就难免陷于危亡的局势了。可见，如果社会大众的道德素质（如自私自利）和理性能力（短视没有远见）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采取民主政治的后果更加不堪设想。可见，无论是圣贤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是以一定的公民道德素质和理性能力为基础才能达到理想效果。忽视了人的道德素质提升而仅仅关注民主制度的推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由于人的良心泯灭而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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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统一历史的国家。如果采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这种长期统一的历史所形成的国家就如同是一个大的统一的超级市场，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经验，实行的以重视伦理道德教育为基础的圣贤政治。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缺少长期统一的历史经验，就如同一些小摊贩一样。为了把诸多的小摊贩管理起来，所以采取了建立在两党制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形式。如果我们现在放弃了圣贤政治而采取民主政治的形式，就等于放弃了超级市场的管理方式而学习小摊贩的管理方式，是十分可笑而可悲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的根源在于自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批判，使我们一度丧失了文化自信心。所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非常及时而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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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是可以教得好的”：中国传统圣贤教育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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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中强调说：“我们要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中取长补短，从而培育具有时代精神、自尊自信、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3)的确，目前我们的道德建设之所以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虚心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伦理道德教育的规律，因而导致了目前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对道德教育规律的理解不足，并进而使人们对道德教育丧失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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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道德教育处于“谈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必要”的尴尬地位。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圣贤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并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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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标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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