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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废弃圣贤政治不用的结果，在《群书治要·六韬》上也有所说明：“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乱世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意思是说，国君把世俗（大众）所称道的人当作有贤能智慧的人，把世俗（大众）所诋毁的人当作不肖之人，那就会使党羽众多者被提拔，不结党者被排挤。这样奸邪势力就会结党营私而埋没贤能的人，忠臣无罪而被置于死地，奸臣用虚名取得爵位，所以社会更加混乱，国家也就难免陷于危亡的局势了。可见，如果社会大众的道德素质（如自私自利）和理性能力（短视没有远见）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采取民主政治的后果更加不堪设想。可见，无论是圣贤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是以一定的公民道德素质和理性能力为基础才能达到理想效果。忽视了人的道德素质提升而仅仅关注民主制度的推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由于人的良心泯灭而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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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统一历史的国家。如果采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这种长期统一的历史所形成的国家就如同是一个大的统一的超级市场，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经验，实行的以重视伦理道德教育为基础的圣贤政治。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缺少长期统一的历史经验，就如同一些小摊贩一样。为了把诸多的小摊贩管理起来，所以采取了建立在两党制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形式。如果我们现在放弃了圣贤政治而采取民主政治的形式，就等于放弃了超级市场的管理方式而学习小摊贩的管理方式，是十分可笑而可悲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的根源在于自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批判，使我们一度丧失了文化自信心。所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非常及时而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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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是可以教得好的”：中国传统圣贤教育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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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中强调说：“我们要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中取长补短，从而培育具有时代精神、自尊自信、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3)的确，目前我们的道德建设之所以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虚心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伦理道德教育的规律，因而导致了目前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对道德教育规律的理解不足，并进而使人们对道德教育丧失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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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道德教育处于“谈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必要”的尴尬地位。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圣贤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并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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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标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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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是从治国理念的高度来加以重视的。早在《礼记·学记》上就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和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而使人的善良不断增长。强调了教育的先后次序一定是首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即先培养德行，后学习知识、技能，也就是《三字经》上说的“首孝弟，次见闻”。只有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伦理关系协调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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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规范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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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讲：大道至简。所以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明确简要，易记易传，因而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普遍奉行的价值观，这包括四维（《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仁义礼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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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内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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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是由儒释道三家来共同承担的，因此，除了伦理道德教育之外，还包括因果教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核心都是教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特别是因果教育，贯彻于儒释道三家教育之中，如《易经》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学》的德本财末、“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中庸》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皆属因果教育；而道家以讲因果报应为主题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帝觉世经》更属于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佛教讲因果通三世，把因果规律讲得更为彻底。中国历史上虽无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因社会国家大力提倡因果教育，使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报时未到”的观念深入人心，妇孺皆知，故人不敢胡作妄为，无法无天。这些都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和达到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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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形式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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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形式多样，并且构成了一个完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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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育，养子使作善也”《说文解字》）。古人持家治国，可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但自五四运动已来，传统文化惨遭批判，家规大都被废弃，即使能够自我反省，也因无所凭依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致使做人没有做人的准则，才导致人心悖逆、越理犯分之事层出不穷。所以，从恢复家规（《弟子规》是中国传统家规的集大成者）开始重视家庭母教，可以从小教会子女做人的规矩，也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可以共同遵守的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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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群书治要·汉书》中说到：“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意即古代的君王，没有不把教化看作是大事的。他们设立大学以教化于国都；设立庠序（地方学校）以教化于城镇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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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社会教育秉持了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理念。因此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不论音乐、歌舞、戏剧、诗词等等，无不是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这样才能使社会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网际网络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会教育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更是起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所以我们的文化部门、新闻媒体，网际网络等，更应当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为倡导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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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序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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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论语》上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仁之本与。”这就是说，劝人为善的道德教育，应当从培养人的孝心开始。这是因为，孝的教育，培养的是人的一种恩义、情义的情感。如果恩义、情义的处世原则培养不起来，就会形成一种以利害为取舍的处事原则，这样的人往往就会做出见利忘义或忘恩负义的事情来。而孝是靠老师来教导的，所以孝亲与尊师紧密联系在一起。老师所教导的孝包括：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慧。因此，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群书治要·孝经》上也讲：“长幼顺故上下治”。可以说，孝心一开，百善皆开。孝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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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保障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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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是通过教育、考试、人才选拔、监察、法律、激励制度保障的。例如：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孝经》有：“五行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规定对不孝者要“斩首枭之”。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而其中不孝罪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规定，骂祖父母与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者处以斩刑，从而对不孝的种种罪行作出了更具体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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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一个县发生了一件儿子杀父亲的逆伦事件。结果，不仅这个儿子被处死刑，县长因失职而被撤职查办，巡抚（相当于省长）也被记过。此外，皇帝亲自下令，把这个县的城墙拆掉一个角，因为在古人看来，一个县出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是这个县所有人的耻辱。这样的处分一做出来，就起到良好的警戒和教育作用，有利于形成人们明确的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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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法制方面强化推行道德教育以外，中国传统社会还通过建筑物的设计来有效地强化和实现伦理道德的教育，把伦理道德的教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民间的四合院建筑，正是为了便于实行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大家庭的生活。此外，在中国传统社会承担着重要道德教育功能的建筑物有三种：一是供奉祖宗的祠堂，它承担着教“孝”的功能，教导人知恩报恩，达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效果；二是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的孔庙，它教人尊师重道，承担着道德教育的功能；三是供奉了阎王的城隍庙，城隍庙里面描绘了地狱的种种情景，让人明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关系，这有助于帮助人们形成内在的自律，使人从内心不敢去做坏事，承担着因果教育的功能。这种高度艺术化的社会教育，体现在传统建筑、雕塑、音乐、绘画、美术之中，成为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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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中国古代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简单的讲，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也就是说，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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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方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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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因此特别强调了“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强调了作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的领导人的道德示范作用。在这方面，古人反复强调：“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家安而天下治。福祸在君，不在天时”。“无伦常，无贵贱之礼，喜听谗用举，无功者赏，无德者富，无礼义，无忠信，无圣人，无贤士，无法度，无称衡，此国之大妖也。”“吏暴虐，残贼败法乱行，而上下不觉，此亡国之时也。上好货，群臣好得，而贤者逃伏，其乱至矣。”（《群书治要·六韬》）“圣哲君子，治之源也，官人守数，君子养源，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而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故政令不繁而俗美。百姓顺上守法而安乐之矣。”（《群书治要·荀子》）可见，真正贤圣的国家领导人不仅是身体力行了礼义忠信的道德楷模，而且也是在治国理念上落实“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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