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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继踵：接踵，前后相接。（2）不逮：不及。（3）鞫案：审讯考问。鞫，音居。（4）孝成终没之日，不知王章之直：《汉书·王章传》：“王章字仲卿，泰山巨平人也。……成帝立，征章为谏大夫，迁司隶校尉，大臣贵戚敬惮之。王尊免后，代者不称职，章以选为京兆尹。时帝舅大将军王凤辅政，章虽为凤所举，非凤专权，不亲附凤。会日有蚀之，章奏封事，召见，言凤不可任用，宜更选忠贤。上初纳受章言，后不忍退凤。章由是见疑，遂为凤所陷，罪至大逆。”《汉书·成帝纪》：“（阳朔元年）冬，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狱死。”（5）孝哀终没之日，不知王嘉之忠：王嘉，字公仲，西汉平陵人。以明经射策甲科为郎。建昭中，任光禄掾。建平中，迁御史大夫。哀帝时为丞相，封新甫侯。元寿元年，哀帝宠幸董贤，欲封董贤为侯，王嘉反对，曰：“往古以来，贵臣未尝有此，流闻四方，皆同怨之。”又曰：“千人所指，无病而死。”哀帝怒将王嘉下狱。狱中绝食二十余日，呕血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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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对君主的称颂，没有超过英明的了；对臣下的美誉，没有超过忠诚的了。这两种美德，是古往今来君主和臣下所共同希求的。然而，英明的君主不是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出现，忠诚的臣下一万人中也难有一个。这并非因为他们愚昧昏庸智力不足而讨厌名声远扬，而是因为他们所追求圣明、忠诚的方法不得当。（君主的）英明是依靠臣下而建立的，（臣下的)忠诚是依靠君主而成就的。两个人同心同德，其锋利可以截断金属。要达到这种效果，其关键就在于明智地运用法令策略而已。帝王，他所掌握的利益很多，他的威势很强大，仅以重利悬赏，便足以劝人向善；仅施用威势，就可以惩办奸邪。如果设立重利来诱导百姓，操持威严来驱使民众，就可以让全天下的人冒着锋利的刀刃而不遗憾，赴汤蹈火也不畏难。难道说仅仅带领百姓共同治理国家反而就不合适了吗？例如鹰，原是野鸟，然而猎人驱使它，尚能使它整日奋力搏击而不敢懈怠。哪有身为人臣却不能使其竭尽全力的道理呢？所以，进献忠诚，扶助危难，是贤人与不贤之人都愿意做的。确实都愿意这样做，但行为却违背初衷的原因，是他们常苦于那样做没有利益反而有害，忠言未能被相信而自己却身败名裂。广泛观察自古以来爱戴国君、为主分忧、敢直言进谏的臣子，忠诚信实之心还未能上达君主，就被君主左右之人抓去审讯拷问，以至于后来变成愚劣、邪恶、不肖之臣的人，岂可尽数！汉成帝到临死之日，还不知道王章的正直；汉哀帝到去世之时，也不知道王嘉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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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后贤虽有忧君哀主之情、忠诚正直之节，然犹且沉吟（1）观听，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显其节，良吏必待察主乃能成其功。故圣人求之于己，不以责（2）下也。凡为人上，法术明而赏罚必者，虽无言语而势自治；法术不明而赏罚不必者，虽日号令然势自乱。是故势治者虽委之不乱，势乱者虽勤之不治也。尧、舜拱己（3）无为而有余，势治也。胡亥、王莽驰骛（4）而不足，势乱也。故曰：“善者求之于势，弗责于人。”是以明王审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黩（5）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称其职，此由法术明也。是故圣人显诸仁，藏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后致其治而成其功。功业效于民，美誉传于世，然后君乃得称明，臣乃得称忠。此所谓明据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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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沉吟：迟疑，犹豫。（2）责：要求。（3）拱己：垂拱。谓无为而治。（4）驰骛：奔走。（5）黩：轻慢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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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以后的贤人即使怀有为君主忧虑、哀痛的情操，忠诚、正直的节义，然尚且迟疑不决，观望探听。因此，忠臣必须要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显出他的节操；贤能的官吏必须要遇到明察的君主，才能成就他的功业。所以圣明的君主总是要求自己，而不责求臣下。大凡作为国君，法令策略严明而赏罚必行的，即使不出一言，天下局势也自然安定；法令策略不严明而赏罚不一定执行的，即使每天发号施令，而天下局势也自会混乱。所以，局势安定的，即使将国事委托给大臣也不会混乱；局势混乱的，即使君主再辛苦也治理不好。尧、舜垂衣拱手，不需要亲力亲为，而治理天下绰绰有余，这是因为天下局势安定；胡亥、王莽不停奔忙，而仍然不能使天下大治，这是因为天下局势混乱。所以说，明白事理的人谋求改变局势，而不责难别人。因此，圣明的君主详究法度，颁布教令，不怀私心行事而扭曲法律，不轻慢教化而损辱政令。所以臣下敬重君主的话并奉行他的禁令，竭尽其全力来与自己的职位相称。这是由于法令策略严明的缘故。因此，圣人显示其公正之心于仁德之中，隐藏其公正之心于法令策略的作用之中，神妙地潜移默化，使人民都能与之相适应，然后使国家安定而成就其功绩。功业惠及百姓，美好的声誉传于世上，然后君主才能称得上英明，臣子才能称得上忠诚。这就是所谓“君主的英明靠臣下才能建立，人臣的忠诚要靠君主才能成就；两个人同心同德，其锋利可以截断金属”的道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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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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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德化，即道德教化。《礼记·学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意思是建立一个国家，领导全国人民，要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此处的教育指的就是古圣先贤的伦理道德教育。只有通过这样的教育，人民的性情才会归于纯正，社会风俗才会归于淳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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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1）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上君抚世（2），先其本而后其末，顺其心而理其行。心情苟正，则奸慝（3）无所生，邪意无所载矣。是故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故曰（4）：“听讼（5）吾由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导之以德，齐之以礼（6）。”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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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苞：通“包”。孕育，养育。（2）抚世：治理天下。（3）奸慝：奸恶的心术或行为。（4）“故曰”下三句：语出《论语》。（5）听讼，听理诉讼、审案。听讼吾由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语出《论语·颜渊》。（6）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语出《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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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君主治理国家，最大的莫过于（坚持）道义，最盛的莫过于（修养）德行，最美好的莫过于（推行）教导，最神妙的莫过于（实现）化育。道义是用来守持国家的，德行是用来养育万民的，教导是用来觉悟百姓的，化育是用来引导百姓达和谐的。人民有其禀性和情感，有其风气和习俗。禀性情感，是心理、是根本；风气习俗，是行为、是末节。古代君王治理国家，先注重根本，后治理末节，顺应百姓的心理而规范他们的行为。心理、情感如果端正，那么奸恶的心行就无从产生，邪恶的念头也就无处立足了。因此，古代的圣王不致力于管理民众的事务，而致力于治理人民的内心。所以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是一样的，重要的是必须使诉讼不再发生。”“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义来规范百姓”。人民彼此亲爱，就不会有互相伤害的想法；行事想到道义，就不会有奸诈邪恶的念头。像这种状况，不是法律所能支配的，也不是严刑所能强迫的，这是教化所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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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圣人甚尊德礼而卑刑罚，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1），而后命皋陶以五刑三居（2）。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3）民短而诛过误，乃以防奸恶而救祸败，捡（4）淫邪而内（5）正道耳。民蒙善化，则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恶政，则人有怀奸乱之虑。故善者之养天民（6）也，由良工之为曲豉（7）也。起居（8）以其时，寒温得其适，则一荫（9）之曲豉尽美而多量。其遇拙工，则一荫之曲豉皆臭败而弃捐。今六合（10）亦由一荫也，黔首（11）之属，犹豆麦也，变化云为（12），在将者耳。遭良吏则皆怀忠信而履仁厚，遇恶吏则皆怀奸邪而行浅薄。忠厚积则致太平，奸薄积则致危亡。是以圣帝明王，皆敦（13）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民之生世也，犹铄金（14）之在炉，方圆薄厚，随熔制耳。是故世之善恶，俗之薄厚，皆在于君主。诚能使六合之内，举世之人，咸怀方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恶，各奉公正之心，而无奸险之虑。则羲、农（15）之俗，复见于兹，麟龙鸾凤（16），复畜于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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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尚书·舜典》：“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契，人名，传说中商的祖先，舜时佐禹治水有功，任为司徒，封于商，赐姓子氏。敷，施予、施行。五教，即五常之教，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道德的教育。（2）皋陶以五刑三居：《尚书·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五刑，五种轻重不等的刑法，秦以前为墨、劓、剕（刖）、宫、大辟（杀）。三居，古代依罪行的轻重分别将犯人流放到远近不同的三个地方。《书·舜典》孔传：“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3）司：通“伺”。侦察，探察。（4）捡：约束。（5）内：“纳”的古字。使进入。（6）天民：指人民；普通人。（7）曲豉：用大豆发酵制成的调味品。也叫豆豉。（8）起居：举动，行动。（9）荫：指地窖或暗室。（10）六合：天地四方。（11）黔首：古代称平民、老百姓。（12）云为：言论行为。《易·系辞下》：“变化云为，吉事有祥。”孔颖达疏：“或口之所云，或身之所为也。”（13）敦：崇尚，注重。（14）铄金：指熔化的金属。（15）羲、农：伏羲氏和神农氏的并称。（16）麟龙鸾凤：麟，麒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形状像鹿，头上有角，全身有鳞甲，尾像牛尾，古人以为仁兽、瑞兽。鸾，即鸾鸟，传说中的神鸟、瑞鸟。凤，即凤凰，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雄的叫凤，雌的叫凰。此四物皆象征祥瑞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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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圣明的君主非常尊崇道德礼教而轻视刑罚。所以舜先诏令契来恭敬地施行五常之教，而后才命皋陶使用五种刑法，对犯人的放逐要区别出远近三等。因此，凡是制定法令的人，不是为了窥探百姓的短处，从而惩罚他们的过错，而是为了防止奸恶而拯救灾祸败乱、约束邪恶而使之纳入正道。百姓受到善良的教化，那么人们就会有士人君子的存心；遇到恶劣的政治，那么人们就会怀有奸邪作乱的想法。所以，贤善的君主养育人民，犹如优秀的技师制作豆豉一样。举动要适时，温度要合适，那么这一窖的豆豉就会味道鲜美而产量多。假如遇到笨拙的工匠，那么这一窖的豆豉就都会发臭腐烂而被扔掉。现在天下也如同一个地窖，百姓则如同豆、麦，其言论行为的变化，在于领导他们的人。百姓遇到好的官吏，就都会心怀忠诚信义而践行仁爱宽厚；碰到不良官吏，就都会心怀奸诈邪恶而行为浅薄。积累忠信仁厚就会实现天下太平，积累奸邪浅薄就会导致天下危亡。因此，圣帝明王都注重德教而轻视严刑。道德，是用来修养自身的；威刑，是用来治理人民的。百姓生活在世上，犹如熔化的金属在炉中，是方是圆，是薄是厚，都随着熔炉的形状来制作。所以，世间的善与恶，风俗的薄与厚，都在于君主。果真能让普天之下、举世之人，都怀有正直厚道的性情，而没有浅薄的恶行，各自奉献公正之心，而无奸诈阴险的想法，那么伏羲、神农时代的风俗就会重现在眼前，麒麟、祥龙、鸾鸟、凤凰这些瑞兽祥鸟，就又会聚集在郊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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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译注 卷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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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寔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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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崔寔政论》为东汉政论家崔寔所著。《隋书·经籍志·法家》著录为六卷，《旧唐书·经籍志》作五卷。原书宋时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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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寔的主要活动时期，几乎和桓帝朝相始终。这时已是东汉政治经济的黑暗和破坏时期。从《群书治要》所收《政论》部分内容看，是文深刻地分析论述了东汉后期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一系列重大问题，指出为政者须居安思危，励精图治，明辨忠奸，善用贤能；强调严明法度，信赏必罚，以民为本，重农抑商；并针对当时下层官吏俸禄菲薄，贪赃枉法屡有发生，一年数次大赦而致犯罪愈加猖獗等现象，提出了重爱臣属、厚俸养廉、慎言赦免、根治犯罪等一系列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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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重刑”思想。由于桓帝时的腐败统治，导致社会犯罪率大增，针对这种现实情况，崔寔认为“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德”“刑”的用途，因时而异。当时是“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的乱世，应当用重刑治理。他赞扬汉宣帝采取严刑峻法，使社会安定；批评汉元帝奉行儒术，“多行宽政”，成为西汉王朝“基祸之主”。北宋司马光认为崔寔的这种严治之说，针对时弊，可以“矫一时之枉”。不过司马光又申明，此“非百世之通义”，只有“宽猛相济”才能“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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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在《后汉书》中称赞是文“指切时要，言辨而确，当世称之”“言当世理乱，虽晁错之徒，不能过也”。仲长统称赞说：“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意思是，《政论》可作为君主的座右铭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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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收录《政论》，专取精实，而腴语美词，芟除净尽。然于当时积弊，已胪列无遗。治乱兴亡，古今一轨。故足可为后世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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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崔寔（公元103年—公元170年），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东汉后期著名思想家、政论家。幽州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一带）人。出身官宦世家，是东汉著名文学家崔骃之孙、崔瑗之子。祖父崔骃以文学留名，父亲崔瑗以书法留名，崔寔则以《政论》青史留名。少时沉静，喜好典籍。父卒，隐居墓侧，三年服终，三公推荐出仕皆不就。桓帝初（公元147年）以“至孝独行”官至议郎（著作官），并曾参与撰述本朝史书《东观汉记》。后被任为五原（今内蒙古地区）太守，有政绩。因病被征召还京，拜为议郎，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冀因罪被诛，崔寔因是其故吏而被免了官，禁锢了几年。这时鲜卑多次犯边，崔寔经司空黄琼推荐，出任辽东太守。适值其母病故，请求归葬行丧。服丧后，召拜尚书。他因“世方多难，称疾不视事”，数月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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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寔一生寒素，为政清廉。其父去世时，他变卖田宅，为起坟墓，立碑颂，因此“资产竭尽”，乃以酿酒贩卖为业，时人多以此讥笑之。但崔寔以此为业，仅为生活所需，“取足而已，不致盈余”。后“历位边郡，而愈贫薄”。死时“家徒四壁，无以殡殓”，朋友“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熲”等“为备棺椁葬具”，“大鸿胪袁隗立碑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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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寔明于政体，多有著述。《政论》一篇专论当世之事，对现实直言抨击，为其代表作。他并著有《四民月令》一书，为后世研究古时农业及经济的重要典籍，其部分内容收录在《齐民要术》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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