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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监察机制形成于秦汉，成熟于隋唐，明清时期达到顶峰。这套机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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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系统独立，垂直管理，直属皇帝领导。监察官员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其他机构和官员的制约。早在汉代，汉武帝就分全国为十三个监察区，称之为“十三州部”，每部设刺史一人，负责一州监察，刺史与地方长官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后来历代监察官员也都自成体系，监察首长通常都直接对皇帝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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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监察官员位卑权重，以小制大。汉朝时，十三州刺史的官秩不过六百石，与县令相当，但却可监督秩二千石的郡守。明代也是这样，明代监察官的品秩很低，给事中和御史均为七品左右的小官。就是这样的小官，都被赋予了重权，“谏官虽卑，与辅臣等”。[15]另《元城语录》曾有记载：“秩卑则其人激昂，权重则能行志。”就是说，地位低，所以进取心强；而权力大，则能有效监督大员。赵翼也说：“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而权重则整饬吏治之威重。”[16]高级官吏既得利益太多，所以遇事顾虑重重，愿意息事宁人；小官则急于求进，锐意敢为，不会像高官那样老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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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建立多重监察网络，多种监察方式并用。汉代起，就设有中央和地方两层监察网络。明代朱元璋确定都察院作为最高监察权力机关，执行对中央包括六部官吏的监察。在地方上设十三道监察御史，监察所辖各道，并且可以监督中央的都察院。定期从中央派出御史巡察各道，称为“巡按御史”。另外，各省行政长官对本地方、本部门的官员同样具有监察责任。这样就形成了多重的、相互制约的监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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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历代帝王在监察体制建设上殚精竭虑，但是总体来说，历代王朝的监察系统发挥的作用都非常有限，特别是到了王朝中后期，基本都失去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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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清一代的所有贪污大案的案发，或者是由政治因素主导，或者由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引发，但朝廷的监察制度，在几乎所有大案中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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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轰动一时的尚书齐世武、布政使觉罗伍实等多名大员的集体贪污案，是由两位官员的妻子到京城控告，才引发社会轰动，并得到皇帝关注的。“原任陕西宁州知州大计参革姚弘烈妻孙氏叩阍，控告原任甘肃布政使觉罗伍实、庆阳府知府陈弘道等勒索银两一案。又原任庆阳府知府陈弘道妻王氏叩阍，控告四川陕西总督殷泰等徇庇知州姚弘烈，将氏夫严刑拷讯一案”[17]，平时从不抛头露面的官员夫人亲自告御状，出了如此轰动性的新闻，此案才得以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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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时期侍郎伊都立贪污军粮的案发，则更有戏剧性。曾任山西巡抚的伊都立，因罪被革职发往战场效力，负责采买军粮。他与下属范毓馪共同贪污军粮款项，伊都立贪污白银20 000余两，范毓馪亦贪污白银数千两。范毓馪将银两分装于军粮袋子和衣物行李当中，行军当中行李破损，银两不停掉出，后来随行的军人不断捡到银锭。“捡元宝”的新闻在军中传开，这才引起多方关注，二人方遭到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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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最大一起贪污案的查办，也是因为偶然因素。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人苏四十三率回民起义，乾隆皇帝派兵进剿。由于事发突然，甘肃一时难以筹集大量兵饷。时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为了表现自己，主动向皇帝表示，愿意捐出四万两，以解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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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本是穷乡僻壤，一个布政使怎么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乾隆由此生疑，派人密查王廷赞家产来源。清代历史上最大一起贪污案——“甘肃冒赈案”由此败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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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廷赞的前任，山西人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他以捐监赈灾为由，伙同其他官员共同贪污数百万两白银。据事后统计，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初，甘肃省共有274 450人捐了监生，收银15 094 750两，通省官员合计侵贪赈银2 915 60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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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严重的贪污案件长期未暴露，反映出清代监察机制形同虚设的状况。有清一代，放赈过程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规定发放粮米时，官员必须亲自到场，每日发放后，官员要亲自签字画押，以为凭证。全部发放完毕之日，还要在发放册首尾签上总名，通册加骑缝印记，以备上司检查。同时，还要将发放数目，具体领取人姓名、数额张榜公布，让百姓监督。然而王亶望命令全省官员自行捏报灾情，所有报灾、勘灾、监放规定均视为一纸虚文，无一执行。数年之间，不但从来没有人检查核实，也并没有人举报揭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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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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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出现这样严重的失灵状况，是因为传统监察机制通常都有以下不可克服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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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监察机构只是皇权的附属，并不能监督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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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传统监察制度的设计是为了监督官权而设的，它不但不是为了监督皇权，反而是为了强化皇权。虽然历代都有诤谏制度，但是否纳谏，则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意志、品格甚至心情。谏官一片好心，但是谏言如果不合圣意，轻则遭贬，重则丧命。比如永乐年间刑科给事中陈谔，“尝言事忤旨，命坎瘗奉天门，露其首”。[18]下场非常悲惨。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虽然历代都有法律，有“祖制”，但是法律和制度其实都必须服从皇帝的个人意志。皇帝很容易绕开制度，更改法律，法外施情，以情代法。比如明代成化、嘉靖皇帝喜欢方术，很多术士只凭一纸符箓，便可官运亨通。明武宗个性顽劣，多少大臣进谏也约束不了他的荒唐行为。所以一个王朝甚至一个时代，国家的精神面貌往往由皇帝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来决定。腐败的程度往往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勤勉状况。比如乾隆早期，因为皇帝励精图治，厉行惩贪，所以腐败程度低；但是到了乾隆晚期，皇帝意志懈怠，贪图享受，收受贡品，贪腐也随之在整个官场蔓延。历史上一个王朝到了中后期，皇帝往往会放松对自我的约束和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监察系统就完全失去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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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皇权是不可分割的，也不能让渡，所以传统社会不可能对皇权进行有效监督和制衡。事实上，除了皇权，古代王朝往往还有其他监管禁区。比如清代，虽然从制度上说监察官员可以举报任何不法事务，但是事实上极少有言官敢于弹劾满族的王公贵族，八旗事务也一向被言官视为言论的“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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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君主专制下的权力制约机制是封闭的、自上而下的线性模式，它排除任何外来力量的参与，特别是排斥民间的监督力量，因此是一种体制内的自体监督，效力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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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皇权不可分割的特性，所以官员无论分工如何，本质上都是皇权的代表。他们都处于同一权力体系之内，彼此之间并无根本冲突，都是既得利益群体和统治集团的一分子，即使反腐也是周期性的、局部的，受到同样的游戏规则的左右，而这个游戏规则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权力阶梯上面的人可以轻易压倒下面的人。所以监察官员打“大老虎”，随时可能被其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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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传统时代监察官员弹劾权臣的效果，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心态。明代权臣严嵩得势之时，曾经多次受到监察官员的弹劾，但言官证据确凿的弹劾并不能撼动严氏分毫，言官本身却或被夺官，或被下狱。虽然最后由于御史邹应龙等的参劾，严嵩被勒令致仕，但其根本原因则是“帝眷已潜移”[19]。再比如康熙朝大学士明珠得宠之时，“颇营贿赂，权倾一时”[20]，监察官员无人敢言。后来明珠失宠，御史郭琇才得以借机扳倒他。乾隆晚年，并不是没有耿直的言官举报和珅及其家人，只是他们的举报完全产生不了作用。及至嘉庆亲政，要除掉和珅，才授意言官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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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传统时代，大多数时候监察官员只能是在打“苍蝇”。万历年间，左副都御史丘橓曾经说：“（官场）贪墨成风，生民涂炭，而所劾罢者大都单寒软弱之流。”[21]也就是说，言官弹劾掉的，都是在官场上没有根基的、没有关系网庇护的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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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历朝皇帝都屡屡指责言官怠政溺职，比如顺治皇帝曾经批评都察院：“而近来各官弹章，其中多有摭拾塞责，将他人已经纠参之事，随声附和，明系党与陋习，岂朝廷设立言官之意。”[22]就是说，言官们只愿意在已经被打倒的“大老虎”身上踩上几脚，不敢自己去挑战“大老虎”。康熙亲政之后，屡次指责“迩来科道绝无奏章”[23]，“近时言官条奏参劾，章疏寥寥，虽间有入告，而深切时政从实直陈者甚少”[24]，到了晚年也曾评论科道官员说：“朕听政四十余年，言官有为人而言者，有受贿陈奏者，有报私仇而颠倒是非者。此等条奏，朕无不知。”[25]监察官员们有为了帮朋友弹劾对手的，有受贿后弹劾官员的，有为了报私仇而弹劾他人的，可出于公心的却很少。乾隆中后期，各省大案频发，但很少是由言官揭露的。乾隆对此非常气恼，经常责问言官为什么无人奏及。要这科道有何用？但是这种现象贯穿整个清代，科道官并没有因皇帝的痛责而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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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时代监察系统通常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自己人通常不会找自己人的麻烦。比如明代监察官员们互相包庇，形成潜规则，称之为“乃科不拾道，道不拾科”[26]。虽然分属不同的监察系统，但是从来不会自相残杀，“凡官自科中升出者，自方面至于侍郎，纵有过恶，科中以先僚之故，永不纠弹”[27]，即凡是出身自监察系统，以后虽然转任其他，也从不会受到监察官员的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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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很容易“猫鼠一窝”，在窃取“天家”利益的时候，结成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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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官权不受皇权以外的力量制约，特别是不受民众的制约，因此权力可以很容易寻租。监察官员和其他官员一样，受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所以他们会轻易将手中的监察权力作为向权贵们讨价还价的资本。比如在权臣张居正秉政时，“谏官言事必先请”[28]。又如“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势烜赫。其门生韩楫、宋之韩、程文、涂梦桂等并居言路，日夜走其门，专务搏击”，[29]充当权贵的鹰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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