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3068417e+09
1703068417
1703068418 今日在此,做得一大快事,说人捐金三千,买都老爷上折子,专言科举,今将小引呈上,现已集有千余矣,想两日内可成也。[35]
1703068419
1703068420
1703068421
1703068422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鲜明的规律,那就是历代官吏数量呈不断扩张趋势。明代刘体乾称:“历代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36]到了明代,文武官员共十二万余人。
1703068423
1703068424 同时,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数量比较精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不成倍增长。
1703068425
1703068426 比如唐代,初唐时厘定的京官定员只有640人。到了玄宗开元末期,京官人数达到2620人,外官人数则达到16 185人。
1703068427
1703068428 宋朝草创之初,内外官员不过才5000人;到了景德年间(1004—1007年),已达10 000多人;而皇祐年间(1049—1053年),更增加到20 000多人。南宋只有半壁江山,但是庆元年间(1195—1200年)内外官员竟达40 000余人。这是指官员,至于吏的数量更是惊人,宋真宗一次就裁汰冗吏190 000余人。
1703068429
1703068430 明代也是这样。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年),天下文职官吏数目不过5480员,武职官数在国初也不过为28 000员。世宗嘉靖朝时,刘体乾上疏指出:“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37]至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年),文官24 683员,武官100 000员。
1703068431
1703068432 那么由此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官僚系统为什么会不断扩张?
1703068433
1703068434 第一个原因,官僚体系的存在虽然是为皇权服务的,但是一旦出现,它本身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自我保护、自我繁殖的特点。按照“公共选择学派”理论来看,官僚机构本身是一个垄断组织,它垄断了公共物品的供给,缺少竞争机制;同时,公共物品的估价存在着困难,政府管理活动的输入、输出都是不可观察的。基于这些特点,官僚机构总是倾向于尽一切可能实现权力寻租,倾向于机构不断扩张,表现在官员数量上只能增不能减,既得利益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行政效率不断降低。
1703068435
1703068436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搞了多次减员增效改革,然而总的趋势却是愈裁愈多,大多数减员改革都失败了。比如宋代“景祐三年正月,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又诣衍第诟詈,乱投瓦砾”。[38]也就是说,当时皇帝命御史中丞杜衍负责裁减三司吏员。这些吏员怀疑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议的,十分愤怒,500多个吏员集体跑到宰相府去闹事,然后又跑到杜衍家门口破口大骂,乱扔瓦块石头,进行抗议。这一事件发生后,朝廷虽“诏捕后行二人,杖脊配沙门岛”[39],但“沙汰”之举也被迫“因罢”。再比如清代“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大规模裁撤冗员,成为保守派官员强烈反击的起点,不几日,变法即遭失败。
1703068437
1703068438 第二个原因,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也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官僚系统是君主专制的工具,官权是皇权的延伸,君主专制不断完善,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
1703068439
1703068440 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不断发展强化。每一次集权强化,就意味着国家权力不断延伸,造成官僚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
1703068441
1703068442 君主专制制度强化表现出两个方向:
1703068443
1703068444 一是皇权不断向下延伸,比如朱元璋强化“里甲制度”。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特点是民间组织、民间自治不断被打压,所有事务都要由官僚体系来把持,所以国家权力不断向基层扩张。
1703068445
1703068446 二是随着君主专制的发展,官员权力被不断分割,以期官员相互制衡,弱化他们对皇权的挑战。由此造成一官多职,官僚队伍进一步扩张。比如宋代为了防止地方割据,不断增设机构、分化事权,“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为六七”[40]。汉代初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只有郡、县两级,唐代地方行政也只有州府和县两级,而到了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在州府上面又加了一级政权叫“路”,设置了四个行政长官,即“帅”(安抚使)、“漕”(转运使)、“宪”(按察使)、“仓”(常平使),分别掌管军事、财政、司法、救济等要务,且四个长官互不隶属。州县过去只承奉一个顶头上司,而现在得应付四个顶头上司和其相对应的衙门。
1703068447
1703068448 历代裁减官吏数量的努力之所以失败,也与官权是皇权的代表这一因素有关。皇帝裁撤官吏数量,就意味着要简政放权,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这是皇帝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官僚权力受到约束之后,皇权也会相应萎缩。皇帝为了自己能更有力地控制社会,不得不依赖官僚集团,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过度触动他们的利益。
1703068449
1703068450 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最终导致“官多民少,十羊九牧”,百姓遭受搜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同时,它还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使“陋规”这一腐败产物长期无法铲除。革除“陋规”涉及根本性、大规模的财政改革,要把各种办公经费全部列入政府预算,政府也相应地提高税率。但是清代皇帝,以康熙为代表,都迷恋“轻赋薄税”的美名,把“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作为自己的政绩,不肯下功夫对财政税收体系进行理性分析和合理设计。只有雍正皇帝能做一定程度的突破,进行了“养廉银”改革。其实清代的绝大多数“陋规”,都可以用正式的税收来取代,让这些收费晒在阳光下,一方面可以解决政府实际支出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对百姓的压榨。但统治者拒绝做出必要的调整,其结果只能是富了官吏,穷了百姓,祸害了地方,也败坏了王朝的统治秩序。
1703068451
1703068452 [1]转引自单演义:《庄子天下篇荟释》,西北大学出版社,2009,第221页。
1703068453
1703068454 [2]薛居正等:《旧五代史(一)》卷一八,《梁书》一八,列传第八,《敬翔传》,中华书局,2000,第168页。
1703068455
1703068456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19页。
1703068457
1703068458 [4]顾炎武:《亭林诗文集·诗律蒙告》,《亭林文集·郡县论一》,刘永翔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7页。
1703068459
1703068460 [5]邓牧:《伯牙琴(附补遗)》,《君道》,中华书局,1985,第3页。
1703068461
1703068462 [6]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第39页。
1703068463
1703068464 [7]张廷玉等:《明史(二)》卷六七,志第四三,《舆服三》,中华书局,2000,第1101页。
1703068465
1703068466 [8]张廷玉等:《明史(二)》卷六七,志第四三,《舆服三》,中华书局,2000,第1102页。
[ 上一页 ]  [ :1.70306841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