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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按朱元璋的规定，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其数目必须与户部掌握的数字完全吻合才能通过。如有分毫差错，整个账目就要全部重新编写。各省离京师远的六七千里，近的几百里，为了减少麻烦，各地官员都带上已经盖好大印的空白表册，以备账册被驳回时，在京城就地重新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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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当然算是违规，不过其实也没有什么危害性。因为账册上盖的地方政府大印，都是“骑缝印”，就是每页纸上只有半个印章，这种空白纸张，并不能用来伪造其他公文。各地官员年年都这么办，已经成了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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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料，这一约定俗成的做法居然给天下官员带来了塌天大祸。洪武十五年的某一天，朱元璋偶然发现了这一情况。他认为这是天下官员在蔑视他的规定，勃然大怒，因此小小一事兴起大狱，自户部尚书周肃以下，各省与此事有关的官员，全部掉了脑袋。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空印案”杀掉了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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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惊天大案是“郭桓案”。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户部右侍郎郭桓等勾结地方官“侵盗官粮”，也就是把国家的税粮偷偷占为己有。朱元璋派人调查，发现情况属实，郭桓以及其他官员共侵吞了官粮七百万石。这一案导致礼部尚书赵瑁和六部的左右侍郎以下，都掉了脑袋，各省因牵连被杀的官员和富户，又有几万人。（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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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他还对文臣进行过大规模的集中清洗，洪武十九年（1386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罪妄言者”，声势都极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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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大案，中案、小案也每年都有。在日常生活中，朱元璋杀起文官来，真是随心所欲，逸兴遄飞，挥洒尽性。他一时不高兴，可能几百上千人就掉了脑袋。因此洪武一朝成了文官们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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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针对文官，朱元璋的反腐确实做到了“无禁区”，不管多近的皇亲国戚，只要事涉贪腐，他都不会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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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侯华云龙在北平私据元丞相脱脱的大宅第，犹嫌不足，还役使士卒修大长公主府并“僭用故元宫中物”[3]。朱元璋于是撤了他的职务，将他调回京师，后来他死于回京的途中。永嘉侯朱亮祖出镇广东，收受贿赂，强行释放被番禺知县道同关押的犯罪土豪和亲戚。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下令将朱亮祖和他的儿子府军卫指挥使朱暹一起鞭死。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夫婿，他不顾朝廷禁令，多次派家奴去陕西偷运私茶出边境贩卖。家奴个个倚仗权势，骄横暴虐，最终被一个小吏告发。朱元璋闻讯怒不可遏，“以布政司官不言，并伦赐死，保等皆伏诛”[4]，并写了一通敕书，慰问那个不避权贵的小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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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反腐，标准极高，连官员贪污一张信纸也绝不放过。翻开《御制大诰三编》，你会看见皇帝亲自惩办的贪污案里，有这些赃物：圆领衣服一件、纱巾一条、靴子两双、袜子一双、书四本……用这样的标准来惩贪，当然天下官员，几乎无人不是贪官。虽然从即位不久就开始如此严厉地惩贪，但直到洪武十八年，在朱元璋看来，贪污势头还是不减。大的腐败案消失了，小的腐败却仍然层出不穷。监察官员和锦衣卫报上来的贪污案件，每天都堆了满满一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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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辰：《国初事迹》，转引自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九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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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廷玉等：《明史（二）》卷九四，志第七〇，《刑法二》，中华书局，2000，第15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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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廷玉等：《明史（三）》卷一三〇，列传第一八，《华云龙传》，中华书局，2000，第25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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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孟春：《馀冬录》卷十《政治》，刘晓林、彭昊、赵勖、蔡莹校点，岳麓书社，2012，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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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四节 思维混乱的反腐条规：《大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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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屡禁不绝的贪腐行为，朱元璋对形势做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他认为，他的官僚体系，基本上全烂掉了。在他的诏书里，他指控的对象往往是官员全体：“朕自开国以来，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后，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无厌。”[1]他的“秘书”刘三吾代他作的《御制大诰·后序》中说：“日者中外臣庶罔体圣心，大肆贪墨。”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自己则亲口说：“曩者所任之官，皆是不才无籍之徒。一到任后，即与吏员、皂隶、不才耆宿及一切顽恶泼皮夤缘作弊，害吾良民多矣。”[2]对于官员如此争先恐后奔赴法网，朱元璋在震惊之余，也曾苦苦思索原因。他反复思考，也没发现自己的措施有丝毫不对的地方。他屡屡说，“朕所设一应事务，未尝不稳，一一尽皆的当……其法已定，其法已良”[3]。因此，他把原因归结于奸顽之人之难于教化：“于戏世有奸顽，终化不省有若是。且如朕臣民有等奸顽者，朕日思月虑，筹计万千，务要全其身命，使扬祖宗，显父母，荣妻子，贵本身，共安天下之民。……其不才臣民百般毁坏。不行依正所行，故意乱政坏法，自取灭亡，往往如此。数百数千矣。……呜呼！其贪心勃然而起，迷其真性，造恶如此，虽欲自求生路，亦也不能。”[4]那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些奸顽之人，怎么也教育不好，真想不到！我绞尽脑汁，要这些官员能顺顺当当地当官，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光宗耀祖，荫及子孙。我所制定的法规政策，没有不稳当的，一一都十分得当。可恨这些不才臣民百姓，百般破坏！不走正道，偏做坏事，自取灭亡，难以计数。……唉，可恨那贪心勃然而起，迷乱了本性，做出这些恶事，虽然自求生路，又怎么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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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来算去，他还是把账算到了别人头上，他认为“胡元之治，天下风移俗变”[5]，人心不古，导致“天下臣民，不从教者多”[6]，他们长期被奸顽之人所引诱，一切善恶立场都开始动摇，为非之心不改，表面顺从，内心则异。其中官员们尤其如此：“昔者元处华夏，实非华夏之仪。所以九十三年之治，华风沦没，彝道倾颓。学者以经书专记熟为奇。其持心操节，必格神人之道，略不究衷。所以临事之际，私胜公微，以致愆深旷海，罪重巍山。”[7]这些人受“前代”恶劣风气的污染，“贪心勃然而起，迷其真性”，所以“明知故犯”，官员大面积贪污腐化，“终化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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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亲自制定了《大诰》——这一与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并列的千古奇书，作为这次运动的学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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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皇帝亲自撰写的《大诰》，简单说，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汇编。朱元璋把他惩办的大案、要案，编成一册，夹杂着大量的说教。由于是朱亲自写作，所以文辞鄙俗、体例杂乱，多语句不通之处，唯以说教和吓唬为能事。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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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大诰·伪钞第四十八》讲了他如何惩办一起伪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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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钞通行天下，便民交易。其两浙、江东西，民有伪造者甚。惟句容县杨馒头本人起意，县民合谋者数多。银匠密修锡板，文理分明，印纸马之户，同谋刷印。捕获到官，自京至于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枭之尸相望。其刑甚矣哉，朕想决无复犯者，岂期不逾年，本县村民，亦伪造宝钞者甚焉。邻里互知而密行，死而后已。呜呼，若此顽愚，将何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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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大诰三编·递送潘富第十八》得意扬扬地讲了他如何因一个逃囚杀了一百七十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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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者回奏，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十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呜呼，见恶不拿，意在同恶相济，以致事发，身亡家破，又何恨欤。所在良民，推此以戒狂心，听朕言以擒奸恶，不但去除民害，身家无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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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御制大诰·论官无作非为第四十三》里绘声绘色地描绘贪官们临死的惨境：“临刑赴法，才方神魂苍惶，仰天俯地，张目四视，甚矣哉，悔之晚矣。”希望官员们因此抽身退步，不敢再胡作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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