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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亲自制定了《大诰》——这一与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并列的千古奇书，作为这次运动的学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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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皇帝亲自撰写的《大诰》，简单说，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汇编。朱元璋把他惩办的大案、要案，编成一册，夹杂着大量的说教。由于是朱亲自写作，所以文辞鄙俗、体例杂乱，多语句不通之处，唯以说教和吓唬为能事。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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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大诰·伪钞第四十八》讲了他如何惩办一起伪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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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钞通行天下，便民交易。其两浙、江东西，民有伪造者甚。惟句容县杨馒头本人起意，县民合谋者数多。银匠密修锡板，文理分明，印纸马之户，同谋刷印。捕获到官，自京至于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枭之尸相望。其刑甚矣哉，朕想决无复犯者，岂期不逾年，本县村民，亦伪造宝钞者甚焉。邻里互知而密行，死而后已。呜呼，若此顽愚，将何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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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大诰三编·递送潘富第十八》得意扬扬地讲了他如何因一个逃囚杀了一百七十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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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者回奏，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十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呜呼，见恶不拿，意在同恶相济，以致事发，身亡家破，又何恨欤。所在良民，推此以戒狂心，听朕言以擒奸恶，不但去除民害，身家无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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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御制大诰·论官无作非为第四十三》里绘声绘色地描绘贪官们临死的惨境：“临刑赴法，才方神魂苍惶，仰天俯地，张目四视，甚矣哉，悔之晚矣。”希望官员们因此抽身退步，不敢再胡作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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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大诰》里面还夹杂着大量陈腐的教条。比如《御制大诰续编·申明五常第一》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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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再《诰》一出，臣民之家，务要父子有亲；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义，务要夫妇有别；邻里亲戚，必然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倘有不如朕言者，父子不亲，罔知君臣之义，夫妇无别，卑凌尊，朋友失信，乡里高年并年壮豪杰者，会议而戒训之。凡此三而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壮者，拿赴有司，如律治之。有司不受状者，具在律条。慎之哉，而民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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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村主任式的思维方式实在过于混乱，他的大脑里，道德和法律从来分不清楚。请问，这《申明五常》如何操作，如何界定，如何量化，如何不会导致大量深文周纳出来的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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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告诉百姓，他们可以直接向他举报官员们的违法行为。他大手一挥，慷慨地赋予了草根阶层监督、评议各级官僚的权力，并且许诺，皇帝会根据普通民众的意见来奖励和惩罚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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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在《御制大诰·民陈有司贤否第三十六》中就这样号召百姓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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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财，许境内诸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连名赴京状奏。备陈有司不才，明指实迹，以凭议罪，更贤育民；及所在布政司府、州、县官吏，有能清廉直干，抚吾民有方，使各得遂其生者，许境内耆宿老人，遍处乡村市井士君子人等，连名赴京状奏，使朕知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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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监察官员们不信任，在《御制大诰·耆民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中，他说如果好官被诬陷，百姓们有权直接向皇帝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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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详。若被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中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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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九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进了一步，在《御制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中，他令人吃惊地宣称，在他的帝国之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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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靠有司辩民曲直，十九年来，未见其人。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若勾捕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告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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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身上一直有着某种“民粹主义”味道，在对官僚阶级表现出极度痛恨的同时，他一直对自己从中生长出来的社会底层人民充满亲近感。他对他们的面孔从来都是温和的、亲切的。乡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那种淳朴、真诚的关系一直记忆在他的心中。他相信，在乡村中生活的人，良心还没有被贪婪和物欲所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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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官僚体系的不信任，皇帝想起了他的乡村生活经验。他收回了官员们的部分权力，把这个权力下放给了乡村百姓，希望一定程度的村民自治能有利于治理吏治的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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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御制大诰续编·婚娶第八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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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御制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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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御制大诰三编·臣民倚法为奸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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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御制大诰三编·臣民倚法为奸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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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御制大诰·胡元制治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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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御制大诰续编·颁行续诰第八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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