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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告诉百姓，他们可以直接向他举报官员们的违法行为。他大手一挥，慷慨地赋予了草根阶层监督、评议各级官僚的权力，并且许诺，皇帝会根据普通民众的意见来奖励和惩罚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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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在《御制大诰·民陈有司贤否第三十六》中就这样号召百姓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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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财，许境内诸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连名赴京状奏。备陈有司不才，明指实迹，以凭议罪，更贤育民；及所在布政司府、州、县官吏，有能清廉直干，抚吾民有方，使各得遂其生者，许境内耆宿老人，遍处乡村市井士君子人等，连名赴京状奏，使朕知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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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监察官员们不信任，在《御制大诰·耆民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中，他说如果好官被诬陷，百姓们有权直接向皇帝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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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详。若被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中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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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九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进了一步，在《御制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中，他令人吃惊地宣称，在他的帝国之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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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靠有司辩民曲直，十九年来，未见其人。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若勾捕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告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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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身上一直有着某种“民粹主义”味道，在对官僚阶级表现出极度痛恨的同时，他一直对自己从中生长出来的社会底层人民充满亲近感。他对他们的面孔从来都是温和的、亲切的。乡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那种淳朴、真诚的关系一直记忆在他的心中。他相信，在乡村中生活的人，良心还没有被贪婪和物欲所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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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官僚体系的不信任，皇帝想起了他的乡村生活经验。他收回了官员们的部分权力，把这个权力下放给了乡村百姓，希望一定程度的村民自治能有利于治理吏治的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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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御制大诰续编·婚娶第八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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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御制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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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御制大诰三编·臣民倚法为奸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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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御制大诰三编·臣民倚法为奸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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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御制大诰·胡元制治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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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御制大诰续编·颁行续诰第八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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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御制大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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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五节 激进反腐的高潮与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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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掀起这样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朱元璋自然有他的想法，一个村主任式的设想：“若民从朕命，着实为之，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为何？以其良民自辩是非，奸邪难以横作，由是逼成有司以为美官。”[1]“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肯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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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典型的“如果……就……”的逻辑。依靠社会底层来监督官员，这样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朱元璋没有认真考虑把这种监督机制化、常态化，而希望仅仅用一次群众运动来解决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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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主义”在中国这个“中庸”大国里有着十分深厚的土壤。“激进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就像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相信只要有爱情，两个人身上其他的一切不协调都会不成问题一样，政治上的“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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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相信，道德激情可以击败一切不义。只要在政治操作中倾力贯注、绝对恪守道德原则，实际政治中的任何困难都不难克服。看事过易、意气用事、态度偏激、思想狂热、喜爱暴力是它的特点。它拖累着中国政治一直不能脱离中古式“伦理政治”范畴而进化成“世俗理性政治”。越到晚年，朱元璋政治思维中“激进主义”的狂想就越来越成了主旋律。性格中天生的“狂暴”、乡村视野中天然形成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与“权力万能”的幻象合流，造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现象：皇帝坐在九重之上，伸出手来在最底层的草根阶层里放了一把火，异想天开地希望用局部的“无政府主义”这把烈火，来彻底烧毁官僚主义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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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发布下去了，天下却没有出现朱元璋想象中的“群起响应”的局面。毕竟，自有国家以来，中国老百姓就一直匍匐在官员脚下。面对皇帝的“造反”号召，他们一时不知所措。虽然皇帝一再发布“呜呼，君子目朕之言，勿坐视纵容奸恶患民”[3]的殷切呼唤，他们还是将信将疑，愣在当地不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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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朱元璋火了。洪武十九年（1386年），他严厉惩罚了镇江的一些市民，原因是他们没有按他的要求，积极捉拿坏官韦栋，而听任他在镇江胡作非为，直到这个坏官被皇帝亲自发现。皇帝发布诏书说，因为这些市民不听他的话，所以“将坊甲邻里尽行责罚搬石砌城”[4]。他们有的因为被罚款而导致家中被罚了个精光，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不去搬石块就会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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