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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收入还是一位奉公守法的知县的“合法”收入，尚未考虑其他人情往来。通常知县刚上任之际，会有一笔“迎接银”，知县离任之时会有一笔“送别银”。这两笔收入每笔也大约200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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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收入县令不能全装入自己的口袋。准确地说，这些额外收入应该算“小金库”，每年的“招待费”“公关费”，以及送给上级的“礼金”都要从这里出，海瑞就说：“今人谓朝觐年为京官收租之年，故外官至期盛辇金帛以奉京官。”[9]明代规定外官三年一小考，九年一大考，考核结果不好，即有遭降黜的可能，所以下级官员向上主动献纳“常例钱”就渐渐成了官场惯例，每到考成之年，地方官员都公然贿赂请托。地方官场也要送礼。海瑞说：“旧例，就三年里甲中科派一里一两，三八共二百四十两。中取七十二两馈本府，十二两馈府首领，六两馈府吏府上。”[10]就是说地方官员在京察之年必须“盛辇金帛以奉京官”，而知县在参谒知府时又必须送钱。这些支出加到一起，要占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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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设小金库，制定土政策，是开国初明令禁止的。然而，明太祖去世以来两百年，这些“常例”已经成了公开的政策，全国一千多个县，以及建立在县制之上的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在这些“常例”的支持下运转的。没有这些收入，官员们就没法维持日常生活，没法编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没法养活手下的人。可以说，这些“常例”一日不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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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卷五《丘长孺》，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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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卷五《杨安福》，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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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沈广乘》，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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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南星：《申明宪职疏》，转引自丁守和主编：《中国历代治国策选粹》，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第6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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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九《送陈二尹序》，转引自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故宫出版社，2014，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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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卷二二《邑令轻重》，杨万里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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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海瑞：《海瑞集》（下册），卷五《议论·严师教戒》，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703—7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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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条例·兴革条例》，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278—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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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条例·兴革条例》，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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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条例·兴革条例》，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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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三节 逆势而行，革除“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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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知县，县里的其他官吏也都有自己的“常例”。比如县丞主簿是“夏绢银八十两。夏样绢四匹。农桑样绢二匹。农桑绢银五两。秋粮长银一十两。……”[1]收入大体是县令的五分之二左右。典史也有“出外里长供给并店钱人情纱绢书帕”[2]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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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官员，县政府里还有一种角色，叫“书吏”。传统时代，中央政府设有六部，地方各级政府也对应设有“六房”。大体而言，县里的六房相当于今天各地县政府下属的“局”或者“科”。“书吏”也就是县政府的普通办公人员。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人就是大家熟悉的“衙役”。就连他们也都各有各的“常例”收入，而且收入还不低。这是因为科举时代，进士和举人们并无任何专业知识，很多公事都交给书吏和衙役去处理。这些人是县级政府的具体办事人员，也是专制权力的终端，他们每天都与百姓打交道。知县没干几年就要调走，但是他们却长期在本地工作，更加了解地方民情。刚到任的官员不得不高度依靠这些人，于是他们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就可以“轻重高下，悉出其手”[3]，得以营私的手段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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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后期的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腐败侵蚀到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之上。上至皇帝为了自己的私库加收矿捐，下到小小的衙役通过把持官府家资上万。居官如同贸易，读书只为敲门。办一件事需要多少贿赂，有公开的明码标价，“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命轻于酷吏”（《明世宗实录》卷一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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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精神支柱已经垮塌，礼崩乐坏，物欲横流，人们在末世气息中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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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年读书的时候，海瑞就多次在作文中叹息：“纷纷世态，其不当予心有日矣！”[4]他感叹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不称他的心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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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海瑞气愤的是，在沧海横流之时，饱读圣贤之书的士大夫们没有几个人以圣贤自任，挽此颓风，反而和光同尘，竞相逐利。即使那些口碑尚好的公卿大臣，也不过是手伸得不太远，钱捞得有节制而已。在他看来，举国上下，已经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正人君子”。“世俗群然称僻性、称所行大过者，多是中行之士。谓如此然后得中道、善处世，则必乡原之为而已。所称贤士大夫，不免正道、乡原调停行之。乡原去大奸恶不甚远，今人不为大恶，必为乡原。”[5]那些特立独行的孤介之士，在他看来做得还远远不够，而贤士大夫则都是些污秽之人。他恨这些模棱两可的“乡愿”甚于大奸大恶，因为他们盗用了圣人的名义，对圣人之道危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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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你不能要求这个世界适应你，而是你应该去适应这个世界。海瑞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整个世界昏天暗日，几乎不见一丝光亮，海瑞却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激动，他要成为这滔滔世界的中流砥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即使是与整个世界为敌，他也毫不退缩，这情景恰好是为英雄搭建好的舞台，他喜欢这种悲壮慷慨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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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海瑞所向往的世界，也并非遥不可及。明朝开国之时，太祖朱元璋已经为这个世界制定了蓝图，他制定了一系列祖训家规，对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详尽到无以复加的规定，定下了万年之基。在海瑞看来，这些规定尽善尽美。他认为，所有的错误、所有的丑恶，都是因为人们不能严格遵守圣人和祖宗的教训，一任私欲发展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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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十天后，海瑞公布了一个决定：革除所有“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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