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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收入还是一位奉公守法的知县的“合法”收入,尚未考虑其他人情往来。通常知县刚上任之际,会有一笔“迎接银”,知县离任之时会有一笔“送别银”。这两笔收入每笔也大约200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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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收入县令不能全装入自己的口袋。准确地说,这些额外收入应该算“小金库”,每年的“招待费”“公关费”,以及送给上级的“礼金”都要从这里出,海瑞就说:“今人谓朝觐年为京官收租之年,故外官至期盛辇金帛以奉京官。”[9]明代规定外官三年一小考,九年一大考,考核结果不好,即有遭降黜的可能,所以下级官员向上主动献纳“常例钱”就渐渐成了官场惯例,每到考成之年,地方官员都公然贿赂请托。地方官场也要送礼。海瑞说:“旧例,就三年里甲中科派一里一两,三八共二百四十两。中取七十二两馈本府,十二两馈府首领,六两馈府吏府上。”[10]就是说地方官员在京察之年必须“盛辇金帛以奉京官”,而知县在参谒知府时又必须送钱。这些支出加到一起,要占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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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设小金库,制定土政策,是开国初明令禁止的。然而,明太祖去世以来两百年,这些“常例”已经成了公开的政策,全国一千多个县,以及建立在县制之上的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在这些“常例”的支持下运转的。没有这些收入,官员们就没法维持日常生活,没法编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没法养活手下的人。可以说,这些“常例”一日不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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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卷五《丘长孺》,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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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卷五《杨安福》,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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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上),《沈广乘》,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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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南星:《申明宪职疏》,转引自丁守和主编:《中国历代治国策选粹》,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第6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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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九《送陈二尹序》,转引自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故宫出版社,2014,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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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卷二二《邑令轻重》,杨万里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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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海瑞:《海瑞集》(下册),卷五《议论·严师教戒》,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703—7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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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条例·兴革条例》,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278—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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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条例·兴革条例》,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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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条例·兴革条例》,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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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三节 逆势而行,革除“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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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知县,县里的其他官吏也都有自己的“常例”。比如县丞主簿是“夏绢银八十两。夏样绢四匹。农桑样绢二匹。农桑绢银五两。秋粮长银一十两。……”[1]收入大体是县令的五分之二左右。典史也有“出外里长供给并店钱人情纱绢书帕”[2]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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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官员,县政府里还有一种角色,叫“书吏”。传统时代,中央政府设有六部,地方各级政府也对应设有“六房”。大体而言,县里的六房相当于今天各地县政府下属的“局”或者“科”。“书吏”也就是县政府的普通办公人员。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人就是大家熟悉的“衙役”。就连他们也都各有各的“常例”收入,而且收入还不低。这是因为科举时代,进士和举人们并无任何专业知识,很多公事都交给书吏和衙役去处理。这些人是县级政府的具体办事人员,也是专制权力的终端,他们每天都与百姓打交道。知县没干几年就要调走,但是他们却长期在本地工作,更加了解地方民情。刚到任的官员不得不高度依靠这些人,于是他们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就可以“轻重高下,悉出其手”[3],得以营私的手段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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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后期的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腐败侵蚀到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细胞之上。上至皇帝为了自己的私库加收矿捐,下到小小的衙役通过把持官府家资上万。居官如同贸易,读书只为敲门。办一件事需要多少贿赂,有公开的明码标价,“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命轻于酷吏”(《明世宗实录》卷一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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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精神支柱已经垮塌,礼崩乐坏,物欲横流,人们在末世气息中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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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年读书的时候,海瑞就多次在作文中叹息:“纷纷世态,其不当予心有日矣!”[4]他感叹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不称他的心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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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海瑞气愤的是,在沧海横流之时,饱读圣贤之书的士大夫们没有几个人以圣贤自任,挽此颓风,反而和光同尘,竞相逐利。即使那些口碑尚好的公卿大臣,也不过是手伸得不太远,钱捞得有节制而已。在他看来,举国上下,已经没有一个人称得上“正人君子”。“世俗群然称僻性、称所行大过者,多是中行之士。谓如此然后得中道、善处世,则必乡原之为而已。所称贤士大夫,不免正道、乡原调停行之。乡原去大奸恶不甚远,今人不为大恶,必为乡原。”[5]那些特立独行的孤介之士,在他看来做得还远远不够,而贤士大夫则都是些污秽之人。他恨这些模棱两可的“乡愿”甚于大奸大恶,因为他们盗用了圣人的名义,对圣人之道危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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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你不能要求这个世界适应你,而是你应该去适应这个世界。海瑞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整个世界昏天暗日,几乎不见一丝光亮,海瑞却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激动,他要成为这滔滔世界的中流砥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即使是与整个世界为敌,他也毫不退缩,这情景恰好是为英雄搭建好的舞台,他喜欢这种悲壮慷慨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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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海瑞所向往的世界,也并非遥不可及。明朝开国之时,太祖朱元璋已经为这个世界制定了蓝图,他制定了一系列祖训家规,对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详尽到无以复加的规定,定下了万年之基。在海瑞看来,这些规定尽善尽美。他认为,所有的错误、所有的丑恶,都是因为人们不能严格遵守圣人和祖宗的教训,一任私欲发展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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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任十天后,海瑞公布了一个决定:革除所有“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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