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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县的县丞主簿要求调离，衙役门子也都回家不干了。海瑞不为所动。你走你的，你不干自有别人干。县丞主簿走了，他把业务接过来自己做；衙役不干了，他从贫困地区再招。别人做得很清闲的县令，他做得东奔西跑，灰头土脸，一年都没有几天休息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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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司生日、红白喜事，正是下级们“表示”的最佳时机，别人都是成百上千两银子拿去送，他只写一封贺信；上级来检查工作或者路过，他招待住宿都按国初太祖时定下的标准。渐渐地，淳安成了官员们的危途，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愿出差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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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笔架”的桩桩件件，逐渐成了浙江省官场上日不可少的新闻，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连浙江总督胡宗宪都成了热衷的传播者。一天，在全省的高级官员会议开会之前，胡宗宪神神秘秘地告诉大家：“听说‘海笔架’给他母亲做寿，居然上街买了二斤肉！连淳安县的肉贩子都这么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做上海县令的生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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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场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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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就这样成了全省官场上的“海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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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官俸不足以维持正常开支，另一方面却是官本位，官万能，各级官员权力不受约束，制定各种土政策，进行各种乱收费几乎没有任何障碍。通过加收摊派来获取行政费用，以支撑政府运转，是古代政治中的一个正常现象。问题是加收多少、摊派多宽，并没有明文规定，完全是暗箱操作。并且，对于政府机构的财政收支，从来没有建立过有效的会计审计制度。官员们往自己口袋里放钱，就像吃饭夹菜一样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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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制度下，官员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做清官，一丝不取，结果就是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明代的著名清官轩輗“寒暑一青布袍，补缀殆遍，居常蔬食，妻子亲操井臼”[8]；秦纮“廉介绝俗，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这种窘状，清官传上比比皆是。另一种就是遵照官场惯例，通过土政策来维持开支，支撑关系网的建立。而一旦越限，人们的欲望往往就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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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制度性腐败，历代以来，应对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杀”，从肉体上消灭贪官；另一个就是教化，通过树立典型，大力表彰，提倡正确的导向，来感化人、转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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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两种办法都运用不当，效果不佳。历代以来，以明太祖朱元璋惩贪最为坚定，对官员要求最为严苛，然而，偏偏是他定下一系列惩贪祖制的明王朝，腐败得无以复加，最终因腐败而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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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历代王朝总是被腐败击倒。虽然有无数的明君贤相、大儒哲人，可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用其他办法来治理腐败。纵使付出了惨重代价，人们依然执迷不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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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封闭完足的文化体系包围下，一切答案都有现成的正统解释，人们已经丧失了建设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丧失了用自然的方式去思考的能力，只能在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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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条例·兴革条例》，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279—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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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条例·兴革条例》，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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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五，绍兴二十三年八月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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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瑞：《海瑞集》（下册），卷五《议论·客位告辞》，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7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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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瑞：《海瑞集》（下册），卷六《论·乡原乱德》，第7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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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海瑞：《海瑞集》（上册），卷二《条例·兴革条例》，李锦全、陈宪猷校点，海南出版社，2003，第277—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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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贾葆蘅：《嘉靖王朝》（下册），华夏出版社，2009，第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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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廷玉等：《明史（四）》卷一五八，列传第四六，《轩輗传》，中华书局，2000，第28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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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四节 一边受排挤，一边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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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个角度来说，海瑞的心和朱元璋是相通的。海瑞对朱元璋的残酷惩贪措施完全赞成：“我太祖视民如伤，执《周书》‘如保赤子’之义，毫发侵渔者加惨刑。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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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着粗粮青菜，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海瑞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他甘清贫如饴，清贫有助于他保持气节，而富贵温柔则是道德的陷阱。海瑞从来没有反思过，开国之初的经济萧条与现在的经济繁荣不可同日而语，以那时的标准来发放现在的俸禄是否现实，要求所有人都像他一样摒绝物欲是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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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严苛和海瑞的不苟正是来源于一个文化母体。清官们的一丝不取与贪官们的毫无禁忌其实也是相同文化基因上生长而成的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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