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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即位之初，他对各省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一级封疆大吏的总体判断是，懈弛者十之八九，“其中一尘不染者仅一二人而已”[3]。在这些地方大员的带领下，地方官员结成利益同盟，共同对付中央的监督和检查，导致中央政策在各地都得不到执行，“火耗”加派呈恶性发展。“每岁民间正项钱粮一两，有派至三两、四两、五六两以至十两……而于朝廷正供之外，辄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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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的个性与其父康熙截然相反。一提起雍正，人们马上想到的是“严苛”“险刻”“抄家皇帝”等词语。确实，康熙皇帝崇尚“宽仁”，对臣下不法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雍正却是出了名的“精明严刻”，眼里揉不得一粒沙子。他不能容忍他所看到的任何贪渎行为，必将犯官严惩而后快。雍正皇帝也并不回避自己的“苛刻”之名，甚至以此为荣。他曾经说“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因而遂不满众人之意，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清世宗实录》卷四六），“精明严刻，此四字即自相矛盾。既云精明，则所惩治者必当其罪，安得又有严刻之诮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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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好名，喜欢在百官面前“买好”。雍正却不屑于此。他公开表示绝不会谨让退缩，“以取庸主之名”。他深刻认识到，正是父亲喜欢“宽大之名”，才导致“人心玩偈已久，百弊丛生”，因此即位后，他不惮以严酷手段，诛除异己，厉行整顿。他公开说，他不怕死后身负骂名：“至于众口之褒贬、后世之是非，朕不问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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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中年以后，追求稳定，在地方上好用“安静不生事”的庸官、巧宦。雍正却最为反感这种“好好先生”，他说：“柔善沽誉以为平和安静，此风乃国家之大害，实奸诈小人之存心，非忠良大器之行事。”[7]“夫为大臣者，……谓化有事为无事，化大事为小事，以博宽厚之名，其为害于人心风俗者不浅，且摘发奸弊，惩一儆百，乃整饬官方之要道，岂得谓之多事？岂得谓之苛刻？岂得谓之琐碎？”[8]如果官员一味当“好好先生”，宽纵玩法之人以沽名钓誉，难免诸务废弛，贻害国家。所以雍正爱起用那些积极有为，甚至是刚猛严苛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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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对父子，在性格作风上，几乎处处针锋相对，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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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朱批谕旨》（2），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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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鸾章编著：《清鉴纲目》卷五，邓球柏、钟楚楚标点，岳麓书社，1987，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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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朱批谕旨》（13），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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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皇清奏议》卷二三，李发甲：《澄清吏治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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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七册，上谕内阁），雍正五年四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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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雍正：《大义觉迷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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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五年闰三月初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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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七册，上谕内阁），雍正六年二月，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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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二节 洞悉下情的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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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登基之后，曾经把自己和康熙做了一个比较，说自己事事不及其父，唯有洞悉下情之处比其父高明。确实，康熙八岁即位，深居九重。虽然天亶聪明，然自古天子所居的都是极易受人蒙蔽的地位，没几个人敢对皇帝说真话。正如戴逸先生所说：“新皇帝……置身于变幻莫测的官僚政治的漩涡中。周围充满着欢呼和赞美，欺骗和谣言，摇尾作态的献媚乞恩，诚惶诚恐的畏惧战栗……”[1]为什么会这样呢？雍正皇帝曾经现身说法，说这是因为大家在皇帝面前说话，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大小臣工方欲自行其私，又孰肯敷陈其弊”[2]，就连他自己都没对老皇帝说过几句真话，“在朕居子臣之位，定省承欢，又有不便陈言之处。以朕为皇考之爱子尚不能言，则皇考果何从而知之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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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除了开国之君，那些能大有作为的君主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曾经深入民间社会，对社会实情有着深入透彻的了解。比如创造了汉代“汉宣中兴”的汉宣帝，小时候曾经进过监狱，十七岁才被霍光从民间迎入宫中，深知当时民间疾苦和吏治得失；明孝宗的童年也非常不幸，生下后差点被皇后溺死，幸被好心人藏起，吃百家饭长大，所以他即位后才能励精图治，有针对性地施政，创造了明代的“弘治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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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也是这样。他曾经居于藩邸四十余年，在康熙朝的储位斗争中饱经风波之险，对天下利病、世事人心有着深入的认识。他说：“朕事事不及皇考。惟有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之习，皆深之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清世宗实录》卷四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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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洞悉下情，所以雍正施政比康熙更现实、更理性。清代帝王原本一贯强调务实，比如皇太极就认为，凡事莫贵于务实。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满族统治者就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实用。雍正皇帝对列祖列宗的这方面经验总结得最深刻到位，他说：“本朝龙兴关外，统一天下，所依靠的，惟有‘实行’与‘武略’耳。我族并不崇尚虚文粉饰，而采取的举措，都符合古来圣帝明王之经验，并无稍有不及之处。由此可知，实行胜于虚文也。”从雍正以后的所作所为看，他比康熙更能实事求是，而不为教条所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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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性格特点，决定了康熙留下的问题，在雍正手里能得到解决。面对这些严重的问题，雍正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政治勇气。这个峻急严厉的皇帝没有遵循“三年无改父之道”的古训，即位之初，就迫不及待地调整康熙晚年的政策，在短短的十三年间，相继推出创建军机处、确立秘折制度、推行改土归流、废除贱民制度等林林总总的重大改革措施。当然，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养廉银”和“火耗”归公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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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新皇帝登基，为了争取臣下的支持，都会首先广施恩泽。特别是雍正在动荡中即位，面临着皇族的集体挑战，他上台后应该先给官僚阶层一笔大大的好处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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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雍正却不屑于此。帝位认同的危机，丝毫没有影响雍正果断整顿吏治。清代惯例，新帝登基，都会颁发《登基恩诏》，豁免官员在前朝的罪责。但是雍正一上台，却破例将内阁草拟的“恩诏”当中关于豁免亏空的条例删除。雍正皇帝即位后明确指出，整顿吏治是他面临的第一要务：“古今为政之道多端，究其根本，未有不以吏治为先。”[4]这是因为官场腐败比盗贼为害更大：“命案、盗案，其害不过一人一家而止，若侵帑殃民者，在一县则害被于一县，在一府则害被于一府，岂止杀人及盗之比。”[5]因此，他即位不久就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吏治整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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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决定以解决亏空问题为切入点，理顺大清财政体制。对于造成严重亏空的官员，雍正对他们先罢官后索赔，要他们自掏腰包赔补。自己还不起的，家人和亲戚代还；畏罪自杀的，人死债不除，仍由其家属亲戚代赔。很多官员因此丢官罢职，甚至进了监狱；在很多地方，贪渎无能的官员被大批撤换。雍正十年（1732年），直隶总督李卫上奏，通省府厅州县官员，在任三年以上者已寥寥无几。雍正也因此获得了“抄家皇帝”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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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清查亏空的过程中，雍正也比以前更为深入地了解了大清财政体制的弊端。他意识到，官员们的贪污与收入过低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如康熙初年御史赵璟所说，“俸禄不增，贪风不息，下情不达，廉吏难支”[6]。雍正也认为，官员薪俸过低是一个客观现实。他要求的只是清廉，而并不是让官员们饿着肚子办公：“诸凡总期尔合于公慎而已，朕未有令尔等地方大吏至于困苦之心。”“未有枵腹从事之理，但不欺隐，于分外贪取，即为可嘉耳。”[7]因此反腐要真正取得成效，就要解决官员的收入问题。否则，手段多么强硬，只能起作用于一时，不可能长久：“若图稳之好听，……又不管其养资，但泛言不许扰害地方百姓，恐众属员未必诚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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