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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贤皇贵妃是大学士高斌的女儿，雍正年间即成为宝亲王的侧福晋。乾隆登基后册立为贵妃，乾隆十年（1745年）去世后追晋为皇贵妃。她生前受宠程度仅在孝贤皇后之下，是四位得以入葬地宫的后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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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贤皇贵妃的亲弟弟高恒沾了姐姐的光，仕途颇为顺利，乾隆二十二年出任两淮盐政这个肥缺。然而此人操守不佳，就任不久，就大肆贪腐，总计收受商人所缴银两十三万之多。案发之后，皇帝毫不宽贷，以其“辜负圣恩，罪无可逭”，将这位小舅子立即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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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毕竟是自己的至亲，杀掉高恒之后，皇帝于心颇为不忍，对高恒的后人相当照顾。十年之后，高恒之子高朴得以出任叶尔羌办事大臣。不料此人颇绍祖风，到任不久就私役回民开采玉石，转往内地私卖，把钱装入自己的腰包。事发之后，皇帝一面痛惜不已，一面又以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为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4]，降旨将高朴即于当地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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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评论乾隆，几乎一致肯定其惩贪执法之严。晚清薛福成说过：“高宗（乾隆）英明，执法未尝不严。当时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之伦，赃款累累，屡兴大狱。侵亏公帑，钞没赀产，动至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5]《清史稿》亦有论曰：“高宗遣诸贪吏，身大辟，家籍没，僇及于子孙。凡所连染，穷治不稍贷，可谓严矣？”总结乾隆年间，平均一两年即有一名省级军政大员因侵贪或徇庇侵贪而正法，这是前代所罕见的，也是有清一代所仅见。曹松林以《清实录》和《清史稿》为据，统计所得：乾隆朝官员本人犯贪赃罪者有尚书和侍郎5人，皆降职或革职；将军4人，皆处斩；总督5人被处死，6人降职或革职；巡抚10人被处决，7人革职或降职；布政使8人被处死，另1人革职；按察使2人被处决，学政2人判死刑（其中1人下落不明）；参赞大臣1人、办事大臣1人、盐政2人被处决；道府州县官犯赃者太多，无法统计。[6]有统计资料表明，整个乾隆朝较重大的弹劾案共计4600余件，其中涉贪案就有589件，占全部弹劾案的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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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乾隆前期抓紧了吏治或者说反腐败这个关键，所以才能迅速把清王朝推向盛世之巅，这一点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公认。章学诚则认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即和珅大权在握之前，乾隆朝都可以算清明盛世；赵翼后来也说乾隆中前期，秉中枢者俱洁身自好，国势稳定，政治清明，官僚体系效率极高；尹壮图也评价乾隆前期的大清，确实处于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世，“州县俱有为官之乐，闾阎咸享乐利之福”[8]。因为执政能力强，乾隆一朝能够以10亿亩（66.7万平方千米）上下的耕地养活占世界30%左右的世界人口，能长期保持国家安定和社会稳定，这不能不说是康乾盛世又一个超越千古的成就。所以戴逸先生说：“传统观点认为，汉、唐是真正的盛世，无论国力还是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达到极盛，而清朝已经开始衰落，不如汉唐。我则以为，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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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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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条例》，转引自晏爱红：《清代官场透视：以乾隆朝陋规案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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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引自孟姝芳：《乾隆朝官员处分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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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三九，列传第一二六，《子高朴》，中华书局，1998，第28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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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轶闻·入相奇缘》，丁凤麟、张道贵校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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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曹松林：《乾隆朝的贪污腐败》，《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 期，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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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见李治亭主编：《清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9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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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奏为整饬吏治革除陋规敬陈管见折》，转引自晏爱红：《清代官场透视：以乾隆朝陋规案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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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盛世的沉沦——戴逸谈康雍乾历史》，《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0日，《文史天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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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二节 明君老去，贪腐急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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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乾隆晚年，大清政局已经沧海桑田，气象不复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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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看一下当时经常出入中国的朝鲜使臣的见闻。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到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描绘大清朝：“（清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们的评价更是发展为“货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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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朝鲜人对中国的了解仅止于皮相，中国官员表达得更为激切。乾隆崩逝后，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所言最为痛烈：“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2]以布衣言事的章学诚批评更十分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欢，官场如此，日甚一日。”[3]就是说，从乾隆四十五年起，官场就渐渐烂掉了，你给那些大员送上一万两白银，他们就如同收了一篮水果那样不当回事。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败的普遍程度时说，当时官员中洁身自爱者与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这十分之一二的自爱之人，在官场中混得并不好，“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是一二人之势不至归于七八人之所为不止。”[4]这些人在官场上被排挤、被嘲笑，最后要么被逐出官场，要么同化于贪腐风气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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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基本烂到了底的官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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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何以在短短十多年里，乾隆朝的政治局面出现了如此翻天覆地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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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原因是乾隆皇帝老了，懈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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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乾隆是一个非常勤政的皇帝。生活起居，都如钟表般有规律。清代史学家赵翼以他的亲身感受记下了乾隆皇帝的勤政情形：皇帝每天早上都在卯刻（六点钟）出宫。……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就放一声爆竹。我们在直舍值日，听到爆竹从远到近，就知道圣驾到了乾清宫了。冬天的这个时候，蜡烛还要再烧一寸多，天才大亮。我们十多个人值班，五六天轮一个早班，已经觉得很累了。谁知道皇帝天天如此。这还是平时。当西陲用兵之时，如果有军报到了，虽然是夜半时分也必然亲自览阅，然后召集军机大臣到面前指示机宜，动辄千百余言。我那时负责撰拟文件，从起草到作成楷书进呈，有时需要一两个小时，皇上仍然披着衣服在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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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朝鲜人也记下了乾隆固定模式般的起居：卯时而起，进早膳，然后看文件，召见公卿大臣们讨论如何处理，一直到中午。晚膳后还要继续处理没看完的公文，或者读书、写字、作诗，一直到睡觉时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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