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69996
1703069997
皇帝既然喜欢清静，不愿生事，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后，懒惰之风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对山积的奏折感到头疼，而官员们对于案牍之劳，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乃积习相沿，并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清高宗实录》卷六八八）
1703069998
1703069999
坐堂审案，处理民间纠纷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员们终年以坐堂审事为苦，千方百计推脱不理，“民间呈状俱由宅门投递批准，不审，终年延搁。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屡催不复”。[2]也就是说，老百姓告状，他不开庭审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级上访，上司询问，他也懒得答复。还有的官员恨百姓越级上访，给自己添麻烦，就想方设法打击上访者。
1703070000
1703070001
清代官员考成制度中，对许多政事列有处理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员办事逾期之事越来越普遍，因此而受处分居然成为官员受处分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清代档案《乾隆吏科题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例子：甘肃皋兰知县徐浩任内受处分23次，其中13次是因为办事迟延；湖南浏阳知县张宏燧受处11次，迟延占4次；广东长安知县丁亭详受处分9次，迟延占5次。
1703070002
1703070003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县发生了一件抢劫案。一群农村流氓抢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妇家，寡妇认出了抢劫者，事后当即报官。此案证据确凿，事情清楚，很容易处理。可是当时的县令汤廷芳虽然派人抓到了两个嫌犯，却懒得审理，将嫌犯取保了事。后面相继接任的四任县令在十年内“均不严究”，“经事主控告，臬司严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搁，置地方盗案于不办，实出情理之外”[3]。这样一个小小案件，换了五任地方官，却居然还没有结案。乾隆听说后，也不禁大为恼火，说：“足见湖北吏治废弛已极。”（《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七六）
1703070004
1703070005
湖北事件并非个别。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直隶建昌县发生土匪马十等人抢劫一案，事发后整整两年，地方官还是没有结案，说是头绪复杂，一时审不明白。皇帝闻听后大为恼火，命将犯人压到山东行在，亲自审理，不到一个月就揪出了正犯。皇帝说：“可见外省废弛积习，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悬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一）
1703070006
1703070007
外省如此，京师风气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风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数月经年处理不了。“至六部等衙门办理事务，虽有限期，由各道御史稽查汇奏，但事有关涉两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为要，吏胥等得以借端沈阁，百弊丛生。其驳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驳了事，或竟有驳至屡次，往返耽延，经年累月，并不勒限严催。”（《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一）
1703070008
1703070009
除了“懒”，政风懈怠的另一个表现是“软”。皇帝既然宽仁为尚，不愿杀人，官员中老好人自然越来越多。他们在处理案件时，“于一切审拟案件，有意宽减”（《清高宗实际》卷六二六）。更有甚者，连抢盗重案也多所迁就，致凶顽不知惩创。夹在各方当事人之中的地方官只想和稀泥，他们“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既不肯速为审断，又不欲太分皂白”（《清高宗实录》卷六七〇）。
1703070010
1703070011
如果说专制政治的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那么操作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皇帝控制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压迫着整个社会。一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随着官僚体系的废弛，乾隆晚年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1703070012
1703070013
[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第127页。
1703070014
1703070015
[2]《乾隆吏科题本》卷一〇〇。
1703070016
1703070017
[3]《署湖广总督舒常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初三日。
1703070018
1703070019
1703070020
1703070021
1703070023
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四节 皇帝带头腐败
1703070024
1703070025
乾隆晚年朝政腐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乾隆皇帝开始带头腐败。
1703070026
1703070027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初，六十六岁的乾隆第四次东巡山东。对于这个“孔孟之乡”，皇帝似乎有着特殊的兴趣，一生十一次光临。其中六次是南巡经过，五次是专门来访。
1703070028
1703070029
与前几次东巡明显不同，这一次，沿途前来接驾的王公大臣特别多：以前只是河北、山东的地方大员全数到来，而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几处盐政织造，甚至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封疆大吏也云集于此。一路之上黼黻相接，仪仗塞路，闹得小小的山东翻天覆地。
1703070030
1703070031
并不是皇帝在途中要开什么“扩大会议”，也不是山东省政府举行什么重大活动邀请大家参加。大员们争先恐后来到山东，只是为了满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个喜好：收受贡品。皇帝的此次山东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们的“赛宝大会”。每位大员的车队都是珠光隐隐，宝气四射。这些大臣老早就瞄准这个机会，“上穷碧落下黄泉”，开始搜罗皇帝喜欢的“玩意儿”。让我们抄录一点《内务府奏底档》，看看皇帝在这次短途旅行过程中，都收了些什么样的礼物：
1703070032
1703070033
二月十六日，在黄新庄驻跸时，蒙古阿尔善亲王罗卜藏多尔吉进了黄金锭60个，净重592两。亲王说，这是预备皇帝一路上赏赐他人之用。
1703070034
1703070035
六天后，还是在黄新庄，河南巡抚徐绩给皇帝进了数车衣料，有贡缎袍50端、贡缎套50端、宁紬袍50端、宁紬褂50端、杭绫100端、汴绫100端、貂皮100张、乌云豹皮1000张、银鼠皮1000张。
1703070036
1703070037
二月二十七日，皇帝行至宝家营，湖北巡抚陈辉祖等候在此，进了一批小玩意儿，有洋磁小刀36把、海龙帽沿50副、象牙火镰包36个。
1703070038
1703070039
贡缎、宁紬价值几何，今天的读者可能不太清楚。不过乌云豹皮1000张，银鼠皮1000张的分量应该可以想象。“乌云豹”者，《清稗类钞》云“狐项下细毛深温黑白成文者”，指生于沙漠地带的野生沙狐颌下的那一小块皮。银鼠即白貂，毛色银白而富于光泽，历来价值极昂。
1703070040
1703070041
总之，由北京到山东，一路之上，几乎每个驿站都有大量的贡品在等着皇上。内务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员，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贡品装车运回大内。档案里的贡品单实在太多太长，无法全抄，以下择有特点的再抄一些：
1703070042
1703070043
三月初八日，在德州，河东河道总督姚立德恭进曹扇100柄、鼻烟壶100个。
1703070044
1703070045
三月十五日，在泰安府，九江关监督全德恭进三十喜鼻烟壶20个、套蓝表式鼻烟壶20个、玉堂春富贵鼻烟壶20个、锦地洋花鼻烟壶20个、套蓝福寿带钩20个、矾红描金福禄寿带钩20个、掐丝珐琅带钩20个、松绿拱花带钩20个、掐丝珐琅扳指儿20个、啿达尔汉扳指儿20个、洋彩竹黄扳指儿20个、花斑石扳指儿20个。
[
上一页 ]
[ :1.70306999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