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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绝进贡而闻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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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登上皇位之时，乾隆曾下达诏书，说自己身在丧中，无心享乐，要求各地大臣在三年之内停止进献各种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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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守孝期间不接受贡品史有先例的话，那么三年之后守孝期满，皇帝仍然不收贡品，就可以分明体现出皇帝对物质享受的峻拒态度。皇帝还下了一道谕旨，说明他不收贡品的理由。他说，地方大臣们给我进贡，不过是想借此与我联络感情，建立情感上的沟通，“殊不知君臣之间，惟在诚意相孚，不以虚文相尚。如为督抚者，果能以国计民生为务，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则一德一心，朕必加以奖赏，若不知务此，而徒以贡献方物为联上下之情，则早已见轻于朕矣。”[1]励精图治之态灼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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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何以到了晚年，皇帝会一反初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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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晚境顺遂，高枕无忧。刺激政治家励精图治的，无外乎两个因素：首先是对手的存在，其次是雄心的催逼。经过一生经营，到了晚年，乾隆已经消灭了所有威胁和对手，皇位之安，稳如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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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成功之巅，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成功者的自豪、自得与成功后的茫然、失落一并油然而生。他可以做的事，似乎只剩下栏杆拍遍，悠然自赏了。气可鼓而不可泄，进取之心一旦衰退，享乐的欲望就会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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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人生已经接近尾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这个时刻，抓紧时间犒赏一下自己，报答一下数十年来的辛苦艰劳，似乎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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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乾隆本身从来不是禁欲主义者。他从来都对物质享受情有独钟。天潢贵胄的生活使他从小被培养起了超级精细的欣赏口味。作为盛世之巅的太平天子，他比一般帝王更富有享受的资本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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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富之家成长起来的人，往往逃不脱对于奢侈品的迷恋。雍正皇帝在史上以俭朴著称，但杨启樵先生的《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一书则有力证明了他实际上物欲极强，私生活相当奢侈豪华。乾隆皇帝在这一点上青出于蓝。至今还没能成为亿万富翁的我们，可能不太理解大富大贵中人对奢侈品的狂热痴迷。其实奢侈对他们来说，主要是代表一种完美主义的生活态度。奢侈品所展现的不只是昂贵，更重要的是其中的惊喜和极致，因为它们代表了人类创造物质的最高境界。事实上，这种爱好完全类似于毒品，因其没有止境而让人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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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天性是不可能被长期抑制的，虽然登基之后强自隐忍了十余年，但步入中年之后，乾隆对自己的要求不再那么严格了。十几年皇帝当下来，乾隆一路顺风顺水，成绩超乎预期，自信心也直线增长。事业与生活，他自认为有能力兼顾，没有必要再苦行僧般苛刻自己。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贡的大门被第一次打开。那一年他举行了首次南巡，同时当年又值太后六十大寿。皇帝下旨说，因两逢盛典，许多大臣一再要求进献贡物，以表微忱，如果他一概拒绝，似乎不近人情，因为进贡者“分属大僚，上下联情，势难概斥，既已奏进，自不得不量存一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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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乐之门一旦打开，就注定只能越开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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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大臣，一个个都是揣度上心、投其所好的好手。事实上，他们用于工作上的心思远远没有用在琢磨皇帝好恶上的精力多。整个帝国内，所有的高级官员都从这道谕旨里读懂了皇帝的心声。从此，为皇帝准备贡品，就成了他们分内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为重要的工作。时间不长，他们就摸清了皇帝的喜好：钟表、字画和古玉，最讨皇帝喜欢。另外，扳指儿、鼻烟壶、小刀等，也容易被皇帝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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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献了一批贡品，主要有紫檀镶楠木宝座、紫檀镶楠木御案等数种。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和“镀金洋景表亭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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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进贡既然是大臣给皇帝送礼，内容当然是大臣自定，皇帝不便发表意见。然而这次贡品送上之后不久，皇帝很罕见地就贡品问题发布了指示：“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得多觅几件。再有此大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进几样来，钦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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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皇帝喜欢西洋钟表一事立刻被官场所周知，广州西洋八音匣等售价因而猛涨。“这些东西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中国官吏们却醉心追求，示意他们的下属不惜任何代价收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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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书画，更是皇帝私人收藏库中最重要的内容。众所周知，乾隆文化修养极佳。他九岁开始练习书法，十九岁开始学画。对于珍品字画，皇帝像史上那些有名的收藏家一样嗜之如命，必欲得之而后快。不过，其他收藏家收集书画，东奔西走，历尽辛苦，而皇帝收藏，却全然没有这些麻烦。这些光彩夺目的无上精品，大部分来自臣仆的贡献。只要他的喜好一被侦知，那么全帝国之内最好的藏品，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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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对古玉的兴趣也十分浓厚，他一生御制诗文共四万余首，其中涉及玉器的篇目即达八百余。目前故宫收藏的上万件古玉，多数是在乾隆时期由各直省督抚一级的官员进贡的。他的御制诗文显示出，他经常一个人蹲在玉库里摆弄玉玩，挑出一些古玉，命人刮垢清理后，亲自评出甲乙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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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乾隆皇帝的诸多历史第一中，还可以加上一条——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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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时期，乾隆物质生活的品位之高、排场之大、要求之细致全面，均远过于有清前代帝王。不过此时他进取心尚炽，对物欲仍有节制，所以他的日常享受可称讲究，尚不能说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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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晚年，优点往往前进一步，突破分寸，转化成缺点。乾隆的缺点则往往变本加厉，从抑制收敛状态变成肆无忌惮。步入晚年之后，皇帝无心进取，讲究和奢侈之间的界限被迅速突破。历代进贡在资格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清代成例，仅督抚们有进贡之权，进贡的时间也只限于三节：冬至、中秋，还有皇帝生日。而到了乾隆晚年，这些规矩都被打破了。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直至京中的内廷翰林也开始进贡。为了收罗民间珍藏，一些民人也可以将家中珍藏通过大臣转贡给皇帝。“进贡”遂成了皇帝搜刮民间珍宝的最主要途径。为了配合皇帝的胃口，一年三节的时间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三大节，端午节、上元节、重阳节，大臣们也都可以踊跃进贡。除此之外，大臣们开动脑筋，集中智慧，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新名目：皇帝出巡，经过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陛见贡”；皇帝提拔加恩，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时，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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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这次东巡所收贡品，应该归为迎銮贡。不过，即使是迎銮贡，也应该仅限于所经过地方的官员。而这一次，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巡抚官员们也都放下工作，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进献大批财物，从体制上讲，可以说并无先例，也毫无道理。这一事件唯一可以说明的，就是皇帝对贡品的需索已经达到了失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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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皇帝越来越放纵，越来越多的封疆大吏把其他政务推到一边，集中精力为皇帝购买、制造奢侈品。越到后期，官员们进贡的次数越多、物品越丰。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这一年，长芦盐政徵瑞进贡15次，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11次，福建巡抚浦霖进贡9次。其中伍拉纳11次进贡的日期分别是：三月初八日、三月十一日、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九日、六月七日、七月十九日、八月十一日、十二月七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九日，几乎无月不贡，成为中国进贡史上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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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皇帝的生日，进贡浪潮更是席卷全国。每到此时，整个帝国变成了大小官员们比赛贡品的“万国博览会”。据朝鲜使臣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七十大寿时，他在中国一路所见的进贡景象实在令人咋舌：北京附近，各地进贡的大车据不完全统计多达三万辆。除大车外，那些珍贵怕碎的贡品以人担、驼负、轿驾，更是多不胜数。“其杠而担者，物之尤精软云。每车引马骡六七头，轿或联杠驾四骡，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字。”[5]为了抢运贡品，车辆互相争道，“篝灯相照，铃铎动地，鞭声震野”[6]，好不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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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说，进贡之风的兴起，是打开乾隆朝政治腐败大门的钥匙。此语不为无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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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过度收受贡品，本身就是一种严重腐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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