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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令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以“孝敬皇上”。这一新词光明正大,而且十分光荣,颇有凝聚全体官员对皇帝的无比热爱之意,实际上却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云雾重重,机关多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们则完全有可能从民间剥削了百万两。一张巨大的非法汲取之网就这样以“进贡”为由头编织而成,皇帝在贪婪欣喜之余却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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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乾隆晚年的数起贪腐大案,都牵出过背后的进贡问题。那些进贡最多、最好、最得皇帝赏识的大臣,后来多数都成了贪污犯。比如那个一年进贡十多次的闽浙总督伍拉纳,勾结串通属下官员,贪污库存银达八万五千余两进行私分。案发后,朝廷抄了伍拉纳的家,抄出白银四十多万两。被抓之后,伍拉纳自供其巨额财产中就有一部分是来自勒令下属帮贡所得,“并不自出己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自肥囊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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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宠臣李侍尧是当时“优于办贡”的代表之一。时人认为他是乾隆朝进贡之风兴起的带头人,“(李侍尧)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8]。这并非虚言,现存史料中有一张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一月初八日,时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所进贡物品的名单,我们可以从中窥得李氏进贡手笔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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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洋表金如意一柄、金无量寿佛一尊、珊瑚朝珠一盘、蜜蜡朝珠一盘、脂玉万年有庆一件、白玉福禄寿三星一件、白玉长春壶一件、白玉蟠桃九熟一件、白玉保合太和一件、白玉长春花洗一件、白玉寿星一件、白玉如意仙一件、白玉香盘一件、汉玉佛手一件、汉玉花囊一件、汉玉拱璧一件、白玉云纹铎一件、白玉元洗一件、汉玉炉瓶一事一分、汉玉飞熊叶瑞一件、白玉印池一件、宋磁霁红花囊一件、定窑洗一件、嘉窑一统尊一件、成窑五彩瓶一件、定窑福禄尊一件、宣窑梅瓶一件、宋磁霁红瓶一件、定窑宝月瓶一件、哥窑笔洗一件、青绿三代尊一件、青绿提梁卤一件、青绿凫尊一件、明黄刻丝万福万寿龙袍一件、天青刻丝八团立水龙褂一件、明黄缎绣万福万寿龙袍一件、天青缎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真紫缎绣三色金诸仙祝寿龙袍一件、天青缎绣三色金八团立水龙褂一件、绿缎绣万寿长春龙袍一件、香色宁绸绣六合同春龙袍一件、天青宁绸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酱色宁绸绣江山万代龙袍一件、绿实地纱绣四季呈祥龙袍一件、天青实地纱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香色实地纱绣八仙庆寿龙袍一件、酱色实地纱绣吉祥九如龙袍一件、洋锦缎二十匹、洋花绒二十匹、大红鸳鸯绒十版、大红羽缎十版、洋绣帕一百方、洋绣小帕一百方、紫檀雕花宝座一尊、紫檀雕花御案一张、紫檀镶玻璃三屏风一座、紫檀雕花天香几一对、紫檀雕花炕几一对、紫檀镶玻璃衣镜一对、紫檀雕花书隔一对、紫檀雕花方凳八张、紫檀镶面玻璃横披一对、珐琅镶玻璃五屏凤妆镜九座、珐琅镶玻璃手镜九对、紫檀镶玻璃福禄式小挂镜九对、东洋漆炕桌一对、东洋漆香盒五件、鸾翎宫扇一对、孔雀宫扇一对、洋镶钻石自行人物风琴乐钟一对、红玛瑙钻石珠花瓶式乐钟一对、洋镶钻石蟠桃推钟一对、洋镶钻石蟠桃表一对、洋玻璃金鱼缸一对、仿景泰珐琅瓶一对、珐琅福禄瓶一对、镶玻璃小佩镜二十七面、蜜蜡鼻烟壶二匣、洋金银线二百支、珐琅手盆九对、珐琅唾盂九对、翠顶花三十匣、翠花五十匣、天然沉香瓶一件、洋油画小挂屏一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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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侍尧之所以如此热衷办贡,讨皇帝喜欢固然是一个原因,而另一半的原因是进贡过程中,自己可以大肆向下属摊派。而且进贡后退回的宝物,他居然也纳入自己的私囊。当时来中国的朝鲜使节风闻,“大抵侍尧贪赃中,五之三入于进贡”[10]。原来,为了表示风度,臣下所进贡品,皇帝一般不会全收,只能择收部分,其他要退回。这张贡单中,皇帝所收的只有十来样,其他玉器、宋元古瓷、龙袍、紫檀宝座、珐琅等74项数百件都归李氏所有。乾隆四十五年李侍尧缘事治罪籍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真珠葡萄一架、四尺的珊瑚树三株,都是李侍尧私藏的进贡后被还回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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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巡抚国泰也是“进贡能臣”演变成贪污案犯的典型一例。国泰进贡成绩之突出,连乾隆都曾夸其“进贡为优”“优于办贡”。他进贡之勤快到了令皇帝有点烦的程度。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初六日,皇帝在山东巡抚国泰的贡折上批道:何必献勤如此?所贡的东西都闲置在圆明园库,也没什么用处,只等数年之后烂坏而已。真成了大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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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批发出仅三个月后,即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国泰就犯了案,原因是对下属强行摊派,聚敛个人财富,致使山东通省亏空。七月,国泰即被赐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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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侵贪大案而与进贡有关者,除李侍尧、国泰、伍拉纳外,还有浦霖、阿思哈、卢焯、恒文、良卿、王亶望、勒尔锦、陈辉祖、郝硕等无数大案,而这类败露的大案充其量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整个官僚体系通过“进贡”这个借口直接汲取的财富,不知凡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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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贡过程中的贪腐行为,不过是进贡的诸多后果中最轻的一种。更为严重的是,皇帝对物欲不加节制的追求,给天下传达了许多不良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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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不良后果是官场奢侈之风的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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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晚年,社会风气日趋奢靡。官场之上,官员们整日比的是谁家的厨子好,谁请的戏子高明,谁收藏的古玩稀奇。据说当时在江南一带的仕宦社会中,人们有“三好”,即“穷烹饪,狎优伶,谈骨(古)董”。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乾隆时代官宦、士人阶层平日爱好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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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晚年,许多官衙终日歌舞升平,花天酒地,河道总督衙门是最典型的代表。每次总督兴办治河工程,“每于工次搭盖馆舍,并开廛列肆,玉器钟表绸缎皮衣无物不备,市侩人等趋之若鹜,且有娼妓优伶争投觅利,其所取给者,悉皆工员挥霍之赀,而工员财贿,无非由侵渔帑项而得”。堵塞衡口工程时,“工次奢侈挥霍,开廛列肆,玩好生色,无所不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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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们对于追求物质享受,可谓心思用尽,花样百出。著名贪官王亶望,在任浙江巡抚时,喜吃驴肉丝,“厨中有专饲驴者,蓄数驴,肥而健。中丞(巡抚)食时,若传言燋驴肉丝,则审视驴之腴处,刲一脔,烹以献。驴刲处,血淋漓,则以烧铁烙之,血即止。其食鸭也,必食填鸭。填鸭者,饲鸭不使鸭动,法以绍兴酒坛去其底,令鸭入其中,以泥封之,使鸭颈伸于坛外,用脂和饭饲之,留孔遗粪,六七日,即肥大可食,肉之嫩如豆腐。王偶欲食豆腐,则杀两鸭熬汤,煮腐以献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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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贡热的另一个影响是官场上送礼之风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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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早年,对进贡送礼之弊察之甚详。然而晚年,皇帝自己公然需索重礼,对自己早年的严规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官场之上请客送礼之风迅速升温。章学诚说:“印官上任,书役馈送,辄数万金。督抚过境,州县迎送,必数千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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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十年(1795年),福建巡抚浦霖贪污案发,皇帝查抄其家,查出“三镶玉如意”大小共157柄,皇帝惊叹:“此与唐元载查籍家财胡椒至八百斛何异。”[14]其实皇帝大可不必如此惊诧莫名,胡椒至八百斛,可能吃不了,百数十柄如意却是稍有头脸的臣子必须常备的。除了给皇帝的贡品,以及皇太后圣寿、阿哥成亲、公主下嫁的需要,进京陛见,处处打通关节,哪一项应酬少了“如意”能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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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晚年,官场上无钱不办事。王亶望就官甘肃时,全省流传一句顺口溜:一千见面,二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说,送一千两银子给王亶望不过能见上一面;送两千两银子,王大人赏脸的话,有望留吃一顿便饭;送三千两银子,王大人高兴,会和送礼的人一起拉拉弓、射射箭、练练骑射,以示关系更近一层。从见面到吃饭,再到一同玩一玩,表明和掌管全省财物大权的布政使的关系正在一步步拉近,而主导这种关系远近的砝码就是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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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乾隆朝上谕档》,乾隆三年四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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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9)》卷一一八,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39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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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进单》,第100号,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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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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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朴趾源:《热河日记·山庄杂记·万国进贡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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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朴趾源:《热河日记·山庄杂记·万国进贡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第5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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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六十年十月初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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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昭梿:《啸亭杂录·续录》,《啸亭杂录·卷四·李昭信相公》,冬青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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