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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批评说，嘉庆皇帝的新政，手段过于“仁柔”。由于监督体系实际上已经失灵，国法对于贪官们已经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畏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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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批评皇帝“处事太缓”，拨乱反正速度过慢。自从乾隆五十五年以后，八年之中，权臣营私蒙蔽皇上，造成的错误和冤案数不胜数。这些冤案，千百万中连一两件能够上达天听都做不到。即便侥幸上达皇帝，也未必能够立刻处理。有的案子，即使皇帝亲自处理，也没有结果，比如江南洋盗一案，以圣天子赫然独断，决心平反，结果仍然是一笔糊涂账。皇帝亲自要平反一案尚且如此，则此外沉冤之人更从何而能自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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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当今天下人才消磨已尽，朝中几乎没有一个肯负责任的大臣。数十年来，大臣们都以遇事模棱两可为处世之法，以处理问题不得罪人为好办法，以钻营为升官的唯一途径，以苟且图安为当官之道。按这个办法做官，结果都非常成功，所以大臣们以此衣钵相承，此风遂牢结而不可解。京中各部的大臣本事不多，还总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各省督抚之中，贤者不过是能不做坏事，不贤的则成天营私。没有人考虑国计民生，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为了应付目前，保住官位。如果偶有人想要改革，大家就会认为他没事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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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批评皇上虽然抓了和珅，但是对和珅时期的方针路线、政治运行习惯，并没有下气力去纠正。十余年来，和珅破坏国家成例，扶植自己的私人势力。皇帝登基之后，没有进行认真清理。到底现在国家政策，哪些是国家成法，哪些是和珅所改，朝中各部门的官员，哪些是正常途径升上来的，哪些属于和珅的私人势力，居然一直没有认真甄别过。这样大的事都不抓，你皇帝成天在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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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朝中风气不正，整个国家风气也不正：“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8]依他所见，十余年以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和珅卑躬屈膝；有大学士、七卿之长，年纪比和珅大一倍，求着拜为和珅的门生，求着成为和珅的亲信；朝中重臣，居然去结交和珅的仆人，与仆人称兄道弟。如此这般，天下风气能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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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的是，吏治仍然没有起色。十余年以来，总督、巡抚、藩司、臬司中贪欺害政之人，比比皆是。虽然皇上亲政以来，处理多人，比如“李奉翰已自毙，郑元璹已被纠，富纲已遭忧，江兰已内改。此外，官大省、据方面者如故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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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洪亮吉还是指出了陋规横行的情况：“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督、抚、藩、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州县明言于人曰：‘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督、抚、藩、臬、道、府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之入己者亦半。初行尚有畏忌，至一年二年，则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诉之督、抚、藩、臬、道、府，皆不问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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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洪亮吉提出乱世须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极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加大惩贪力度：要将全国各省贪污的督抚全部换掉，将镇压白莲教起义过程中那些暴露出问题的将军都抓起来按律处理；要向雍正皇帝那样大力兴革，对财政体制进行深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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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深处，嘉庆皇帝也许觉得洪亮吉的许多话说得不无道理。可是，他当然坚决不能同意洪亮吉对大清政局的整体判断。在嘉庆皇帝看来，大清社会现在确实是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局部的。即使从乾隆晚期算起，大清的统治成绩仍然是可观的，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是温饱的，否则就解释不了为什么大清王朝能够平定白莲教。洪亮吉这个奏折的最大错误，是认为大清政局的腐败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无法生存的地步，要改革一系列祖制旧法。这封建议书表面上慷慨激昂、正义凛然，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因为它已经接近于否定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的合法性。洪亮吉在递交这个建议书之前，已经把底稿广为传抄和散发。这在皇帝看来，无疑不是一个善意的举动。在传统政治中，有些话，皇帝可以说，大臣们不能说；有些事，皇帝和高层可以知道，普通百姓不能知道。虽然皇帝比任何人都清楚大清王朝的腐败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但是他绝不愿意把大清的病状向世人公布。洪亮吉的这一建议书，无疑是一份着意制作的政治宣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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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嘉庆皇帝对这样的苗头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他“怒其语戆，落职下廷臣会鞫”[11]，从洪亮吉上书中的措辞错误入手，抓他的小辫子，把他发配到了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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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案的发生，实际上标志着“嘉庆新政”的终结。这一案件的发生让嘉庆十分警醒。他认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为是”，才导致了这个危险苗头的出现。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终的结果势必是洪亮吉这样的“全盘否定派”得势，大清王朝必然会遇到极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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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定思痛，与洪亮吉建议的大动干戈相反，他最终选择了中国传统式的“气功”加“太极”的保守治疗方式。他采用东巡的方式来宣布“守成”思想，就是要告诫满朝大臣，对于大清这样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千万不能乱搬乱动，乱下药方。这样的重病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疗方案就是“徐徐进补”“固本培元”，用温和的药物一点点滋润这具干枯的病体。这种疗法一需要极大的耐心，二需要对症的补品。耐心、自信是他的长处，而补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来“培植正气”的一系列“祖宗心法”和“圣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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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张之铸、向斯：《清代皇帝读书生活》，华艺出版社，2007，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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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敏中等：《国朝宫史·续编》卷六《训谕六·皇上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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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颙琰：《味余书室全集》卷一五《恭和御制抚顺城元韵》。（嘉庆继位后，改“永琰”为“颙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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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颙琰：《味余书室全集》卷一五，《恭和御制启跸往盛京之作元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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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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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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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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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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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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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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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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