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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深处,嘉庆皇帝也许觉得洪亮吉的许多话说得不无道理。可是,他当然坚决不能同意洪亮吉对大清政局的整体判断。在嘉庆皇帝看来,大清社会现在确实是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局部的。即使从乾隆晚期算起,大清的统治成绩仍然是可观的,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是温饱的,否则就解释不了为什么大清王朝能够平定白莲教。洪亮吉这个奏折的最大错误,是认为大清政局的腐败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无法生存的地步,要改革一系列祖制旧法。这封建议书表面上慷慨激昂、正义凛然,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因为它已经接近于否定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的合法性。洪亮吉在递交这个建议书之前,已经把底稿广为传抄和散发。这在皇帝看来,无疑不是一个善意的举动。在传统政治中,有些话,皇帝可以说,大臣们不能说;有些事,皇帝和高层可以知道,普通百姓不能知道。虽然皇帝比任何人都清楚大清王朝的腐败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但是他绝不愿意把大清的病状向世人公布。洪亮吉的这一建议书,无疑是一份着意制作的政治宣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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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嘉庆皇帝对这样的苗头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他“怒其语戆,落职下廷臣会鞫”[11],从洪亮吉上书中的措辞错误入手,抓他的小辫子,把他发配到了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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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案的发生,实际上标志着“嘉庆新政”的终结。这一案件的发生让嘉庆十分警醒。他认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为是”,才导致了这个危险苗头的出现。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终的结果势必是洪亮吉这样的“全盘否定派”得势,大清王朝必然会遇到极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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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定思痛,与洪亮吉建议的大动干戈相反,他最终选择了中国传统式的“气功”加“太极”的保守治疗方式。他采用东巡的方式来宣布“守成”思想,就是要告诫满朝大臣,对于大清这样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千万不能乱搬乱动,乱下药方。这样的重病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疗方案就是“徐徐进补”“固本培元”,用温和的药物一点点滋润这具干枯的病体。这种疗法一需要极大的耐心,二需要对症的补品。耐心、自信是他的长处,而补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来“培植正气”的一系列“祖宗心法”和“圣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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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张之铸、向斯:《清代皇帝读书生活》,华艺出版社,2007,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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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敏中等:《国朝宫史·续编》卷六《训谕六·皇上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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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颙琰:《味余书室全集》卷一五《恭和御制抚顺城元韵》。(嘉庆继位后,改“永琰”为“颙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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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颙琰:《味余书室全集》卷一五,《恭和御制启跸往盛京之作元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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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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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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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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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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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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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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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赵尔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传第一四三,《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98,第29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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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五节 全面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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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么,各种具体措施就应运而出。它们就像一套套早已经准备好的工具,整整齐齐地摆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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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别的事放在一边,恭敬端坐,阅读先朝实录一卷。除巡狩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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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腐败问题、财政问题、人口问题,他一一根据祖先们的遗训,提出了一套中规中矩的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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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动式惩贪失败后,嘉庆皇帝认识到,仅仅靠杀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转官场风气的主要办法是选拔清官,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人、教育人,启发人的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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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自己所作的《才德说》中明确宣布了他选择人才的标准:“夫才德全备者上也;德优于才者次也;才过于德者又其次也。德优于才犹不失为君子,若才过于德,终恐流为小人矣。……宁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有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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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皇帝同意洪亮吉的说法,即现在官场作风非常之坏。但是,皇帝认为,通过思想教育可以扭转风气。小民皆有天良,官员自然也不例外。之所以有“恶者”“贪者”,根本原因在于“教化不行,不明正道”[1]。抓好教育,官员们就能保持住“天良”或使人性重新归善。因此,选好朝廷的中枢大臣,树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样,上行下效来带动整个朝廷政治风气的转变,是他整顿吏治的核心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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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一朝的中枢大臣们,突出的特点是道德操守不错,办事谨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忠清直劲,老成端谨”(《清仁宗实录》卷一三九)被嘉庆十分欣赏,称赞他“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2]。刘墉也因向称“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诰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书称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3]。戴衢亨则“性清通,无声色之好”,办事“谨饬清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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