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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待人非常平易。有一年提督湖北学政杨怿回京觐见皇帝，正值酷暑，皇帝正挥扇不止。一见杨怿进来，皇帝立即将扇子放在一边，非常详细地向他问起地方上的种种情况。虽然汗出如雨，浸透纱袍，皇帝却没再拿起扇子。因为按体制，大臣在皇帝面前不可以挥扇，所以皇帝宁愿与大臣同甘共苦。杨氏晚年回忆录中写到此事时，仍然感动得痛哭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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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皇帝的心非常之细。乾隆皇帝曾赐一些功高的大臣紫禁城骑马的特殊待遇。然而，满汉大臣有所不同。满洲蒙古大臣平常习惯骑马，汉大臣却很少有会骑马的。所以，新政不久他特意下旨，规定享受紫禁城骑马待遇的汉大臣，特别是那些年迈力衰或体弱多病之人，可以乘车到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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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他最粗暴的一次表现中，仍然含有温情的成分。虽然他对洪亮吉的建议书十分恼怒，但是在洪亮吉被关进刑部大牢后，他不忘专门派太监到刑部传达一句“读书人不可动刑”，让刑部善待这个政治犯。这句话让洪亮吉感动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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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去世后，朝中大臣们无不对他充满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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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多年的统治中，嘉庆皇帝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政治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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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说嘉庆是清代最勤政的皇帝，也得说是“之一”。他深得乾隆皇帝真传，生活起居如同钟表一样精确。在位二十五年，没有一天不早起。读完实录后，天往往还没亮，他就秉烛批阅奏章。他事事躬己总揽。早膳后召见大臣，往往多达十余人，披览奏折几十件，常常是忙得忘记吃午饭。遇到外出巡视时，更要早起数刻，提前把一天公事办完。在这点上，他颇有祖父雍正皇帝“事业狂”之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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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子期间养成的每天进行大量脑力劳动的习惯，使工作已经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一天不办公、不理政，就浑身不舒服。嘉庆中期的一天，他早起参加一个祭祀典礼。典礼完成后，才上午十点钟，他决定回到乾清宫接见大臣。不料一问御前侍卫，侍卫说今天没有官员请求接见。皇帝有些怀疑，为何今日如此空闲？一问军机处，这才知道，本来是有几名大臣要奏事的，可是睿亲王考虑到皇帝参加典礼，已经很累，况且天气十分炎热，为了让皇帝节劳，私自把他们安排到第二天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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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此情，嘉庆皇帝勃然大怒。他申斥睿亲王，说朕年方四十，虽日理万机，但从不以此为劳，引见这么几人，本来也不足为劳，睿亲王如此大胆，擅自改动官员引见日期，意欲何为？一番训斥之后，将他交宗人府严加议处，睿亲王好心没好报，被降职罚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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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皇帝不一样的是，别人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大雅·荡》），而嘉庆帝从来没有出现“倦勤”的情况。他的耐性、毅力古今无二，天下无双。一直到临死，他还是保持这样的敬业精神，没有出现过任何懈怠。嘉庆十年（1805年）十二月，他依照惯例到中南海的瀛台观看冰技。碰巧那日没有奏折递进来。皇帝回宫后，无公事办，十分生气，下旨给大臣们说，朕每日孜孜不倦，勤求治理，即使外出，也必早起数刻，办完事才出去。你们这帮大臣，怎么能上行而下不效呢？我去看冰技，也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大冷天有什么好看的？你们倒趁机在家睡懒觉，畏避早寒，年长者尚可宽恕，年少者就大可恨。于是传旨，将满汉文武、大小衙门的官员，一概严行申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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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俭也是嘉庆坚持一生的品质，他牢记父亲晚年的教训，对奢侈浪费一直深恶痛绝。嘉庆十六年（1811年），嘉庆五十二岁寿辰时，御史景德奏请依照前代皇帝做法，在皇帝万寿时，于京城演剧十日，并请以后每年都以此为例。嘉庆览奏，勃然大怒，说朕亲政以来，唯以民生休戚为念，从无崇尚浮侈之事。况且朕就是真想大办庆典，你作为言官也该劝阻才是，而你反以这种事上奏，实在太可气了。于是将景德以“溺职”罪革职，发往盛京去充当苦差。这个马屁重重地拍在了马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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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皇帝二十余年中，始终未曾仿效其父南巡，也没有极尽奢华筹办寿筵，他展示给臣民的只有一道道崇俭去奢的谕旨。嘉庆的节俭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名声已经达于外国。出使清朝的朝鲜使臣徐龙辅记载，嘉庆朝“大抵以勤俭见称。观于宫殿之多朴陋，可谓俭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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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使臣对嘉庆帝的行政评价很好，例如“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及开经筵，引接不倦，虚己听受”“御极以后，锐意图治，早朝晏罢，屏退奸党，升庸名流，惩于和珅，权不下移”，又如“正月亲政以后，总揽权纲，振刷风俗，发号施令，多有可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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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仁慈圣明的皇帝，御极二十多年，除了亲政初期意气风发过一阵，越到后来，就越深陷无奈、愁闷、苦恼之中。他自以为稳妥的“守成之法”，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使大清帝国慢慢恢复元气，重现荣光，反而越来越积重难返，不可收拾。在他统治的后期，令他尴尬不已，甚至羞愧落泪的事，不止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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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日黄昏，皇帝正在由避暑山庄返回北京，抵达北京城外的白涧时，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两路，于昨天上午攻进了紫禁城。他们与一些信教的太监里应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寝宫储秀宫附近。幸好皇子旻宁带领守卫部队全力抵抗，最终全歼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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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在行宫中看罢皇子旻宁草成的汇报，泪流满面，一夜不眠。邪教教徒攻入皇宫之内，并且差一点攻到了皇后面前，这在中国历史上的承平年代，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嘉庆很清楚，这样天大的丑闻一定会在历史上永远记载下去，这个污点是永远洗不掉的。自尊心极强的皇帝深受刺激。第二天，皇帝向全国臣民下发了朱笔亲书的《遇变罪己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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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说：我大清国一百七十年来，列祖列宗爱民如子，深仁厚泽，我虽然能力平庸，却也没有做过害民之事。然而，这汉唐宋明未有之奇耻大辱，却发生在我的任内。细细思量，问题还出在大臣们因循怠玩，不能体我的苦心，悠忽为政，怎么教育都不能清醒！从今以后，我当然要自我反省，改正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上答天命，下解民怨。诸大臣们，如果你们愿意做大清国的忠良，就请你们赤心为国，竭力尽心，以匡正我的失误，纠正不良的社会风气。如果你自甘卑鄙，那么就请你挂冠致仕，回家养老，千万别再尸位素餐，增加我的罪过！《遇变罪己诏》最后八个字是：“笔随泪洒，通谕知之！”（见《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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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如此动情，如此委屈的圣旨，独一无二。此后数月间，他的诏书中一再出现抱怨、悲叹、感慨之词。他为此作了许多诗，《有感五首》有句云：“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深感自己对不起列祖列宗。他在《报天恩肃吏治修武备谕》中感慨地说：“为君难，至朕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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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之变是大清衰势的一个特殊表征。在它的背后，是大清深层次问题的不断恶化：人口压力没有丝毫减轻，流民越来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横行。除了天理教，什么静空天主、老佛门、一炷香、红阳教、清茶门、大乘法门等教门，接踵而至，目不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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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皇帝实际上已经做到了他的观念范围内最大的努力。他对每一个问题的处理都是尽心尽力，既耐心，又坚决。二十多年中，他就犹如一个堂吉诃德，一刻不停地和风车搏斗，然而却丝毫于事无补。腐败问题没有丝毫好转，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作风昏庸懈怠至极，种种离奇之事一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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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晚期的一年，他去祭扫东陵，路上兵部尚书突然向他奏报，带在身边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谁偷走了。皇帝大为震怒，部印失盗，不但不成体统，而且也极为危险。试想皇帝外出期间，如果发生意外，皇帝都没办法调兵遣将。皇帝下令调查，调查的结果更让人吃惊：大印居然是三年前就丢了，一直被随从的司员隐瞒到此时。虽然百般鞫问，但此事仍然没有结果，最后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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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武科考试后，皇帝按惯例为武进士举行传胪大典。这一天皇帝起了个大早，早早就位，隆重的典礼按时开始，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也就是武状元和武探花却怎么等也等不到，大典只好中止。事后一调查，原来是太监忘了开宫门，武状元和武探花四处找门，也没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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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再发生行刺皇帝、杀入皇宫的事件，可是宫门门禁这个小小问题却怎么也解决不了。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四月，又有一名普通老百姓乘守门者不当班潜入紫禁城，一直走到内右门，深入大内，才被太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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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嘉庆出门散步，发现大宫门外居然有人放羊，这些羊群就在皇帝眼皮子底下悠然自得地漫步，吃着“御草”。宫门鹿角之上，有人乘凉闲坐，不远处树林里有小贩们举行野餐，席地喝酒吃肉。皇帝一追查，原来这些羊是太监们养来换外快的，那些小贩都是太监们的朋友，想来看看皇帝住的地儿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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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以前，对皇室宗亲要求极严，约束极细，天皇贵胄们是整个大清社会素质最高、修养最好的一个群体。嘉庆中期之后，八旗子弟已经彻底腐化，宗室队伍中出现越来越多的败类。在清查天理教起义的过程中，嘉庆皇帝惊讶地得知，宗室之中竟然也有加入邪教者！宗室奉恩将军庆遥、宗室举人庆丰、宗室海康，都是天理教的外围组织红阳教的成员。天理教徒进攻紫禁城的计划早就通知了他们，他们欣然决定参加，以便在起义成功后当上大官。只不过当天由于意外，没能共襄此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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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导致了一场重大战争的鸦片，在嘉庆时期就已经成了重要社会问题，宗室之中，吸食此物者极多。嘉庆二十四年朝廷举行大典，宣布这一年科举考试成绩。按理，充任导引官的贝子德麟应该早早来到太和殿前带领新科进士们站排行礼。可是太阳已经三丈高，他还没到场，导致大典无法按时进行。皇帝很奇怪，命人查找，结果发现此人正躺在家中吸食鸦片，飘飘欲仙的快感让他忘了自己身上的这个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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