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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一个在临死前能写出这样充满禅意诗句的人，应该是个有一点深度、有一点悟性、有一点定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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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介绍的是和珅经国理政的才能。仅这些才能，已经足以使老皇帝乾隆离不开他了，更何况除此之外，和珅还有另一项天赋，那就是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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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焯：《归云室见闻杂记》，转引自朱诚如主编，周远廉分卷主编：《清朝通史·乾隆朝》（下册），紫禁城出版社，2002，第6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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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和珅：《嘉乐堂诗集·上元夜狱中对月两首》，转引自纪连海：《和珅：二号人物》，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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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钦定八旗通志》卷首六，天章六，《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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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钦定八旗通志》卷首六，天章六，《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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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三五《笞和希斋大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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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秦鬟楼谈录》，转引自冯佐哲：《和珅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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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362、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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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转引自冯佐哲：《和珅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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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第二节 大理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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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过，乾隆晚年面临的两个矛盾之一，就是不断泛滥的物欲和“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承诺。乾隆皇帝晚年越来越感觉钱不够花。因为越到晚年，乾隆就越沉醉于奢侈的生活，可是内务府能提供的钱很有限，所以越到晚年，乾隆越感觉手头紧，钱不够花，需要一个理财专家。因为他既要享受生活，又不想破坏既定的财政制度，给老百姓留下什么话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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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和珅恰恰就是一个理财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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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和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大理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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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往往拙于理财，甚至耻于谈钱，但和珅却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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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中的财富观念是静态的，人们有了钱，第一选择永远是买地，把流动资产化为固定资产，“入土为安”。而和珅却不这样，他知道要让现金流动起来，现金流动起来能产生巨大的威力，因此在不动产与现金面前，他对现金更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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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庄头许五德与他人发生矛盾，托和珅帮忙打官司，并答应“事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银一万两”，和珅听后明确表示“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1]。他的贪污受贿所得，一小部分用于扩大不动产，更多的部分则用于各种工商业投资，其范围涵盖了金融、地产、矿山、物流、医药、商业等许多行业。根据相关资料统计，他在当时的北京城内拥有当铺12座，其中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等，都是典当业巨头；他还经营印铺、账局、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柜箱铺、鞍毡铺、粮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窑等；此外，他家还专门置办了80辆大马车，从事运输业。这些行业的收益率当然都远远高于地租。可以说在当时，只要是赚钱效益高的行业，就有和珅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采矿业由于风险巨大，管理复杂，投资多，见效慢，一般人不敢经营，和珅却敢于尝试。他看中了煤矿业是朝阳产业，曾投巨资在北京的门头沟和香山两地开了煤矿。和珅巨大家业的积累，贪腐所得当然是大头，但是他自己的投资收益也并非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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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士人往往耻于谈钱，和珅却有着强烈的契约意识，在金钱面前，亲兄弟明算账，至亲好友也毫不含糊。他的外祖父伍弥泰官至大学士，向他借过两千两银子，他担心外祖父不能及时还账，逼着老头拿自家地契抵押，“取田契价值相当者署券归偿”[2]。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的档案《内务府来文》中也有记载，他岳祖父英廉的孙子向他借钱，也是拿地契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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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后，他的这种经营天赋迅速得到了体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出任内务府大臣。在此之前，内务府经常入不敷出，而他就任之后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弥补了以前的赤字，还出现了盈余。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加派他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在他的经营下，这个税关收入一下子跃居全国三十多个税关的前几位。这两炮打响，乾隆对和珅的理财本领愈加刮目相看。在乾隆眼里，和珅简直就像一个魔术师，总是能出人意料地制造出财富。所以乾隆把所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渐渐都划归和珅一人把持，他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大臣、内务府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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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说的，都是和珅的正面品质。如此正面，为什么他最后还一败涂地呢？这是因为和珅身上有一个致命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没有操守、没有原则的人。如果说他的一生有什么原则的话，那就是现实的享受，要做最大的官，要享受最好的生活。这是他的追求。他身上没有传统士大夫那种为国家、为民族献身请命的精神，那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主义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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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和珅这个人自幼对钱比较看重。我们说过，和珅早年丧父，十岁的时候，父亲常保就在福建都统的任上去世了。父亲一去世，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断了，所以《清史稿》说和珅“少贫”，就是小时候家里比较贫穷。这样，和珅小小年纪，就充分认识到了钱的重要性，所以走上仕途之后，对钱看得也比一般人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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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和珅自身的人性弱点，他做官不讲操守，这还与乾隆皇帝本身的统治政策有关。我们说过，乾隆中期，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乾隆刻意制造了许多冤案，限制当时人们的思想，防止人们乱说乱动。结果造成了什么呢？虽然一时收到彻底稳定之效，却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清代后期士大夫的道德与精神的迅速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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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乾隆打断了当时官员和士人的脊骨。他告诉大臣们，你们不要追求什么人格独立、什么个人尊严，你们只需要给我做好奴才，对我百依百顺就行了。所以从乾隆中期起，乾隆朝的大臣就越来越平庸，越来越没有操守，越来越没有骨气。和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因此，和珅的所作所为，从不考虑大清王朝的长远发展，只顾满足皇帝的眼前需要，有很多措施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比如“议罪银”的制度化，这是和珅制造财富的一个出奇手段，是他的一个天才发明，但也是加快清王朝毁灭的一个加速器。正是和珅力荐的“议罪银”，最终催生出乾隆朝一桩又一桩的惊天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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