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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虽然在家书中反复教育儿子要俭朴自持，却从来没有提及要将这些家书传之后世。左宗棠则特意嘱咐自己的儿子将家书装订成册，以流传后人：“吾本寒生，骤致通显，四十年前艰苦窘迫之状今犹往来胸中。……自今以后均得从俭，不得援照尔兄嫂往事为例。此纸可装订成册，以示后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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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中年变法之后，对官场的潜规则采取部分妥协的策略，因此他晚年居官也时有“灰色”之举。比如曾国荃经常举荐亲友到两江总督衙门谋差事，曾国藩多数都给予了妥善安排。而左宗棠则一生基本保持了清峻凌厉的做官风格，操守之严，到老弗懈。在西北主政之时，有不少家乡的亲朋前去投靠，希望谋个饭碗或前程，这些人大部分都被左宗棠峻拒，所获不过是一份回乡的川资。仅在肃州一地，左宗棠就为这些人支付了高达四千多两的路费。左宗棠写信给陕甘总督杨昌浚，说我的戚族如有逗留兰州一带请求收录的，决不宜用，“亦可省弟一累也”[28]。他的夫人去世前曾请其给予湖南柳庄家中的门丁何三以勇丁粮饷，他认为何三是家人，非勇丁，而从自己的年俸中拨银付给：“何三在家看门久，老实，而晚景不好。在闽时尔母曾说过给与一名勇价，吾亦诺之。惟念勇之口粮不可给家人，是以久未给，予亦且忘之。今寄信若农观察，请其划拨二百十两零六钱交尔给何三，以了此项，盖四年勇费之数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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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曾国藩一生未以“清”名著，而左宗棠却成为一些传说逸事中的主角。比如这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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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左宗棠抵达北京时，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很不适合他那率直脾性的世界。还没进城，他就遇见了腐化堕落的实例。腐败已经吞噬了朝廷，使认真管理国家事务的企图一败涂地。他碰到了一个惯例：所有任期结束奉召进京的高官，都要在城门口交纳一笔银子。那些刚从油水特厚的位置上退下来的官员，有时要交纳十万两之多。左宗棠来到京城门口，门房要他交纳四万两，被他拒绝了。他说，皇帝召他进京，他就来了，如果进入国都面见皇上要交钱，那就应该由朝廷埋单。至于他，一个铜板也不会掏。他在城门外等了五天，直到事情有了转机，但他未掏腰包。”[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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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左宗棠身上，更鲜明地、风格化地体现了湖南人的“霸蛮”、较真或者说“骡子”精神，而曾国藩则更大气含元，藏而不露，以浑为用。二人官风一墨一黄，体现了传统清官的两种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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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虽以“孤介”闻名，但是左宗棠亦并非不通人情世故、毫无弹性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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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引左宗棠家书“吾在军中自奉极俭，所得养廉银，除寄家二百金外，悉以捐赈”的下文是：“宁波海关，有巡抚平余银八千两，历任皆照例收受，我以今日何需乎此款，本可裁，以其为陋规也，但裁之之后，未必人皆似我之省约，则必不敷用矣，岂可以我独擅清名，而致他人于窘境乎？因遂受之，仍以转送赈局。书告尔等，应知取与皆当准之于义，而又不可不近人情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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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他对于官场上的规矩并非全盘摒拒，特别是在涉及个人感情之时，他的处理也会很到位，比如他以宝鼎馈潘祖荫，就是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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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九年（1859年）底，左宗棠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跌蹉。其时他在骆秉章幕府，恃骆氏的信任，一意孤行，对那些品级很高的大员也不假颜色，终被人以“劣幕”之名上奏朝廷。咸丰皇帝发下谕旨，命逮捕左氏，若其果真有不法情事，可立即就地正法。左宗棠的好朋友郭嵩焘求助于大理寺少卿潘祖荫，潘祖荫遂上了《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材可用疏》，极言左氏之才，在折子末尾甚至对皇帝说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这样的话。因为众人不遗余力地营救，左氏转危为安，咸丰皇帝亦因此对左宗棠这个人极为注意，不久他就被授以四品京堂候补，成为曾国藩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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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对潘氏的夸誉救助一直念念不忘，封疆之后，每年都送以千两“炭敬”。后来在陕甘总督任上，他得到一件极不寻常的古董，将它送给了当时已经受到革职处分的潘祖荫，以表敬谢安慰之意。这件古董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闻名全世界的“大盂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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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的原委，在左宗棠的书信中可以考见。大盂鼎乃康王时贵族盂所做的祭器，道光初年于陕西岐山礼村出土，为左宗棠的僚属袁保恒所得，袁转献左宗棠。这尊稀世珍宝，因为器形巨大、造型完美，极为引人瞩目。左宗棠知道潘祖荫是金石收藏大家，遂将大盂鼎拓片寄给潘氏，言明相赠之意。不过潘祖荫见到拓片后，对其真伪产生了怀疑。事见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答袁筱坞书：“《盂鼎》拓本细玩定非赝作。伯寅侍郎疑为不类，亦因其后互有出入，而神锋微露隽异，……弟意宝物出土，显晦各有其时，《盂鼎》既不为伯寅所赏，未宜强之，盍留之关中书院，以俟后人鉴别。……殊器不可令其勿传，致之八喜斋当称得所，尊意云何？”[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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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中可见，潘祖荫对大盂鼎的真伪持疑，左宗棠坚信这是“宝物”，决定将大盂鼎留在关中书院，以候后人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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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潘祖荫经过细考，确定这是举世之珍宝，致信左宗棠，请他从速送到都中。事见同治十三年（1874年）答袁筱坞书：“伯寅侍郎书来，亟盼盂鼎之至。前函敬托代为照料，辇致都中，计已承筹措及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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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日陈介祺（簠斋）致潘祖荫的一封信中，可以判断大概这年年底此鼎终归潘氏所有：“得十月惠书四缄，……盂鼎既云年内可至，刻想已纳尊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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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襟霞阁主编：《清十大名人家书·左宗棠家书》，宋效永校点，岳麓书社，1999，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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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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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襟霞阁主编：《清十大名人家书·左宗棠家书》，宋效永校点，岳麓书社，1999，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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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二》（17），岳麓书社，2011，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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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张耀中：《左宗棠整饬吏治》，《唐都学刊》1995年第1期，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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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鲍永军：《汪辉祖的幕学思想》，《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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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札件》，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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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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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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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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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14，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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