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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立志要做名臣，刘光第十分爱惜羽毛，其清峻程度远过于曾国藩。步入官场之初，刘光第也一度和光同尘，接受过一些馈赠。后来，随着做清官名臣的人生设计日益清晰，他开始拒绝被大多数官员都视为正常的馈赠，“兄……不受炭别敬（方写此信时，有某藩司送来别敬，兄以向不收礼，璧还之）”[26]。甚至连好朋友的帮助他也不要，因为他不想沾染任何灰色收入。有一个好朋友发了笔小财，得到三四千两白银，想帮他一把，也被他拒绝：“京中今年结费太坏，用颇不敷。抡三已补员外，别项进款约三四千金，平时颇知兄，常欲分润，露于言句，不知兄不敢受也。”甚至有人看他成天穿着破旧衣服，想给他两件衣服，他也不要：“赵寅臣欲出京时，欲以纱麻等袍褂相送，因兄所穿近敝故也，兄亦婉而却之而已。”[27]这样他就失去了“他人馈赠”这一京官颇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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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后来因参与变法而获得重用后，他的作风在军机中也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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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官，别人都要给报信的太监赏钱，只有他一个钱不给：“向例，凡初入军机者，内侍例索赏钱，君持正不与。”不仅如此，不管谁家有事，他也不随礼：“礼亲王军机首辅生日祝寿，同僚皆往拜，君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擢礼部尚书，同僚皆往贺，君不贺。谓：‘时事艰难，吾辈拜爵于朝，当劬王事，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哉！’其气节严厉如此。”[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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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军机章京，别人每年都可以收到大笔外官送的礼金，只有他一文不要：“（光第）性廉介，非旧交，虽礼馈皆谢绝。既入直枢府，某藩司循例馈诸章京，君独辞却；或曰：‘人受而君独拒，得毋过自高乎？’君赧然谢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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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做官之法，使得他升官反而更为赔钱，每年要赔五百两。他自己在家信中说：“兄又不分军机处钱一文（他们每年可分五百金之谱，贪者数不止此）；……如不当多时，所赔犹小；如尚不能辞脱，则每年须干赔五百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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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原因，刘光第的生活自然摆脱不了艰窘。他在书信中描述自己的生活说，因为今年收入少，所有家务都是夫人带一女仆亲自干：“兄今年京中尤窘迫非常，……以致连厨手亦不能请了，全是一婢女与敝室同操作，日无停趾。”[31]家里越发破旧得不像样子：“盖去夏大雨后，顶全漏，烂纸四垂，屡次觅裱糊匠不得（通京俱从新裱糊，匠人忙极）。及觅得，又以价太昂，屡相龃龉，直至冬月，始迫于不得已，费十余金，乃收拾完好。……惟是顶棚未裱好时，客厅诸事，俱颇潦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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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贫困状况贯穿了刘光第京官生涯的始终。一般人苦熬、苦做京官，一是期望能在级别上快些升上去，二是期望能外放到外地做地方官，收入可以名正言顺地大涨。资助刘光第的族叔也是这样期望的。可惜，因为参与维新变法，刘光第没有迎来自己经济状况改善的那一天就断送了性命，他的族叔也没能收回投资。在他变法失败后被捕之时，连执行抓捕任务的官兵都惊叹他家之穷：“缇骑见家具被帐甚简陋，夫人如佣妇，皆惊诧曰：‘乃不是一官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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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京官的生活水平自然不尽相同。虽然明清两代京官通常都很穷，但是并不是说所有京官都生活在困窘当中。京官之中，也有少部分人身处巨富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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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一般分两类。一类是立身不谨的重臣权臣，因为掌握的资源广而巨，夤缘攀附者门庭若市，所以营私肥己的空间很大。典型代表当然非清中期的和珅和晚期的奕劻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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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是“肥缺官员”。京官中有些职务，表面不显山露水，但“实惠”却非常之巨，比如内务府及户部的某些职官、银库官员、各榷关税务官员等。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是满人，这是因为清代的“首崇满洲”的民族政策。王志明说：“中央机关的满缺最多，据《清朝文献通考》的记载，1785年朝官中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汉缺分别是2751、253、142、558名，其中户部和工部的某些机要部门如银库、缎匹库、火药局等，全为满缺所独占。可见要津和中央机关为满人所控制，牢固了满人的统治权。”[34]这类满族京官自然活得特别滋润。那桐就是其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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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晚清历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要职，对晚清政局产生过重要影响。在这里我们不论其政绩，只来看一看他的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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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乃内务府镶黄旗满洲人，叶赫那拉氏，咸丰六年（1856年）生于北京。他的家族是内务府世家，家资丰厚。不过和大部分内务府纨绔子弟不同，他自幼肯于读书，并且取得了举人功名，这在满人中算得上相当难得，所以被人称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他又颇有办事才干，在满族官员当中属于一位“能员”，所以升迁之路相当顺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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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留下了一部日记。读这本日记，我们发现，从青年时代起，那桐的生活就是极为优裕，甚至是奢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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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的住宅位于金鱼胡同，这是一座豪华宅邸，一座横向并联的七跨大院，占地二十五亩之多，房屋三百多间。特别是其中的“那家花园”，以“台榭富丽，尚有水石之趣”而闻名京师。[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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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日记起自光绪十六年。从日记记载来看，那桐几乎天天都是在饮宴应酬、唱戏听曲中度过，生活既按部就班，又富足滋润。比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他共有十九天赴宴或者在家宴请别人，约晚饮，到同兴楼小食，赴福寿堂之约，在家晚饮，赴九九园消寒九集，到福全馆晚饭，谈崇文门公事，同和楼晚饭，赴九九园之约……名目繁多，经常子初、子正才归。[36]除了日常锦衣玉食，那家花园“经常举办各种演出活动。……京戏名角大都是那家的常客。那家爱听戏，经常一唱就是一整天，甚或连唱几天”。[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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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时代，能不能玩得起“西洋玩意儿”是一个家庭是否有实力的重要标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一次赴天津旅游之后，那桐迷恋上了西洋事物，从那一年起，“那家隔三差五吃西餐，买洋货”，“坐汽车、安电话，甚至买汽车，反正什么东西时髦，那家便很快拥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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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日常应酬手笔也很大。日记记载，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九日，“熙大人宅”有喜事，他出份子二百两白银[39]；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升为“正部级”后，到各处拜谢老师，送给荣禄银一千两，其他送崇绮等十一人，从四十两至一百两不等[40]；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庆亲王女儿结婚，他送“大裁江绸二套、九件荷包二匣、宴席二桌、绍酒二坛、茶叶百斤、羊烛百斤、喜分百金”[41]；日记中经常可见他借钱给别人，比如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六日，伦贝子借去一千两京松银。[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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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的生活水平如此之高，来自四个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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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因素，是那桐的特殊出身。那桐出身内务府，家底本来就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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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那桐一生工作多与经济收支有关，且多次署肥缺。中举之前，那桐因为精明能干，就经常被派一些临时性职务，比如“充户部恭办（皇帝）大婚典礼处派办司员”“充恭办（皇帝）万寿庆典总办”[43]。虽然都是临时充任，但这些皇家庆典例来开支浩大，承办人员扯虎皮做大旗，可钻的空子极多。甚至修办光绪朝《大清会典》这类看起来没什么油水的工程，也有很大闪展腾挪的空间。光绪二十五年，那桐任《大清会典》馆提调官，事毕将工程用剩下的六万两白银交还朝廷，得到慈禧太后的专旨表彰，说他“奉公洁己，办事认真”[44]。这件“小事”能引起最高层的注意，说明这六万两如果想法分掉，才更符合那时官场之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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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长期担任户部的职务。户部的职掌均与经济财政相关，户部官员的公开收入名正言顺地高于其他部门，“各部之中，以户部为较优”[45]。那桐长期任职户部，到底获得多少收入未见记载，不过他自光绪十一年至十九年（1885—1893年）在钱法堂当差，做到主事。光绪十一年起在捐纳房当差，光绪十八年（1892年）任总办，直至光绪二十四年。这几个地方都是极有油水的所在。此外，他还在贵州司掌过印。那桐为人，并不在意清节，反而是贪名久著，正如摄政王载沣的胞弟载涛在回忆录中说那桐“平日贪婪无厌”，“亦是著名大贪污者”[46]，所以在户部期间，他的收入应该就已经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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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还出任过一些著名的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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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肥缺，就是“户部银库郎中”，“佩带银库印钥”[47]。户部银库是收贮各地送到京师的赋税饷银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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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银库一直是清代财政中水最深的部门，那桐在这个正五品的职务上每年的养廉银是五千两，除此之外到底有多少灰色收入，他在日记中当然不可能透露。不过在担任银库郎中后的第二年，他就开始在京城繁华地段经营当铺。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余托孟丽堂价买北新桥北大街路东增裕当铺作为己产。……计占项一万二千余金，架本三万金，存项一万金，统计领去五万三千余金”。[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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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一年多，那桐再次购买当铺。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余托孟丽堂价买灯市口北东厂胡同口外路东元丰当作为己产，改字号曰：‘增长’，总管为孟丽堂，……价本市平松江银三万两，占项市松一万七千两，存项京松二万五千两，统计市松七万二千余金”。[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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