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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原因，刘光第的生活自然摆脱不了艰窘。他在书信中描述自己的生活说，因为今年收入少，所有家务都是夫人带一女仆亲自干：“兄今年京中尤窘迫非常，……以致连厨手亦不能请了，全是一婢女与敝室同操作，日无停趾。”[31]家里越发破旧得不像样子：“盖去夏大雨后，顶全漏，烂纸四垂，屡次觅裱糊匠不得（通京俱从新裱糊，匠人忙极）。及觅得，又以价太昂，屡相龃龉，直至冬月，始迫于不得已，费十余金，乃收拾完好。……惟是顶棚未裱好时，客厅诸事，俱颇潦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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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贫困状况贯穿了刘光第京官生涯的始终。一般人苦熬、苦做京官，一是期望能在级别上快些升上去，二是期望能外放到外地做地方官，收入可以名正言顺地大涨。资助刘光第的族叔也是这样期望的。可惜，因为参与维新变法，刘光第没有迎来自己经济状况改善的那一天就断送了性命，他的族叔也没能收回投资。在他变法失败后被捕之时，连执行抓捕任务的官兵都惊叹他家之穷：“缇骑见家具被帐甚简陋，夫人如佣妇，皆惊诧曰：‘乃不是一官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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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京官的生活水平自然不尽相同。虽然明清两代京官通常都很穷，但是并不是说所有京官都生活在困窘当中。京官之中，也有少部分人身处巨富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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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一般分两类。一类是立身不谨的重臣权臣，因为掌握的资源广而巨，夤缘攀附者门庭若市，所以营私肥己的空间很大。典型代表当然非清中期的和珅和晚期的奕劻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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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是“肥缺官员”。京官中有些职务，表面不显山露水，但“实惠”却非常之巨，比如内务府及户部的某些职官、银库官员、各榷关税务官员等。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是满人，这是因为清代的“首崇满洲”的民族政策。王志明说：“中央机关的满缺最多，据《清朝文献通考》的记载，1785年朝官中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汉缺分别是2751、253、142、558名，其中户部和工部的某些机要部门如银库、缎匹库、火药局等，全为满缺所独占。可见要津和中央机关为满人所控制，牢固了满人的统治权。”[34]这类满族京官自然活得特别滋润。那桐就是其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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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晚清历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要职，对晚清政局产生过重要影响。在这里我们不论其政绩，只来看一看他的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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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乃内务府镶黄旗满洲人，叶赫那拉氏，咸丰六年（1856年）生于北京。他的家族是内务府世家，家资丰厚。不过和大部分内务府纨绔子弟不同，他自幼肯于读书，并且取得了举人功名，这在满人中算得上相当难得，所以被人称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他又颇有办事才干，在满族官员当中属于一位“能员”，所以升迁之路相当顺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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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留下了一部日记。读这本日记，我们发现，从青年时代起，那桐的生活就是极为优裕，甚至是奢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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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的住宅位于金鱼胡同，这是一座豪华宅邸，一座横向并联的七跨大院，占地二十五亩之多，房屋三百多间。特别是其中的“那家花园”，以“台榭富丽，尚有水石之趣”而闻名京师。[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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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日记起自光绪十六年。从日记记载来看，那桐几乎天天都是在饮宴应酬、唱戏听曲中度过，生活既按部就班，又富足滋润。比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他共有十九天赴宴或者在家宴请别人，约晚饮，到同兴楼小食，赴福寿堂之约，在家晚饮，赴九九园消寒九集，到福全馆晚饭，谈崇文门公事，同和楼晚饭，赴九九园之约……名目繁多，经常子初、子正才归。[36]除了日常锦衣玉食，那家花园“经常举办各种演出活动。……京戏名角大都是那家的常客。那家爱听戏，经常一唱就是一整天，甚或连唱几天”。[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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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时代，能不能玩得起“西洋玩意儿”是一个家庭是否有实力的重要标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一次赴天津旅游之后，那桐迷恋上了西洋事物，从那一年起，“那家隔三差五吃西餐，买洋货”，“坐汽车、安电话，甚至买汽车，反正什么东西时髦，那家便很快拥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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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日常应酬手笔也很大。日记记载，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九日，“熙大人宅”有喜事，他出份子二百两白银[39]；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升为“正部级”后，到各处拜谢老师，送给荣禄银一千两，其他送崇绮等十一人，从四十两至一百两不等[40]；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庆亲王女儿结婚，他送“大裁江绸二套、九件荷包二匣、宴席二桌、绍酒二坛、茶叶百斤、羊烛百斤、喜分百金”[41]；日记中经常可见他借钱给别人，比如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六日，伦贝子借去一千两京松银。[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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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的生活水平如此之高，来自四个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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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因素，是那桐的特殊出身。那桐出身内务府，家底本来就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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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那桐一生工作多与经济收支有关，且多次署肥缺。中举之前，那桐因为精明能干，就经常被派一些临时性职务，比如“充户部恭办（皇帝）大婚典礼处派办司员”“充恭办（皇帝）万寿庆典总办”[43]。虽然都是临时充任，但这些皇家庆典例来开支浩大，承办人员扯虎皮做大旗，可钻的空子极多。甚至修办光绪朝《大清会典》这类看起来没什么油水的工程，也有很大闪展腾挪的空间。光绪二十五年，那桐任《大清会典》馆提调官，事毕将工程用剩下的六万两白银交还朝廷，得到慈禧太后的专旨表彰，说他“奉公洁己，办事认真”[44]。这件“小事”能引起最高层的注意，说明这六万两如果想法分掉，才更符合那时官场之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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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长期担任户部的职务。户部的职掌均与经济财政相关，户部官员的公开收入名正言顺地高于其他部门，“各部之中，以户部为较优”[45]。那桐长期任职户部，到底获得多少收入未见记载，不过他自光绪十一年至十九年（1885—1893年）在钱法堂当差，做到主事。光绪十一年起在捐纳房当差，光绪十八年（1892年）任总办，直至光绪二十四年。这几个地方都是极有油水的所在。此外，他还在贵州司掌过印。那桐为人，并不在意清节，反而是贪名久著，正如摄政王载沣的胞弟载涛在回忆录中说那桐“平日贪婪无厌”，“亦是著名大贪污者”[46]，所以在户部期间，他的收入应该就已经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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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还出任过一些著名的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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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肥缺，就是“户部银库郎中”，“佩带银库印钥”[47]。户部银库是收贮各地送到京师的赋税饷银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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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银库一直是清代财政中水最深的部门，那桐在这个正五品的职务上每年的养廉银是五千两，除此之外到底有多少灰色收入，他在日记中当然不可能透露。不过在担任银库郎中后的第二年，他就开始在京城繁华地段经营当铺。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余托孟丽堂价买北新桥北大街路东增裕当铺作为己产。……计占项一万二千余金，架本三万金，存项一万金，统计领去五万三千余金”。[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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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一年多，那桐再次购买当铺。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余托孟丽堂价买灯市口北东厂胡同口外路东元丰当作为己产，改字号曰：‘增长’，总管为孟丽堂，……价本市平松江银三万两，占项市松一万七千两，存项京松二万五千两，统计市松七万二千余金”。[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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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笔高达十二万余两的巨额投资显然不是他的公开收入所能承担的。事实上，分析那桐的升迁之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银库郎中一职是他宦途升腾的关键点。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中低级京官，在此之后仅仅一两年间就跻身高级京官，后更飞黄腾达成了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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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做过的另一类肥缺是“派充左翼税务委员”“派充崇文门正监督”等税收官员。[50]这也是著名的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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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税关官员都是肥缺，崇文门税关更是肥中之肥。崇文门税关处于万方辐辏的京师，商贾往来频繁，征税总额巨大，此关的税务官员和胥吏很容易暴富。[51]清代巨贪和珅之发家致富，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担任崇文门监督所获收入。那桐担任这些职务的具体收入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一生行迹来看，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洁身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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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以上两个因素，那桐个人的理财水平也是一个关键因素。那桐极具经济头脑，擅长理财，“这也许与他长年在北档房、户部工作不无关系。……他热衷于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比如，他经营商铺、置田产、地产、买房产、出租房屋，把自家的经济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办事经常习惯性地核算成本，比如光绪十六年（1890年），第一次随两宫赴东陵谒陵，来回十余天，回来他曾算了一笔账，‘此次一役除户部应领津贴银四十两，尚须赔数十金’”[52]。如此，那桐的资产积聚相当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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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桐的经营活动中，获利最丰的当属当铺。清代皇族和大员热衷于典当业，这是因为开当铺税收少，获利丰厚。据夏仁虎记载：“质铺九城凡百余家，取息率在二分以上。”[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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