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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官阶富于功绩主义精神，保障了制度化的社会流动。传统社会的位阶，大多都有浓厚的封闭性和凝固性，越在历史早期越是如此。相对而言，中国官阶与现代文官制就有较多近似之处。周朝实行“爵本位”。在战国以下，功绩制（merit system），以及以知识、技能和能力（所谓KSAs，即knowledge，skills and abilities）为依据的流动机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由此进入了“官本位”时代。“爵本位”是贵族性、封闭性、凝固性的，“官本位”则是行政性、功绩制、流动性的。商鞅创立的军功爵制，按照战场所获“甲首”晋爵。在秦汉，“功次”成为官吏晋升的基本依据。中古的九品中正制，一般被认为是维护士族特权的，但从制度本身看，它仍是一种以德才为准的评价制度，而且还有品位升降之法，如“以五升四，以六升五”、“自五退六，自六退七”之类。从北朝到唐宋，考课晋阶之法常规化了，考课与个人位阶的上升直接挂钩。科举学历更不必说了，它是通过高度程序化的考试获得的。这在前现代社会中，最富现代色彩。官僚政治的基本精神就是“选贤任能”，所以王朝的各种阶爵衔号，是以便于升降的样式被设计的，是一个可攀登的阶梯，伴以各种计劳、计功、计能、计资的办法，采用考试程序与考绩程序。为方便管理，其级差设计，以及配置在各个等级上的薪俸、特权、礼遇等，通常是“数字化”了的，采用整齐的数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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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中国官阶通过各种复杂的品位安排，来实施身份等级管理。所谓“品位”，指的是官员个人级别，即不含权责在内的官号位阶。现代文官组织主要表现为一个“功能组织”，其等级安排，通常以职位管理为中心，其人员结构与职位结构高度匹配。较原始的政权则不相同，一般实行品位分等，等级管理的重心在“人”而不在“职”。帝制时代的中国官阶，与二者都不相同，它职位、品位并重，对“人”与“职”的管理，都形成了发达的制度。从“人”的管理方面看，中国官僚组织在相当程度上又是一个“身份组织”，它的人员结构与职位结构明显不对称，人员结构远大于职位结构；其身份管理，是通过复杂的品位手段实施的。尽管历代王朝在“重职位”还是“重品位”上有过较大变化，但总的说来，历朝大部分位阶被用于品位管理，即身份管理。这就使其等级管理呈现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有权有责的职位。第二层次是有官无职者，处于候选或休闲等状态，但已是“官”、已在“干部队伍”之内了，而且其数量大大超过职位的数量。第三层次是民间的王朝名位拥有者。比如，汉代有赐民爵的制度，天下大部分男子都在受赐范围之内；又如明清的国家学历拥有者，其数量也有数十万人之多。他们连“官”都不是，但其名位也是人事部门授予的，作为官职候选人，进入了位阶管理范围之内。身份化的等级管理，还造成了一个与现代文官制大不相同的现象：“品位性官号”特别发达；当局经常把职位当品位来使用，从而造成“职事官的品位化”。历史上大部分的品位序列，都是由职位转化而来。各色品位手段，在管理资格、赋予特权、安排身份、实施奖惩等方面所发挥的重大功能，是最富“中国特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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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中国官阶是强大有效的政治调控和社会调控手段，它塑造了一个“官本位社会”。品秩位阶首先是文官管理手段，但同时其功能决不仅限于文官管理，而是超越了行政边界，进入政治和社会领域，发挥出强大的政治功能、分配功能和身份功能。王朝官贵是分为各种势力、党派与集团的，这时候，不同位阶的颁授和晋升方式，就在其间发挥着调节功能，例如调节“贵—贱”、“文—武”、“士—吏”、“宫—朝”的关系的功能，异族政权下还有调节“胡—汉”关系的功能。王朝官爵，造成了“品级、等级与阶级的更大一致性”。与“林立型社会”、“网络型社会”不同，这是一个以“君—臣—民”为基本结构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皇帝、皇族处于顶点，其下是官贵，再下是民众。中国官阶体现了“公权力的无限扩张”趋势，它实际是在三个层面发挥作用的，即“君—臣”层面、“官—官”层面和“官—民”层面，就是说，官阶也被用来确定君臣等级关系、官民等级关系。社会中的政治特权、法律特权、经济特权和文化特权，是根据官爵来分配的。行政品级由此成为确认社会身份、塑造社会分层、施加社会控制、实现社会激励、引导社会流动、建立社会认知、沟通社会交流的重要手段。当然，各个非行政领域在分等或分层上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容许的，或者说是王朝调控所不及的，各领域由此维持了一定活力；但与此同时，各领域的等级尺度与王朝品级又是可以通约的，辐辏于王朝品级，有如帝国金字塔的附属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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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上去，官阶研究是一个不大的领域，不容易成为显学。在一些政治制度通史著作中，对品秩位阶的叙述往往只占寥寥几节，连一章都够不上。但在我们看来，它很可能不像初看上去那么狭小，有可能通过努力，而使之变得重要一些。首先在研究框架上，本书将通过如下处理来拓宽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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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一切具有等级与品位意义的制度安排，都看作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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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位阶解析为若干构成要素，如权责、资格、薪俸、特权、礼遇等，由此更清晰地界定不同位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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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出“品位结构”概念，以考察各种位阶彼此链接、互补与嵌套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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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品位”、“职位”做清晰区分，进而把“品位性官号”的问题纳入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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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处理之后，期望有众多新问题、新线索进入官阶研究者的眼帘。这样，官阶研究的分量与意义，就将为之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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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组织实行“科层制”，分科分层就是它的最基本特征。其等级结构既包括职位的分科分层，也包括人员的分类分等。“政治规则可以广义地定义为政治团体的等级结构，以及它的基本决策机构和支配议事日程的明确特征。”(2)也就是说，“职能”与“等级”是官僚体制的两大方面，“一个都不能少”。重在阐述各种官职的职能及其变化的官制研究，可以称为“职权视角的官制研究”。而本书则将揭举“品位视角的官制研究”概念。在“职权视角的官制研究”中，官阶只是官制的附属物；而在“品位视角的官制研究”中，等级秩序是官僚体制的“半边天”。组织内部的等级安排、地位升降与人际互动，就是它的生存方式与生命形态。中国王朝不仅是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管理的“功能组织”，而且还是一个君臣结合谋生谋利的“身份组织”。品秩位阶被用来赋予各色人等以身份、权力、利益。反过来说，各种政治势力，例如贵族与寒人、士人与文吏、文官与武官、宫廷势力与朝廷势力、胡人与汉人等等，他们对身份、权力、利益的争夺，都将体现在适合于一己的等级地位与位阶样式的争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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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中国制度史的著作，其对古代位阶的叙述，往往局限在技术层面；而另一些讨论中国等级社会的论著，又往往在阐述官僚特权之时，忽略了其技术意义。而本书试图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从“职权视角的官制研究”看，这个体制向社会施加政治统治和提供公共管理，国家、社会两分，官阶只是其内部的文官级别问题；而从“品位视角的官制研究”还能看到，行政等级变成了一种社会制度，国家、社会呈现为一个等级连续体，品秩位阶成了整个社会的身份支柱。这是一个高度行政化的“天下”秩序。为此，本书还要提供如下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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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揭举“运作考虑”与“身份考虑”、“功能组织”与“身份组织”概念，超越行政技术层面，考察官阶的身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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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揭举“品级、等级与阶级的更大一致性”论题，观察官阶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身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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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官—官”层面，通过“贵—贱”、“士—吏”、“文—武”、“宫—朝”、“胡—汉”五线索，揭示中国官阶的政治调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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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揭举“品位结构三层面”概念，对“君—臣”、“官—官”、“官—民”三者关系做总体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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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官阶研究的意义，将进一步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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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包括其等级安排，在塑造社会形态上都显示了巨大的权重。为此本书将采用一种“制度史观”。在近代以来，“传统—现代”模式一度成为观察历史的出发点。基于“现代化”的需要，人们用“阶段论”反观中国史，把它分成若干阶段，视之为由低而高，最终将进入“现代”的一个进程，而“现代”则是以苏联或西方为参照的。这些“阶段论”，包括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分期讨论，以及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基于文化形态而提出的古代国家、中世贵族制和“东洋的近世”的三分法，等等。然而在21世纪，中国在保持着其政治体制独特性的情况下的迅速崛起，却使“传统—现代”模式显出了其简单化的方面，并启迪我们变换眼光，转而思考“中国国情”、“中国道路”问题，思考中国历史进程的自身逻辑，及其文明历程的周期性和连续性问题。所谓“连续性”并不是要否定“阶段”，它承认两千年的帝制时代有变迁，有“变态”，但它强调其变迁、发展有一个“中轴线”，各种“变态”是围绕“中轴线”而左右摇摆的。在“阶段论”极力凸显各阶段的特殊性之时，“连续性”的研究在衡量“变态”幅度和寻找“回归”动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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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连续性”的提法，并不是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变革”。这样的变革大概有三次。第一次是夏王朝建立、国家诞生，由此进入“王国”时代，这是中国国家1.0版。第二次是战国变法造成的巨大社会转型，由此进入“帝国”时代，这是中国国家的2.0版。第三次发生在近现代之交，这场变革已持续了一百多年，至今仍未结束；中国国家升级换代的3.0版，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我们刻意使用1.0版、2.0版、3.0版这样的用词，就是要显示中国历史举世无双的连续性，即便是“变革”所造成的“转型”，也宛如同一版本的升级换代。近代历史不过一百年而已，四千年文明、两千年政治体制留下的巨大历史惯性，其所造成的“中国特色”、“中国国情”与“中国道路”，将在宏观层次与“长时段”上，影响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与国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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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两千年中，经济、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古人的感觉中，社会变迁却没那么大，他们依然生活在一种“君—臣—民”体制之下。那感觉不是没有道理的，道理就是中国政治体制在决定社会等级、社会关系与社会观念上的巨大权重。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体制，就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主体；这里的政治体制在决定社会形态上，发挥了特殊重大的作用。所以，我们不是以经济关系为出发点，也不像文化史观那样“面面俱到”，从政治、经济、文化来综合观察社会形态，而是以政治体制为出发点，进而再把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变动与之联系起来。我们相信，在中国古代，经济、文化、民族及民间生活等方面的各种变迁，最终只有在其与国家、与政治体制的关系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理解。因为这是一个“政治优先”的社会，行政化的社会，管理者的社会。这里并不否定、而且完全承认生产方式与经济关系的“基础”作用，上述中国国家的三次大变革，都是以经济变迁为基础的。但“制度史观”所关注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是如何在穿越各种经济变迁之后，依然保持了其基本特征的；甚至如何经自我调整，而将已变迁了的外部社会，改造为适合一己生存的“环境生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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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制度史观”所强调的，是中国政治体制在塑造社会形态上的巨大能动性，及其发展的连续性。期望有较多的青年学人，关注并参与完善“制度史观”。对中国古代国家来说，“官制”就是政治体制的主体，“等级秩序”又是这个体制的“半边天”，既然这样，官阶研究的意义就进一步重大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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赘言之，官阶研究的意义，可能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狭小。经过努力，它可能会变得重要得多。相关的努力包括三次“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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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尝试通过新的框架与概念，发掘出中国官阶的更多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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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用“品位视角的官制研究”视角，把等级安排与身份秩序视为中国官僚政治体制的“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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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用“制度史观”以提升官制研究的重要性，进而通过“品级、等级与阶级的更大一致性”的论题，把王朝品爵看成支配社会分层与流动、塑造社会形态与面貌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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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位—职位”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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