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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首先是一种职类区分。文职、军职各有位阶,现代社会也是如此。但文官和武官也是两种政治势力。和平年代一般实行“文官政治”,在战争年代,文武官的相对地位就会发生变化。在王朝周期性地陷入崩解之时,“马上得天下”,就是一种通过军事活动来重建专制集权的有效途径。历史前期的品位安排,文武不分途,文武并重;历史后期则文武严格分途,重文轻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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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宫—朝”,在职类上说,是宫廷官与朝廷官的关系问题;在政治上说,则是与皇帝存在特殊亲密关系的那些政治势力,如宗室、外戚、宦官等,与朝官、与士大夫的关系问题。人近天子则贵。以皇帝为中心,以与皇帝的亲疏为准而形成的一道道同心圆,构成了安排官职与人员等级的又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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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问题主要发生在异族政权之下,体现在优待统治部族的品位安排上。例如北魏选官,鲜卑同姓、异姓、清修(汉人士族)三者有别;清朝的官缺,分为宗室缺、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内务府包衣缺和汉缺。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异族统治者对汉式衔号的荣耀不怎么敏感,可能听任汉官占据显赫名号,但那不意味汉官拥有实际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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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官阶史上出现的各色品秩位阶,都以不同方式卷入了上述“贵—贱”、“士—吏”、“文—武”、“宫—朝”及“胡—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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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结构的三层面 帝制中国是一个行政化社会、“官本位”社会,其特点是“品级、等级与阶级的更大一致性”,行政级别与社会分层密切相关。相应地,王朝的品位结构实际包含三个层面,即“君—臣”层面,“官—官”层面,“官—民”层面。假如只从技术角度考察官阶,那么埋头于“官—官”层面就足够了。然而官僚并非虚悬空中,其实际地位,是相对于君主和民众而被确定的。帝国的品秩位阶,事实上也是参照“三层面”而规划的,其样式、级差的很多细节,都事涉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周朝的等级礼制,依“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等级来安排,显然就是把天子与庶人考虑在内的。帝制时代的等级礼制,也往往能反映君臣关系的变化。皇族封爵,在结构上位于皇帝与品官之间。在“官—民”之间,等级礼制保障了官、民有别,同时王朝名位也向民间颁授,用作社会调控手段。在“官—民”层面上,还有学子与吏胥两种人,前者获得了“四民”之首的荣耀,后者却被认为是一个道德可疑的群体。帝制初期还不是如此,学子与胥吏在品位结构中的地位,在历史前期到后期是发生过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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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历代主要品秩位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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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一节,对官阶研究的概念与框架做了概述。下面再对官阶研究的对象即中国古代的品秩位阶,做一个初步浏览,依次叙述周爵,命服,稍食,秦汉二十等爵,禄秩,班位,九品官品,中正品,封爵,勋官,将军号,唐代阶官,宋代寄禄官,科举学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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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爵 周朝的爵制,是中国最古老的位阶。它包括两个爵列: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及公、卿、大夫、士。五等爵的拥有者,是列国诸侯,不是官员。公、卿、大夫、士,就是贵族官员的等级了,也是中国最早的官阶。王朝的元老重臣,其爵为“公”,如周公、召公、太公。列国执政大臣称“卿”,晋有“六卿”,鲁有“三卿”。“大夫”又有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之分。列国爵制并不统一,“卿”有时就是上大夫。最低等的“士”,为天子、国君和卿大夫承担各种职事。这时的爵还有一定原始性,多少还有官、职、爵不分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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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服 周代任命官职,必须举行册命礼。“册”相当于任命书。个人由“一命”而“再命”、由“再命”而“三命”,其官职在一次次上升。《左传》中能看到“三命之服”、“再命之服”和“一命之服”的提法;但命数与官职高下没有一般性的对应关系:同样是做“卿”,命数有三命的,有再命的,也有一命的。《周礼》说上公九命作伯,三公八命,侯伯七命,卿六命,子男五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这种“九命”把两个爵列汇为一体,比《左传》所见命服复杂多了。《周礼》“九命”恐怕不可以援为信史,但其把爵列与官等融为一体的设想,在官品时代却成为现实:官品就是一种汇总了各种位阶的一元化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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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之服”的提法,显示了“命”和“服”存在对应关系。册命依照惯例要赐物,其中所赐服饰,尤其是服饰中的“韨”(蔽膝)和“衡”(珩,玉组珮上的横玉(20)),可能具有特殊等级意义。《礼记·玉藻》:“一命缊韨幽衡,再命赤韨幽衡,三命赤韨葱衡。”(21)命数不同,则“韨”、“衡”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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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食 周朝士以上的贵族官员,用爵命为等级,士以下还有一个胥吏阶层,称府、史、胥、徒,他们以“稍食”为生计。所谓“稍食”,就是向胥吏发放的口粮(及衣装)。稍食的多少,要依职事与考课而定。月终与年终,胥吏都有考课。若职事重要、考课突出,则发放的口粮之数就可能较高。那么口粮之数,事实上就成了胥吏的一种等级。秦汉使用的“若干石”禄秩,就是从稍食等级发展而来的。禄秩恰好就是用谷物之数做官阶的,所以禄秩的性质就是“吏禄”,是针对吏员的等级管理办法。还可以参考明制。明朝的书吏,也以食米多寡分等;其等级之名,也用谷物之数:大二石五斗、大二石、大一石、小二石、小一石。这与先秦稍食,可以说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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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等爵 战国时军功爵制萌生并发展起来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商鞅变法所建立的军功爵制。它在后来定型为二十级,略如下页表所示。军功爵制打破了贵族身份制,给了平民通过军功获得爵位的机会。众多待遇都跟爵级挂钩,如授田授宅、给庶子、赐邑赐税、免除徭役、豢养家客、减刑抵罪、赎取奴隶等。二十等爵成了一套社会身份体系。汉廷又经常向吏民普赐爵级,使拥有爵级者数量大增。普赐爵级及“入粟拜爵”的做法,使二十等爵变质了,不能称为“军功爵”了。随着爵的猥滥,与爵级相关的特权越来越少。但魏晋以下相当一段时间中,仍看得到“赐民爵”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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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还曾在二十等爵外,另制“武功爵”。据载,其一级曰造士,二级曰闲舆卫,三级曰良士,四级曰元戎士,五级曰官首,六级曰秉铎,七级曰千夫,八级曰乐卿,九级曰执戎,十级曰左庶长,十一级曰军卫。武功爵用于褒奖军功,并可供买卖。这种武功爵只是一时之制,汉武帝之后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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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秩 战国秦汉间谷物俸禄出现了,而且燕国与秦国还用“若干石”的俸额做官阶。这个做法迅速发展,形成了禄秩形态的官阶。秩级是官职高下的基本尺度。刺史是六百石,郡守是二千石,“二千石长吏”成了郡守之代称。推测在最初,二千石之秩,其薪俸就是谷物二千石;六百石之秩,其薪俸就是谷物六百石。但实际薪俸往往因时而异,官阶却须保持基本的稳定性,所以后来秩名与俸额不一致了,二千石之秩,其薪俸未必是谷物二千石;六百石之秩,其薪俸未必是谷物六百石了。东汉初的秩级与薪俸,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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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可见,二千石每月120斛,一年为1440斛,达不到二千石。而且实际发放的薪俸也不一定是谷物。西汉发放月钱,东汉则是半钱半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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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位 班位又称朝位、朝班、班序,是朝会时的官贵席位,也是官贵地位的直观反映。班位既能体现分等,也能体现分类。《周礼·秋官·朝士》:“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22)汉初叔孙通定朝仪,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按次序列于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列于东方,西向。文武职类分班排列。班位还可以抽象化,成为一般等级尺度,这时候它就是一个单向纵列。晋国的中行伯在“六卿”中位第三,郑国的子产在四位上卿中位第四,这就是一般性的班位。汉高祖确定了18位功臣的位次,吕后又让陈平“录弟下竟”,确定了所有功臣的朝位,宗庙与有司各藏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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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魏晋南北朝时的班位,首先依秩级或品级排定;同时又经常个案规定“某官位在某官上”、“某官位次某官”,作为微调。像“以卫青为大将军,位在诸公上”,“太师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太傅位在三公上”,“赐大司马位在司徒上”之类,都是利用班位调整等级的例子。从秩级看,郡守与国相都是二千石,并无轩轾,但从班位看就不一样了:汉宣帝以前,国相位在郡守之上;汉元帝之后,郡守位在国相之上。可见班位具有独立的等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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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明清的官僚班位,大致依照官品。但北宋前期是一个特例,其时官品几近失效,王朝便充分利用班位来安排官职高下,称“杂压”、“合班”。所谓“杂”、“合”,即不论文官、武官、内侍官、宗室官,亦不分职事官、寄禄官、职名、伎术官,均混同排序,做纵向大排队;所谓“压”,即某官位在某官之上,如“宰相压亲王,亲王压使相”之类。杂压、合班的目的,就是通过班位之先后,确定诸官地位之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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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品 曹魏末年出现了九品官品。此后,两晋南朝是官品与禄秩兼用,实行“双轨制”;北朝的位阶进化则比南朝快一拍,只用官品,禄秩废而不用了。北魏孝文帝把九品分成正从18级,四品以下又分上下阶,形成九品18级30阶。此外,九品之下又设流外七品。北齐把流外品增至九品,流内流外就都是九等了,有对称之美。隋朝一度废除了上下阶,唐朝恢复之,仍为九品18级30阶。宋神宗时重定官品令,只用九品正从18级,不再使用上下阶了;流外九品罢废,统属“未入流”而已。明清承之。九品官品使用了1600多年,是今人最熟悉的古代官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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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梁十八班与北周九命 魏晋南北朝的位阶变迁十分剧烈,出现过各种尝试。梁武帝创十八班,班多为贵。十八班之下,另有流外七班及三品勋位、三品蕴位,列在其中的,都是寒士所任之官。还有郡守十班,县令七班。同时官品、秩级不废,使用班、品、秩三驾马车。三种位阶各显其能,十八班主要用于管理文职的官资,所以其中不列封爵及军号;官品是综合性框架,把封爵和军号都列在其中;秩级与薪俸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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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的花样翻新,是采用“九命”古制,命高为贵。九命的各级又分两等,共18级。例如最高一级有正九命、九命两等,前者等于是正一品,后者等于是从一品。九命之下又有“九秩”,相当于流外九品,亦以九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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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品 曹魏创立九品中正制,设中正之官,由中央朝官兼任,负责定期品评本籍的士人,根据其德行及才能,把士人评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9等,吏部据以授官。中正品有升有降。品行优良,则升其品;品行有亏,则降其品。对于某官职应该任用中正某品之人,都有具体规定。中正品较高,则所任官职也相应较高。这样看来,中正品是一种任官资格的等级,或说一种个人品位。在中古士族政治下,权势与门第左右了中正品的评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在南朝,中正品的二品、三品之间是一道身份鸿沟,二品以上为士族,三品以下为卑庶。中正品具有强烈的身份性,保障了士族的门第特权,可称“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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