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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资格。资格是人员的任官条件，它标示着某人可以升入的职级和可以进入的职类。年资是一种基本资格，此外还有文资、武资和其他专业资格。汉代的察举科目、魏晋南北朝的中正品、唐宋明清的科举学历，都构成了个人资格。个人资格可以被品位化，用专门的位阶来施加管理，但也可能停留在非位阶化的状态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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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薪俸。品秩是向官员付酬的尺度，包括薪俸和其他待遇。通常的情况，是品秩高则薪俸厚，品秩低则薪俸薄。品秩高端与低端的薪俸之差，以及官员薪俸与平民生计之差，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薪俸可以向品位发放，也可以向职位发放，当然也可以同时向品位与职位发放。在这时候，品位薪俸与职位薪俸的比例，是可以计算的。这种比例，在同一种品秩的高端与低端也可能出现差别，比如这种情况：在高端，品位薪俸的比例会大一些；而在低端，职位薪俸比例会大一些。正式薪俸之外，还有皇帝赏赐和官僚的灰黑收入，它们同样不可忽略，往往能提供其时等级秩序的另一些细节，在正式品秩上看不清楚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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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特权。官僚依品秩而享有各种特权，包括政治、文教、法律、经济等方面的特殊待遇，如任子特权、入学特权、官当特权、占田免役特权等等。对于官僚特权的一般叙述，在以往已有很多了；但如进一步对各时代的各种特权之大小做一个比较，还是能看到明显阶段性的，可供观察中国官僚政治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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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是礼遇。中国古代的等级礼制非常发达，它们是安排官场尊卑的重要手段。正史中有《礼仪志》、《舆服志》等专记其制。当然也可以把礼遇划入“特权”，因为它们保障了官贵的特殊生活方式，使民众不得染指问津；但考虑到“礼”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特殊重要性，而且某些等级礼制也具有技术意义，不能完全看成特权，像印绶等级、致敬礼制等，所以本书将之单列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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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要素”概念，为更精细地解析品秩位阶，提供了便利。例如，中正品与科举学历上所配置的，是资格要素，但不涉薪俸。秦汉的二十等爵制是不能依爵叙官的，就是说这种爵级不承载资格；北朝隋唐的五等爵级可以叙阶，那么资格要素转而被配置在爵级上了。由此“品秩要素”的分析，就使如下问题显露出来：通过资格要素在爵级上的配置变化，去探讨汉唐爵制的性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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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结构 对中国古代的品阶勋爵，以往并不乏研究，但大多是只研究其中的某一种；“品位结构”的概念所强调的，则是各种位阶间的链接、匹配与互补关系。“五要素”的概念，为观察这种结构性关系，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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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想象：某王朝使用A、B、C三种等级序列，在这时候，有可能A序列配置了权责和报酬，B序列主要用于确定入仕迁转资格，C序列则更多地附丽着特权与礼遇。它们各有分工，并由此链接组合起来，形成“结构”。例如，南朝萧梁创立十八班制度，同时秩级与官品不废。表面上看，班、秩、品三套序列叠床架屋了，但实际不是那样的。观察列在十八班中的官职就能看到，其中主要是文武职事官与散官，却没有爵级、军号与州郡县长官，爵级、军号与州郡县长官另成序列。而九品官品，则把爵级、军号与州郡县长官全部容纳在内。这就说明，十八班上配置的是资格，主要用于标示任官资格的高下。至于秩级，用于承载薪俸。此期“言秩”、“不言秩”、“减秩”等概念，就是有俸、无俸与减俸的意思。于是我们就知道，班、秩、品是如何分工与组合的了。又如，隋唐九品官品共30阶，但薪俸只有18等，上下阶的薪俸没有差别。那么设30阶干什么用呢？是用来管理资格的，用于进阶和降阶。唐代文武散阶各有29阶。唐官品达30阶之多，表明此期的等级管理特别重“资”。明清官品只有正从18等，清朝的薪俸只分9等，这说明朝廷对“资”的重视程度下降了。可见，“品秩五要素”概念的提出，便于更细致地分析位阶间的分工、组合与互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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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时代的品位结构呈现为不同样式，揭示其结构与变迁，是本书的中心任务之一。在周朝，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爵级，构成了最基本的等级秩序，这是一个“爵本位”的体制。秦汉的主干位阶是爵级与禄秩，封爵与二十等军功爵构成了一套身份系统，各种官职则用“若干石”的秩级区分高下。而且凭借爵级不能得官，“爵”与“秩”不但双峰并峙，而且相互疏离。这种品位结构，可称“爵—秩体制”。由魏晋到隋唐，形成了官品体制，官职、文阶、武阶、勋官、封爵都被纳入九品框架之中，从而形成“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品位结构”。这是一个“官本位”体制。“爵本位”下的等级秩序，是凝固的、封闭的、贵族性的；“官本位”下的等级秩序，则是流动的、功绩制的、行政化的。在唐宋明清，科举学历逐渐成为主要的任官依据和社会身份，属主干位阶。这与秦汉把军功爵用作主干位阶、并以此建构身份系统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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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性官号 现代文官制下，首先把职位划分为不同等级和职类，再把适当的人员任命到相应职位上去，用“人”来填充职位，用中国古语说就是“为官择人”。在这时候，人员结构与职位结构通常是对称的、同构的，或者说高度匹配的。尤其在职位分类之下，可以根据职位的等级与类别来实施人员管理，包括等级管理。但中国古代却不这么简单。中国官阶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人员结构远大于职位结构，“官人”和“官职”不是一回事；“官人”的数量，或说朝廷位阶名号拥有者的数量，远远多于行政职位（古称“职事官”）。而那些无职事的“官人”，也都在人事管理的范围之内，也需要用位阶衔号来标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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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手举几个例子。秦汉官制虽很简练，但仍有“散官”存在着。如郎官、大夫等，多的时候可达数千人。而且他们不算行政吏员，或说散官不算行政职位。汉朝经常向民众赐爵，拥有爵位的男子数量极其庞大，也许有数百万、上千万。魏晋南北朝时，大量充斥着没多少、甚至根本没有行政事务的府官、属吏、国官、东宫官和东西省散官。魏晋还有一种叫“王官司徒吏”的官僚候选人，其等级资格主要是中正品，在曹魏西晋其数量约为两万左右，东晋初一度还达到了二十余万。北魏道武帝时，仅一次向“诸部子孙失业”者赐爵就达两千余人。北魏还向民间的老年人颁授将军号和郡县长官之衔，那么只要够年龄就能成为“官人”了。北齐、隋和唐初有一种“比视官”或“视品官”，其数量在万人以上，而唐初的中央职事官位不过数千个。唐宋朝廷想方设法解决官人的“就业”问题，例如设置员外官、添差官、祠禄官等。宋明清时的官僚候选人，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很多人十数年轮不到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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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官而无职者的大量存在，直接影响了品位结构。第一，超过职位之数的“官人”，其身份和类别也需要用某种品位来确认。第二，衔号名位的大量颁授，将造成大量“一人数衔”情况，这种“复式官衔”增加了品位结构的复杂性。第三，特定的人员结构，往往会导致特别的职类概念。例如汉代曾用“正秩”标示行政官职，用“比秩”标示非行政官职。散官就被列在“比秩”。散官有很强的品位意义，构成了选官资格；但散官又不是全无职事，而要承担随机事务，或宿卫之责。北朝隋唐间的“比视官”或“视品”，也把若干特殊职类容纳其中。第四，人员结构还可能反作用于职位结构，从而导致“职事官的品位化”。就是说，有时安排人员的压力是如此之大，迫使朝廷把职位用如品位，把职事官当名号用了。官员有其职而无其事，造成了职位结构的膨胀扭曲。魏晋南北朝时散官虚位的畸形膨胀，就十分明显。在唐宋间，“职事官的品位化”现象的巨大冲击，甚至使省部寺监之官大批转变为“寄禄官”，变成了官僚个人的资位尺度，王朝只得另用“差遣”寄托权责，作为职位架构的省部寺监整个被架空，官品近乎失效了。第五，王朝品位的涵盖面经常超越行政边界，而向民间与社会渗透。这包括三种情况：一是给特殊群体提供入仕机会，如士人、学子或官僚子弟。“官僚预备役”的存在，进一步扩大了人员结构的外缘，催生了相应的品位安排。魏晋南北朝的“中正品”就是如此，只拥有中正品并不等于入仕，但已在朝廷人事管理范围之下了。二是向民众中的优秀人士颁授名号用作褒奖，这是调控整合社会的重要手段。三是向官贵家属，如父母妻子授予名号，用以保障子贵父荣、夫贵妻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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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结构和名号管理的范围大于王朝职位结构的情况，不妨以下图显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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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图中，“职位或职事官”对应的是职位结构；“品位性官号”的拥有者也是官员，然而其品位溢出职位结构了。进而“民间的朝廷名号拥有者”连官员都不是，但其名号也由人事部门颁授。现代人事管理是“为官择人”的，而传统人事管理经常“因人设官”，即先有了一支“官人”队伍，再考虑如何安排他们，让他们各得其所。由于人员结构与职位结构不对称、不同构，所以官阶不仅要覆盖职位，还要覆盖所有的“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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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维系“官人”身份的，其一是品位序列，其二是品位性官号。经常能看到一些官职，它们形式上仍是职位，但其权责已被淡化稀释，却具有强烈的品位功能。这就是“品位性官职”。还有一些官号不大单独使用，主要用来“兼”、“加”。它们在形式上也不是职位，这就是“品位性衔号”。二者合称“品位性官号”。品位性官号的功能，是提供一个起家之位，一个升迁之阶，增添一分荣耀，使之享有一分俸禄，甚至只是给人一个官号、让人成为“官人”而已。“品位性官号”概念的提出，将大大拓宽官阶研究范围。因为这些官号的形成与泛滥，是中国古代官阶与现代文官等级的最大区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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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序列与品位性官号通常是变动不居的，而且在它们的演化中能看到若干规律性。首先是“品位趋滥律”。品位因为不承载权责，所以很容易越授越滥。滥授将导致品位贬值，王朝无力支付相应利益，不得不减小其“含金量”，于是又有了“品位价值变化律”。再次还有“职阶转化律”。很多品位本来是职事官，因为统治者把它们当品位来用，用得多了，这些职事官就会虚衔化、空壳化，由“职”向“阶”转化，先是变成品位性官号，还可能变成品位序列。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品位性官号和品位序列，都是由职事官转化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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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官制下的品位与职位关系，比现代文官制复杂得多：品位性官号花样繁多，职位可以当成品位用，而且有丰富微妙的各种用法，职位与品位可以转化；职位结构、品位序列与品位性官号的关系是动态的，变动不居。现代文官制的职位与等级的关系就简单多了，研究者很少面对这类问题，所以现代文官理论的分析手段，在面对中国古代官阶时不敷应用，要靠中国史研究者自己来探索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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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考虑与身份考虑 中国官阶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行政与技术层面。对统治者来说，官阶是政治斗争和社会调控的手段；对臣民来说，官阶是获取身份地位的途径。在由技术层面跨入政治社会层面时，就要对统治者规划官阶的目的、等级组织的特性和官僚群体的取向，确定一些基本认识。这里提供三对概念：运作考虑与身份考虑，功能组织与身份组织，服务取向与自利取向。它们将为我们解析传统官阶制的政治社会意义，提供基本的参考点与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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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考虑”是以“事”为本的，即根据技术需要来安排职位与人员的等级。这包括确定职位间的科层关系，标示职位的重要程度，并为人员的录用、薪俸、待遇、激励和奖惩提供等级尺度。“身份考虑”则着眼于“人”，其目的是安排地位与身份，分配权势利益，强化“拥戴群体”的政治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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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功能组织”，指官僚组织之提供公共服务的方面，即“外向”的方面。与此同时它还有一个“内向”的方面：安排内部秩序和维系自我生存。传统中国的官僚体制亦然。一方面它对社会施加公共管理——当然主要是监督与控制，如马士所说，“中国的中央政府，与其说是国家的一种行政与管理的中枢，不如说是一种监督与节制的工具”(17)——同时它也要安排内部秩序和维系自我生存。从“内向”的方面看，它又是一个“身份组织”，一个皇帝与官僚共同谋生谋利的“生活组织”，一个依照仪式规程按部就章运转的“仪式组织”。组织内部宛如一个“社会”，品秩位阶被用来赋予各色人等以身份、地位、权力、利益。身份安排、薪俸发放、官号授予、位阶升降以及各种等级礼制的照章奉行，就是它的存在方式，就是它的生命形态，宛如有机体的心脏跳动、血液循环、新陈代谢一样。现代官僚制研究有一个“多余行为”的概念。从功能角度看，所有不为外部提供服务的制度与行为，都属“多余行为”。然而对组织自身生存，那些制度与行为就不是“多余”的了，可能还是至关重要、生死攸关的。我们的中国官阶研究工作，一大部分就等于是在研究“多余行为”。而且与其他组织不同，官僚体制是社会中最大的组织，它还努力按自身需要改造外部环境，使之利于自己的生存，把自身的结构特征和运作逻辑加之于社会，包括用品秩官爵去塑造社会，使之变成“官本位”。这就是“内向性的外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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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可能有两种基本取向。在“服务取向”之下，通常存在着一个铁腕皇权，官僚完全顺从于君主，只有很小的自主性，呈现为“工具型官僚”。而在官僚表现出“自利取向”时，皇权对官僚的控制松弛了，官僚极力谋取群体利益，自主性、封闭性、身份性不断增长。自利取向的发展终点，就是官僚的“贵族化”(18)。在皇帝、官僚与贵族的“三角恋”中，皇帝任用官僚打击贵族，而官僚的“贵族化”侵蚀皇权(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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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取向、自利取向概念，与等级管理的职位分等与品位分等，是什么关系呢？传统社会更重身份，而身份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地位，体现在位阶上就是品位。所以历史上较早出现的文官制，因受传统影响，一般都是品位分类。品位既是官僚的一种身份，又是官僚的一种利益，可以视为官僚在与皇权的政治博弈中所赢得的身份保障和利益保障。所以我们做如下认定：官僚的服务取向，与重效率、以“事”为中心的职位分等，具有较大亲和性；官僚的自利取向，与重身份、以“人”为中心的品位分等，具有较大亲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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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述历代品位结构的变迁，为上述判断提供了支持。周王朝属于贵族政治，魏晋南北朝士族官僚的特权化、身份化、贵族化程度也相当之高，而正是在这两个时代，品位分等特别发达。周朝的森严爵列，保障了贵族的优厚待遇；魏晋南北朝的繁复位阶，保障了士族门阀的品位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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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结构变迁的五线索 品秩位阶的功能之一，是为人员分等分类；而人员的等级与类型问题，在进入政治层面之后，就变成了各种政治势力的等级与类型问题。各种政治势力的相互关系，及其与皇权的不同关系，决定了帝国政治的结构、形态及变迁，并将影响到品位结构的变迁上来。在此本书要重点探讨的变迁线索有五：“贵—贱”、“士—吏”、“文—武”、“宫—朝”及“胡—汉”。也就是贵族与寒庶，士人与文吏，文官与武官，宫廷势力与朝官，及异族皇权下的胡人官僚与汉人官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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