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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监管关系的等级安排 “统属”关系之外，还存在着“监管”关系。这时候的品秩如何确定，就有较大弹性了。监管者的品秩可能高于、但也可能低于被监管者。汉朝的州刺史六百石，郡太守二千石。刺史辖区虽然大于郡，但刺史只是监察官，所以其秩级低于郡守。顾炎武这样赞扬刺史制度的优点：“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2)“小大相制，内外相维”，就是以小制大、以内制外的意思。如果刺史的秩级高于郡守，就可能变成郡守的上司，不再是监察官，而是行政官了。魏晋以下，因为州已变成了一级地方行政单位，所以州刺史四品，郡守五品，比之汉代，其等级关系倒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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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官署地位的等级安排 官署地位较高，则其中的官吏级别就可能较高；官署地位较低，则其中的官吏级别就可能较低。这是一种基于官署地位的等级安排。北齐的州郡县各分三等，各官署中的同名吏职依次而降。兹以北齐州府中的部分官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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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下州因官署等级之异，其官属各降一二阶，呈三等之别。录事参军事一职低于别驾，但上州的录事参军事，却高于中州、下州的别驾。这就是官署的不同地位造成的。除了州府，军府僚属的品级随府主地位而异的情况，此期也相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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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冬梅君的考察显示，北宋前期列入阶序的职事官，有的官品高，但在阶序中反而处于下位；有的官品低，但在阶序中反而居于上列。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阶序的构成原则，是机构优先、官品次之；在机构内部，再按官品顺序排列。卑品居于高品之上的现象，仅仅存在于不同机构的职事官之间(3)。这也是官署地位影响官职等级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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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官职重要性的等级安排 若不存在明确的统属或监管关系，就要根据官署、官职的重要性，来确定其间的等级关系了。就是说在统属、监管关系之外，“官职重要性”也是安排品秩的原则之一。这种等级关系就有较大弹性了，因为对官职重要性的评价，“主观性”很强，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评价标准。同层级的官署、官职也可能呈现出高下。例如中国的各个大学之间并无统属关系，但若干大学被定为副部级，若干大学被定为司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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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情况在古代也有。例如州郡县，因户口、钱粮、地理、国防等方面的差异，通常都要进一步划出等级来。周振鹤先生概括说：“中国历代的行政区划是先分层级，而后在每一层级中再分等。例如秦汉时期有郡县二级，魏晋南北朝是州郡县三级，唐前期是州县二级，宋代是路州县三级，清代是省府县三级等等。各级政区之间都不可逾越，但在每一层级中，又以行政管理需要、地理位置冲要、人口多寡或税粮高低等标准划为几等，达到某一标准则升一等（多半是以户口多寡为准）。但等第升得再高也在本层级里头，不能越级，越级则有另外的规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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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下一层级的品秩也有可能伸展到上一层级。北周就是如此。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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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郡县各5等。若计入雍州牧、京兆尹及长安、万年令，则是6等，从官品看，刺史、郡守、县令显有越级之处。可见官署等级是有较大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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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行政单位数量大，而且彼此差异大，所以其间等级关系的弹性也比较大，容许考虑多种因素而做不同安排。汉代的大小县有秩级之别，但大小郡就不同了，大多时候郡守没有秩级之别，其长官都是二千石。郡县两级采用了不同原则来安排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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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官也有类似情况，对官职重要性的评价不同，就可能导致品秩差异。如秦汉的列卿，即奉常（后改太常）、郎中令（后改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中尉（后改执金吾），处于同一行政层级，从秩级说都是中二千石，但其排序却有过变化。秦帝国重法制、重财政，所以在诸卿之中，居首的是掌管司法的廷尉、掌管财赋的内史；掌管祭祀、礼仪和文教的奉常只能垫底儿，叨陪列卿之末座。汉廷尊儒，情况就不同了，太常被认为“事重职尊”，转居“九卿之首”了(5)。魏晋九卿同居第三品，但太常、光禄勋、卫尉三卿尊于其余六卿。南朝萧梁实行十八班制，九卿变成了十二卿，太常卿十四班，宗正卿、太府卿十三班，卫尉卿十二班，司农、少府、廷尉、光禄卿十一班，太仆、大匠卿十班，鸿胪卿、大舟卿九班。处于同一层级的列卿，竟然出现了六等之差。唐朝重太常、宗正，二卿居正三品，其余七卿居从三品。北宋元丰改制后，太常卿、宗正卿正四品，其余七卿从四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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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同层级的官职做不同等级安排时，我们看到了不同做法。直接用官品区分高下，最为简单。唐朝的吏部侍郎正四品上，其余五部侍郎正四品下，用以凸显吏部的重要性。但也有其他处理。例如同层级的官职使用同一秩级，同时另用位序区分高下，如秦汉列卿。还有另设等级以区分官资的，如梁十八班制。尚书在汉代都是六百石，在魏晋南朝都是第三品，而在萧梁十八班下，吏部尚书十四班，列曹尚书十三班；尚书吏部郎十一班，其他尚书郎第六班。东汉郡守都是二千石，但郡本身又有剧、中、平之别，相应地，有小郡守迁大郡守的制度。大小郡的差别，在秩级上不予体现，但在迁转资格上体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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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属关系是一种刚性等级关系，“官职重要性”则有相当弹性，因为对官职的重要性评价取决于很多因素，甚至因观念而异。秦朝列卿以廷尉、内史居首，反映的是秦帝国对法制、财政的重视；汉武帝以后太常居首，则反映了“独尊儒术”之后，对祭祀、礼仪与文教的重视大大提高了。又如在明代，孔子后裔“衍圣公”为正二品，龙虎山的“正一真人”也在正二品，这种品位待遇，也属弹性等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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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等级关系”尤其能反映传统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因为在这时候，“身份考虑”经常重于“运作考虑”，从而表明身份安排也是主要组织目标之一。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嫔妃与女官，她们往往拥有正式爵品，这是现代社会不会有的。不能说女官没有权责，然而其行政重要性，毕竟不能跟朝官相比，其等级安排是极富弹性的。北魏的女官，二品到五品；刘宋的女官，一品到七品；唐朝的女官，五品到八品。女官的职责没多大变化，其品级却变化颇大。宦官的品秩与此类似。汉代的中常侍、中黄门，本来分别是千石、比百石之官，后来增至比二千石、比三百石，就反映了东汉宦官的权势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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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与皇帝亲疏的等级安排 女官、宦官，我们归入宫廷官。此外宫廷官还包括侍卫、侍从之官。宫廷官与朝廷官的相对等级关系，我们纳入“宫—朝”概念下加以讨论。“宫—朝”概念，提示了又一等级安排的原则，即以与皇帝的亲疏远近关系，来评价官职重要性，并据以安排等级。这就具有政治意义了。宗室、外戚的品位问题，也可以纳入“宫—朝”范畴。进一步说，政治意义的等级安排原则，还体现在对“贵—贱”、“士—吏”、“文—武”、“胡—汉”间等级关系的处理之上，详见本书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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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秩要素的分等 品秩的构成要素是权责、资格、薪俸、特权与礼遇，“权责”而外的后4项，都有可能另行设置等级。前面已经谈到，汉代郡守的资格等级就不同于其秩级，大小郡的秩级没有区别、薪俸没有区别，但资格高下是有区别的。梁朝的班位专以安排资格，与官品也不尽一致。资格、薪俸、特权与礼遇既可以配置于职位之上，也可以直接配置于品位之上，这时候就超出了职位结构，而进入品位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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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个人品位，比职位等级的弹性更大，因为这已超出了职位结构，已不受统属、监管关系及行政重要性的限制了。汉代的大夫是品位性官职，光禄大夫比二千石，太中大夫比千石，谏大夫比八百石。它们属于无权责、无印绶的散官，彼此不相统属，其秩级安排的弹性相当之大。魏晋南北朝的大夫，还有将军号，与拥有者的职事官品往往很不一致。流外吏员，可能拥有流内的将军号。唐代后期，尚书六部之官发生了“品位化”，开始向阶官变质，于是，其间的等级关系随之而变。六部转而以“行”为序，吏部、兵部为前行，户部、刑部为中行，礼部、工部为后行，按“后—中—前”的次序升迁，而不是按官品升迁。“后—中—前”的次序只反映官员的资位变化，与职位、职事无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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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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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位等级分为不同类型，例如职等、职级、官署等级、行政层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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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基本的等级是行政层级，它以统属关系为基础，是最简洁的等级，而且是一种刚性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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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一行政层级的官署或官职，可以因其重要性不同，而造成品级安排的不同，这时就可能出现“弹性等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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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格、薪俸、特权与礼遇等要素，可以各自独立分等；它们除了配置于职位之上，还可以配置于品位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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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超出职位结构的官员个人品位，其等级的高低与疏密设置具有最大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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