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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属关系是一种刚性等级关系，“官职重要性”则有相当弹性，因为对官职的重要性评价取决于很多因素，甚至因观念而异。秦朝列卿以廷尉、内史居首，反映的是秦帝国对法制、财政的重视；汉武帝以后太常居首，则反映了“独尊儒术”之后，对祭祀、礼仪与文教的重视大大提高了。又如在明代，孔子后裔“衍圣公”为正二品，龙虎山的“正一真人”也在正二品，这种品位待遇，也属弹性等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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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等级关系”尤其能反映传统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因为在这时候，“身份考虑”经常重于“运作考虑”，从而表明身份安排也是主要组织目标之一。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嫔妃与女官，她们往往拥有正式爵品，这是现代社会不会有的。不能说女官没有权责，然而其行政重要性，毕竟不能跟朝官相比，其等级安排是极富弹性的。北魏的女官，二品到五品；刘宋的女官，一品到七品；唐朝的女官，五品到八品。女官的职责没多大变化，其品级却变化颇大。宦官的品秩与此类似。汉代的中常侍、中黄门，本来分别是千石、比百石之官，后来增至比二千石、比三百石，就反映了东汉宦官的权势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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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与皇帝亲疏的等级安排 女官、宦官，我们归入宫廷官。此外宫廷官还包括侍卫、侍从之官。宫廷官与朝廷官的相对等级关系，我们纳入“宫—朝”概念下加以讨论。“宫—朝”概念，提示了又一等级安排的原则，即以与皇帝的亲疏远近关系，来评价官职重要性，并据以安排等级。这就具有政治意义了。宗室、外戚的品位问题，也可以纳入“宫—朝”范畴。进一步说，政治意义的等级安排原则，还体现在对“贵—贱”、“士—吏”、“文—武”、“胡—汉”间等级关系的处理之上，详见本书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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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秩要素的分等 品秩的构成要素是权责、资格、薪俸、特权与礼遇，“权责”而外的后4项，都有可能另行设置等级。前面已经谈到，汉代郡守的资格等级就不同于其秩级，大小郡的秩级没有区别、薪俸没有区别，但资格高下是有区别的。梁朝的班位专以安排资格，与官品也不尽一致。资格、薪俸、特权与礼遇既可以配置于职位之上，也可以直接配置于品位之上，这时候就超出了职位结构，而进入品位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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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个人品位，比职位等级的弹性更大，因为这已超出了职位结构，已不受统属、监管关系及行政重要性的限制了。汉代的大夫是品位性官职，光禄大夫比二千石，太中大夫比千石，谏大夫比八百石。它们属于无权责、无印绶的散官，彼此不相统属，其秩级安排的弹性相当之大。魏晋南北朝的大夫，还有将军号，与拥有者的职事官品往往很不一致。流外吏员，可能拥有流内的将军号。唐代后期，尚书六部之官发生了“品位化”，开始向阶官变质，于是，其间的等级关系随之而变。六部转而以“行”为序，吏部、兵部为前行，户部、刑部为中行，礼部、工部为后行，按“后—中—前”的次序升迁，而不是按官品升迁。“后—中—前”的次序只反映官员的资位变化，与职位、职事无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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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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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位等级分为不同类型，例如职等、职级、官署等级、行政层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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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基本的等级是行政层级，它以统属关系为基础，是最简洁的等级，而且是一种刚性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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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一行政层级的官署或官职，可以因其重要性不同，而造成品级安排的不同，这时就可能出现“弹性等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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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格、薪俸、特权与礼遇等要素，可以各自独立分等；它们除了配置于职位之上，还可以配置于品位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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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超出职位结构的官员个人品位，其等级的高低与疏密设置具有最大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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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宽度、跨度与责任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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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权责等级推而广之，还将出现管理的宽度问题。管理宽度，指一位长官直接管理的下级人员与部门之多少(6)，这将对层级的多少发生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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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宽度与层级变化 管理宽度问题，首先与管理者的能力相关。法约尔设想了一种4×4的部门层次结构，厄威克则把最佳管理宽度设定为5—6人(7)。一般认为，管理宽度应在5—6以下(8)。在总管理对象一定的情况下，若管理宽度变小，则组织层次必然增多，组织结构发生变形，变成“垂直”结构。“垂直”结构的特点，是对下属的监管变强(9)，下属的自主权减小，信息扭曲增大，分配的不平等增大。而管理宽度增大之时，就会发生相反的变化，组织外观变得“扁平”了，监管变弱，下属的自主权增大，信息扭曲较小，分配较为平等。“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等级组织越扁平，其中的权威就越分散。”(10)一般认为，垂直结构比较适合专业分工细致，各职位之间依赖性强的组织；若各个职位的行为不确定，则适用扁平结构。目前企业管理的一般倾向，就是“领导范围最大化”和“等级最小化”，即扩大宽度、减少层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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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管六部，对尚书省的长官来说，可能是一个适当的宽度。朱元璋废宰相、直接面对六部，从政治上说打击了相权；从技术上说，皇帝的管理宽度扩大了6个，层级减少了；但因皇帝的个人能力各异，监管未必真的强化了。地方行政的管理宽度，尤其变化多端。周振鹤先生认为：“一般而言，层级越多，上下阻隔越远，政令不易贯彻，下情不易上达，中央政府也就越难进行有效行政管理。因此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要求有尽量少的层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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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实行郡县两级制。郡守被比为古代的诸侯，可以自为条教，其责任与事权都大于后世，中央监管相当简洁。这是因为，在相当一段时间中，若不计王国的离心倾向，则各地的向心力和忠诚度相当之高，不存在挑战中央的强大势力。汉廷对京师的安全相当自信，中央兵不过两三万而已。中央直接面对一百多个郡国，以十三州部刺史承担监管，给郡守以重大自主权，朝廷是很放心的。但汉末情况发生了变化。战事频繁，用大区形式来统筹军政，势所难免；割据趋势，进一步刺激了层级的增加。魏晋南北朝中，州和都督区先后成为行政层级，形成了府（军府，即都督区）、州、郡、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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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人口众多，地方行政体制却比较“扁平”；魏晋南北朝各政权所辖人口少得多，地方层级反倒增加了，变“垂直”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层级的增加有利于集权与控制。“扁平”将造成权威的分散，而管理宽度的减小与管理人员的增加，能明显强化监管，尽管这时行政效率下降了。所以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层级的增加，是针对政治动荡、集权弱化的一种应激反应。（至于此期权臣利用都督区抗衡中央，属于政治问题，不是制度问题。）“层级少则效率高”的论断可以成立，但“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要求有尽量少的层次”的说法，就有些片面了。当前中国地方行政层级达四五级之多，很多学者在呼吁减少层级，主张“省管县”，或在城市中取消“区”(13)。这么做肯定能够减员增效，却将削弱集权与监管。在效率与监管两方面，当局得费神平衡；若集权与监管放松了，也非其所乐见。中国历朝行政大区的形成，往往与监管的需要相关。那些行政大区有来自军区的，有来自监察区的，也有来自中央派出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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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管理宽度，还有管理跨度的问题，也就是上级向下管理的层次多少的问题，例如下管一级、下管两级或更多级之类。从1983年始，中央由过去的下管两级改为下管一级(14)，以解决任免烦琐、职责不清、效率低下等问题(15)。据称改革措施取得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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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权的管理跨度 在中国古代，官员的任命权也存在管理跨度问题。汉朝六百石以上官，由皇帝下诏任命；四百石至二百石，丞相任命；郡国的百石官属，二千石长官自行任命。人事权呈现为三大跨度。丞相到六百石官的任命，还有专门仪式，由不同等级的官员“赞”及授予印绶(16)。唐朝“五品已上以名闻，送中书门下，听制授焉。六品已下常参之官，量资注定”(17)。具体说就是三大层次：第一，流外九品吏员由尚书省判署，称“流外铨”、“小选”。第二，流内九至六品官，属吏部、兵部“流内铨”、“大选”。六七品送付吏部尚书选任，称“尚书铨”，八九品送付两位侍郎分别选任，称“中铨”和“东铨”，合称“三铨”。随后尚书都省审核，皇帝旨授。第三，五品以上官构成又一层次。四五品官、员外郎、御史及供奉官，由宰相进拟，皇帝制授；三品以上官，由皇帝亲择而策授(18)。管理跨度极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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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拜宰相、枢密使、三公、三少，除开府仪同三司、节度使，封爵，加检校官，并用制，即由皇帝下制书任命。新任的知州，在上任前还要行“陛辞”之礼，皇帝在殿廷上为其遣行，并有指示激励之辞。元朝的一品至五品官，以制命之。清朝皇帝对中外高官用“特简”、“亲简”之法任命。大学士、各部长官、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出缺，或由大臣推举，或由内阁、军机处列名，皇帝简用。一些虽品级不高，但权责俱重的官职，也属于“请旨缺”，由皇帝特旨简放。军机大臣掌机要，由皇帝亲自从内阁部院调用。中级官员任用，须由吏部“引见”皇帝，皇帝面试，把印象批写于引见单上，吏部奉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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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权的管理跨度 监察权也有管理跨度问题。汉朝规定，“刺史不察黄绶”。按，秩比六百石以上官，皆铜印黑绶；比二百石以上官，皆铜印黄绶。刺史主要监察二千石郡守及六百石以上县令，四百石至二百石的“黄绶”县长、丞、尉，由郡守监管，刺史不问。首都司隶校尉的监察跨度，就非常大了，京师及三辅、三河、弘农七郡的范围之内，“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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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权的管理跨度 考核权的等级分配，经历过变化。秦汉魏晋的通例是长官考下属，用西晋杜预的话说，就是“委任达官，各考所统”(19)。北魏考课，采用了“五品以上，引之朝堂，亲决圣目；六品以下，例由敕判”(20)的办法，即皇帝亲考五品以上官，尚书省主考六品以下官。唐朝的分等考课之法，更细密了。学者形容说：“如果以甲、乙、丙、丁代表4个由上而下的行政层级，那么，汉代丙考丁、乙考丙、甲考乙的状态，现已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丙考丁，乙考丙，甲考乙、丙、丁。”(21)唐代考课层次，与官僚的任命层次相近。三品以上的大臣、亲王及各地的大都督等，其考课由考功司与有关部门协调，具录各人功过后，状奏听旨裁决，是所谓“内考”；四品至九品官由尚书省协同主考官校定，再由宰相及皇帝审核；流外九品吏员的考级，由尚书省最终决定。四品以下官员，凡按劳考进阶而至三品，或六品以下官员升至五品者，必须由皇帝亲自下诏，方能授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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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分等 在行政组织中，一份权责将涉及若干权责，每个职位都有其上级、同级和下级，有主管者与合作者。为处理这种关系，还要确定责任的分等。秦律之中，已有了很多上下级与同级间连坐的条文。例如，县廷中啬夫犯罪，若罚二甲，则其上司县令、丞罚一甲；若罚一甲，则县令、丞罚一盾(22)。汉朝有“监临”、“主守”概念，分开了上级长官与主管长官的不同权责。唐律：“监临，谓于临统部内；主守，谓躬亲保典之所者。”在唐朝“监临”又分为“统摄”、“案验”两种情况：“诸称‘监临’者，统摄、案验为监临”，“统摄者，谓内外诸司长官统摄所部者。案验，谓诸司判官判断其事者是也。”“主守”也被区分为专职与临时两种情况：“主守，谓行案典吏，专主掌其事及守当仓库、狱囚、杂物之类。其职非统典者，谓非管摄之司，临时被遣监主者，亦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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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责任分等上，唐朝还有“四等官”的制度，用以追究同一官署中不同成员的公罪罪责。在各官署内，“诸同职犯公坐者，长官为一等，通判官为一等，判官为一等，主典为一等，各以所由为首”。“长官”指正职，“通判官”指副职，“判官”是具体负责的官员，“主典”是具体办事的吏员。以大理寺为例：“大理寺断事有违，即大卿是长官，少卿及正是通判官，丞是判官，府史是主典。”(24)在发生罪错之时，“各以所由为首”而区分轻重主从，依次递减一等处罚(25)。这种四等官的制度，在唐初还曾影响了流内品与流外品的结构。据叶炜君揭示，南北朝流外官中所有诸司长官、通判官、判官，在唐初进入了流内；而昔日在流内的令史、书令史等主典官，则在唐初下降到了流外(26)。就是说，流内外的分界，与责任分等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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