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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区分“简繁”的办法，是在共同职等之外，另设等级以区分简繁。例如明朝的府，知府都是正四品，同知都是正五品，通判都是正六品；同时府另按简繁分为3等：上府的税粮在20万石以上，中府的税粮在10—20万石之间，下府税粮在10万石以下。县与此类似，知县都是正七品，同时县有上中下三等之分，上县税粮在6—10万石之间，中县税粮在3—6万石之间，下县税粮在3万石以下(30)。周振鹤先生云：“自秦汉分大小县，县令长地位与县的等第一直存在对应关系，至此时两者才完全脱钩。”(31)所谓“脱钩”，就是与共同职等脱钩，与官品脱钩。府县长官的官品无别，同时另设等级以区别府县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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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区分“简繁”的办法，是品级不变而调整薪俸，将繁职的薪俸调高。北齐就是如此：中央官分为“繁”、“平”、“闲”3种，其薪俸有异：每级俸禄的1/4算是“一秩”，“事繁者优一秩，平者守本秩，闲者降一秩。长兼、试守者，亦降一秩”(32)。也就是说，繁局增加1/4的俸禄，闲局减少1/4的俸禄，以避免平均主义之弊。其具体做法，如一品官岁禄800匹，以200匹为一秩；繁局优一秩，岁禄为1000匹；闲局降一秩，岁禄为600匹。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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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知县都是正七品，其薪俸无别。但在清朝，各县的养廉银就不一样了，根据简繁而一一规定之。例如苏州府与太仓直隶州，吴县的养廉银为1800两，长洲县1800两，元和县1800两，昆山县1000两，新阳县1000两，常熟县1000两，昭文县1000两，吴江县1200两，震泽县1400两，镇洋县1000两，崇明县1200两，嘉定县1000两，宝山县1200两(33)。这种“职位薪俸”的办法，是相当精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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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区分“简繁”的办法，是在迁转资格上做出区分，给繁职以更优越的迁转机会。如前所述，西汉昭帝到成帝时，大郡、小郡一度秩级有别。但汉成帝取消了“大郡”、“万骑”之制，郡国秩级由此简化了，除了河南尹及三辅长官是中二千石之外，郡守国相都是二千石。州刺史一直没有秩级之别，都是六百石。然而东汉的州郡县，却各有“剧”、“平”之别。“剧”就是事务繁剧的意思。“（魏）明帝即位，下诏书使郡县条为剧、中、平者。”(34)曹魏的郡、县各有剧、中、平三等的做法，应该上承东汉。在州郡县长官的选用上，“治剧”是一种特殊资格(35)。据严耕望先生的研究，西汉的三辅郡守来自守相高第者，超过半数。可见三辅郡守在迁转资格上，比别的郡高一等。东汉三辅不再具有特殊地位了，但守相换迁的情况，仍能看到49例之多(36)。“换迁”指同一行政层级中的平迁，如高密侯相第五种“以能换为卫相”之类。换迁应是以剧、中、平为依据的，即以平郡迁中郡，以中郡迁剧郡。这样看来，东汉的郡尽管秩级没有区别，迁转资格却是分为3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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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汉代的县，一直就有剧、平之分。三辅地区的县，就属于“剧县”。剧、平概念，与秩级交叉为用。剧县可能是大县，也可能不是大县。丞相选官“四科”标准之一就是“治剧”（其余三科是德行、明经、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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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萧梁，在九品官品之外另设十八班之制，用以标示资格高下之异。官品相同者，班位却可能有很大区别。九卿都是三品官，但太常卿第十四班，大舟卿只有九班。地方官也是如此，二十三州各有高下，郡守及丞另为十班，县制七班，都是在官品之外另设的资格等级。地方官的班位，应与“简繁”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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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承明制，州县长官品级无别，但薪俸有别，又在任用资格上另设等第，分为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4等。在府州县简繁时，清廷使用“冲、繁、疲、难”4项标准(37)。雍正九年（1731年）定制，四字俱全者为“最要缺”，占三字者为“要缺”，占二字者为“中缺”，占一字或无字者为“简缺”。顺天府的大兴县占“冲、繁、疲、难”四字，属于“最要缺”；固安占“繁、难”2字，属于“中缺”；永清县不占一字，注为“简”缺(38)。新选知县一般只授“简缺”或“中缺”，然后才能转为“要缺”和“最要缺”(39)。清代还规定，捐纳及初任人员只准任用简缺，不得为繁缺(40)。“简繁”的管理非常精细，道府州县被分为腹俸缺、边俸缺、沿海缺、沿河缺等，还有烟瘴缺、苗疆缺等。腹俸缺的道府州县佐贰、首领官，三年可转，五年可升；而边俸缺给予优待，“俱三年俸满，有政绩、无差忒者，例即升用”。沿海缺与沿河缺“历俸升擢，与边俸同”(41)。广东水土最恶之地，二年或二年半就算俸满。“从简单的大小县发展到复杂的冲繁疲难，说明中央政府对县一级政区的管理水平越来越高，控制越来越严。”(42)“冲、繁、疲、难”之制，实际是从东汉的“剧、中、平”发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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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胥吏也有简繁之别。例如有“事简供事”、“事简书吏”，有“事繁供事”、“事繁书吏”。“事繁”的胥吏，在役满出职时可以免考：“内阁事繁供事、各衙门事繁书吏，五年役满，无过犯，送部，免其考职，以从九品、未入流兼掣选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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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种区分“简繁”的办法，是在其他待遇上体现“简繁”有别。例如北齐在考核与奖惩时，针对“繁”、“平”、“闲”制定了不同待遇。在犯罪时，对“繁”者处分宽容，记过较轻；“闲”者处分严格，记过较重。具体说是这样的：“在官犯罪，鞭杖十为一负。闲局六负为一殿，平局八负为一殿，繁局十负为一殿。加于殿者，复计为负焉。”(44)若官员犯有应予“鞭杖十”的罪错，在考核时就计为一“负”；积累了若干“负”，就计为一“殿”。“殿”即考课“殿最”之“殿”。闲局的官员累积六负，就计为一殿；平局的官员累积八负，计为一殿；而繁局的官员要累积到十负，才计为一殿。这是因为“繁剧者易生纰漏，故十负始为一殿。此种规定，颇为合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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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种区分“简繁”的措施，可以综合使用。例如北齐的州郡县既有官品之别，又另有上上到下下9等之别，其薪俸及所配给的白直、属官数量，都依9等而递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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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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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轻重：权责与品秩的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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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轻重”一词，指称权责与品秩相称或不相称的关系。一般说来，权力、责任与官阶成正比，或说应该成正比，以使“轻重相称”。权责与品秩成正比，有助于结构简练、等级明快、统属关系清晰。但传统王朝对何为“合理”另有判断，很可能刻意采用不成正比的安排，以实施特殊政治行政调节。比如说这样两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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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给级别较低的职位以较高事权、较高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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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无权责的品位性官号安排得较高，把职能性官职安排得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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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做法都会造成“轻重倒置”，即权责与品秩的不相称、不匹配。所以不能认为品秩越高，就一定权责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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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责与品秩的匹配程度，由此就成为一个问题。“窥一斑而察全豹”，透过权责与品秩“成正比”和“不成正比”的各种情况，不但能看到统治者用品秩实施政治调节的纯熟技巧，还可以由此探求官僚体制的组织性质。皇帝宁愿把实权赋予官阶较低、容易驾驭的官职，弱化甚至架空另一些高官，这是一种政治安排。在这时候，被架空的高官就出现了“品位化”，具有了荣衔性质，即安排身份的性质。总统就是美国行政当局的首长，没人比他更高，可见美国行政体制是一个“功能组织”。假如另一个行政组织，行政首长之上还有各种更高贵的官号，而且那些官号看上去像是荣衔，那么就要考虑那个组织有多大“身份组织”的意味了。因为荣衔无权责，其设置是出自身份考虑，而非运作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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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与汉初，皇帝之下就是丞相及其副手御史大夫，行政首长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再下就是列卿。由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见，最高的二千石一秩，列有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车骑尉、大仆、长信詹事、少府令、备塞都尉、郡守、郡尉、卫将军、卫尉、中大夫令、郎中令、奉常；其次为千石之秩，有御史、丞相相国长史。这种安排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印象：秦汉的权责与秩级的匹配程度相当之高，二者成正比。这样的政府，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功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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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以来，权责与品秩不一致的情况，看起来增多了。东汉尚书台大为扩张，分割了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事权，以至有“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顿为虚器”之说。此外自西汉后期，御史中丞成了御史台的台主。尚书令、御史中丞及监察京师的司隶校尉三官，在朝会时拥有特殊席位，号称“三独坐”。然而尚书令和御史中丞只是千石之官，不仅低于号称万石的三公、中二千石的九卿，甚至低于二千石郡守。尚书令和御史中丞权重位卑的情况，经历了东汉近两个世纪，到魏晋才见改观，此时尚书令升至三品，而且居于同品的九卿之前；御史中丞升到第四品，在同品的领兵刺史之前，高于五品的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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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下三公发展为八公，除了太尉、司徒、司空，又有太傅、太保、太宰及大司马、大将军诸官，被列在“公”位，高居一品。这“八公”都是元老的荣衔，南朝又经常授予皇子。宋武帝的次子刘义真，十五岁做了司徒；宋孝武帝的儿子刘子鸾，年方八岁就兼任司徒。魏晋南朝的尚书令，其权责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是名副其实的宰相，然而只是三品官；尚书相当于今天的各部部长，也是三品官。干实事儿的尚书令、尚书，都比三公低两品，尽管三公只是荣衔。这与汉朝丞相居首、列卿居次的情况，显已不同。梁十八班制下，诸公高居第十八班，尚书令第十六班，列曹尚书只有十三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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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官阶，权责与品级的不相称尤为明显。因为这里的正九命与从九命两级（相当于正一品、从一品），又被“戎秩”的上柱国到仪同大将军8个阶官分成8等了，其下才是相当于六部尚书的正七命六卿。国务的主要承担者六卿，被“戎秩”压低了十几级；在六卿头顶上，有一大堆品位性官号。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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