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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卫、侍从由于亲近君主，而有了参与政治的机会。战国的郎官，往往可以干政。魏晋南北朝依然如此。诸葛亮曾特意告诫后主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不要“使内外异法也”(69)。所云“宫中”，包括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担任的侍中、侍郎。贺昌群云：“儒者得为侍中，贤士可备郎署。侍中为现行官制以外之官，汉制为之加官，掌乘舆器服，与宦者俱供奉内廷。……郎署为宫廷宿卫之官。咸得出入宫禁，陪侍宴私，陈宜格非，拾遗补阙。……宫中谓禁中，府中谓丞相府。”(70)“府中”也可以引申为丞相统领的朝官。诸葛亮期望，宫廷官与朝廷官能平等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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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经常把重要事务交给宫廷官，使之发挥更大政治行政功能，但这又将造成宫廷官的“公共化”或“朝官化”。例如大夫、郎官之所以获得秩级，是因为他们作为候选官，发挥了特殊的选官功能(71)。御史、尚书、博士因其职能的重要性，后来也朝官化了。其实就连丞相一官，也是从家臣发源的(72)。汉初用御史起草、处理文书，御史台变成了政治机构，其长官御史大夫具有了“副丞相”的地位。汉武帝改用尚书起草、处理文书，由此发展出了尚书台，三国以下进一步发展为尚书省。曹魏特设中书省，用中书侍郎处理文书，由此形成中书省。中书省之“中”，就是宫禁之“中”。晋朝的侍中参议国政，由此形成了门下省。所谓“门”，就是宫中禁门。尚书、中书为何逐渐变成了宰相呢？马端临指出：“盖汉之典事尚书、中书者，号为天子之私人。”(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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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文学性侍从。汉朝的大夫、议郎等，有一部分由儒者担任，承担文学顾问。南朝出现了内廷学士的制度，掌管典礼、编撰等事(74)；也出现了文学之士为皇帝、太子担任“侍读”、“侍讲”的制度(75)。唐玄宗设翰林学士，掌内廷制诏，从身份说是文学侍从，“有‘天子私人’之目，‘内相’之称”(76)。“唐代翰林学士设立之初，属于‘天子私人’”(77)；“翰林学士院的出现与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相继从内廷官或卑官弄臣发展成为权力机构有着类似之处”(78)。宋朝有翰林学士院。还有各种殿阁学士，均为侍从之臣，序班在翰林学士之下。明朝的“近侍官”概念，包括翰林院、东宫官、通政使司、考功监、磨勘司、承敕郎、给事中、中书舍人、光禄司、判禄司、尚宝司、殿廷仪礼司等(79)。“翰林各官，名为文学侍从，清华之选。”(80)内阁大学士，被视为翰林院之“内署”，身份也是文学侍从，同于翰林学士(81)。所以王其榘先生说，明代内阁不是一级行政机构，“而是皇帝特设的草拟诏敕的场所，阁臣是皇帝选用的代言侍臣，或者说能参预机要的亲近侍臣而已”(82)。在康熙向大学士发布圣谕时，仍有“尔等既为文学侍从之臣”之言(83)，把他们看成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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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宫朝”又是可以转化的。御史台以及作为国务中枢机构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都是由宫廷官发展而来的。翰林学士院、内阁承担的很多功能，其实也是朝廷官的行政功能。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现象。章太炎云：“略此数者，皆以走使圉隶之臣，倡优之伍，渐计积其资而为执政，大名通于四海。……亦见人主之狎近幸，而憎尊望者之逼己也。”(84)陶希圣、沈巨尘指出：“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与发展，有最显明的一个根本法则：即是君主的近臣此起彼伏的迭相形成政府的重要执政者。”(85)李俊用16个字来概括中国宰相制度之变迁：“君主近臣，代起执政；品位既高，退居闲曹。”(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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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思的是，在唐宋还出现了宫廷官的“拟化”用法，就是给朝官加以“侍从”、“供奉”的名义。“供奉”本是直接奉侍皇帝的意思。唐朝有一种正七品的女官就叫“供奉”，宋朝的内东头、西头供奉官乃宦官之职。医官、画师等以特殊技巧服务于皇帝者，也称供奉。《红楼梦》：“贾母见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御医了，也便含笑问：‘供奉好？’”(87)然而唐朝的中书、门下及御史之官，居然也被名为“供奉官”，包括侍中、中书令、左右散骑常侍、黄门中书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通事舍人、左右补缺拾遗、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当然他们其中有一部分确实供奉宫中，但这部分人的官号会特别标明“内供奉”(88)，反过来表明其余的并不是真正的供奉官，“供奉”只是一个名义。尚书省及诸监、寺长官品秩再高，也不是供奉官(89)。此外唐朝还有“常参官”之名，包括五品以上职事官、八品以上供奉官、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常参”就是经常见皇帝的意思，这样的官儿也有特殊身份。请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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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到，“供奉官”及“常参官”已成了特殊的职类概念。朝谒之时，中书、门下官因为有“供奉”的身份，别为一班，席位接近皇帝，其余百官则依品秩为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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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臣”的服饰也与众不同。据叶炜君考察，唐朝文官戴进贤冠，而中书、门下之官被特称为“侍臣”，戴武弁、平巾帻，侍中、中书令、左右散骑常侍还另加貂蝉。而武弁、平巾帻及貂蝉，本来就是汉代侍从之服。宋朝初年，中书、门下之官使用笼巾貂蝉。笼巾其实是武弁与进贤冠的合体。后来，“貂蝉笼巾七梁冠”成了最高等的服饰，宰相、亲王、使相、三师、三公服之，不限于中书、门下之官了。第二等则是普通的七梁冠。最高等服饰上的“貂蝉笼巾”成为一个象征，显示荣耀从皇帝侍从的身份而来。明朝服制，“貂蝉笼巾八梁冠”为最高等。“貂蝉笼巾”本来是职类的标志，后来变成了等级的标志(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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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有“侍从官”概念。“盖两制、两省官皆极天下之选，论思献纳，号为‘侍从’。”(91)宋神宗元丰改制后，翰林学士、给事中、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六部尚书、六部侍郎、权六部侍郎，也属于“侍从”。中书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为“小侍从”，外任官带待制以上职，则称“在外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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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上述的那种“供奉”、“侍从”，只是一个“概念”，那些官并非真正的宫廷官，其实都是朝廷官。皇帝故意把他们称为“供奉”、“侍从”，并给予特殊礼遇，是有意显示人近天子者则贵，“至上莫若君父之前”；也等于向他们申明：就算你们已是朝廷大臣了，皇帝我照样可以把你们看成私属的。正如前引韦伯之言，在家产官僚制下，“官吏必须得是君主的‘家人’”。又克罗齐埃指出：领导人必须掌握两种权力，“一方面是理性化的权力，或者说是制定和颁布规章制度的权力；另一方面则是做例外处理的权力”，两种权力间要找到“最佳结合点”(92)。与此类似，中国专制主义有这样两个支撑：第一是官僚行政组织所支持的常规权力，第二是皇帝与臣民的主奴关系和人身支配。后者具有“私”的性质，若无规则的主奴关系过度强化，就可能损害官僚行政；官僚组织则具有公共性，若其公共性过度强化了，又可能消解臣民对皇帝的个人忠诚，以及皇帝为所欲为的专制权威。在这时候，被以“拟化”方式使用的“供奉”、“侍从”概念，就发挥着冲淡公共性、强化主奴关系与人身支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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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朝廷也用一些特殊饰物，来强化“以侍从为荣”的观念，如赐花翎、蓝翎。花翎、蓝翎本是宫中侍卫的服饰。内大臣戴花翎，三四五品的侍卫（即一二三等侍卫）戴花翎，六品侍卫戴蓝翎(93)。然而后来，花翎、蓝翎被用于赏功了(94)。清末的花翎又可以捐纳了，有钱就能买到，成了朝廷合法集资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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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看一个太平天国的例子。天国前期官制，王侯之下以丞相为最高，其次为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95)。由此来看宫内官之显赫：侍臣、左右史、掌朝仪、通赞、引赞、掌朝门、典天舆长等，其位阶高居检点，计100人，他们只比丞相低一等；其下典天舆至典天柴，位阶同于指挥，计1573人，他们只比丞相低两等。连发油盐的典油盐、发酱醋的浆人、杀牛羊的宰夫，都得以位同指挥。又如管脂粉的典妆官，位同总制；养花的典花官、养鸟兽的典天鸟和典天兽、修表的典钟表，位同监军(96)。天国宫内官的位阶如此之高，也是“人近天子则贵”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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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在中国制度史、官阶史上，作为宫廷官的侍卫、侍从官职类，具有如下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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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侍卫、侍从职类对政治的干预，显示了传统政治和职位分类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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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资格管理与选官体制中，这个职类也具有特殊地位，体现在先“宦”后“仕”，经侍卫、侍从而获得选官资格的制度之上。这表明在人员结构上，“宫朝”可以流动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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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很多重要机构，如御史台、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等，都是从宫廷职类演化出来的；甚至翰林院、内阁大学士制度，也发源于这个职类。侍从制度深刻影响了朝官的职位结构，表明在职位结构上，“宫朝”也可以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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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朝廷上所使用的很多品位序列、品位性官号，是从侍卫、侍从职类中滋生出来的，并被用之于朝官。宫廷官职类，是中国官阶“品位化”的温床与摇篮之一。这表明在位阶结构上，“宫朝”也可以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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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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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般职位分类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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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英国的文官公职，划分为10个职类，即综合、科学、专业技术、培训、法律、秘书、社会保障、警察、资料处理、调查研究，每职类又包括若干职组，共26个职组、84个职系。1971年美国的文官公职，划分为22个职组和437个职系。繁密的职类划分，是社会生活与政府组织的复杂化所造成的。职位分类的工作，包括进行职位调查，区分职组和职系，对各职位的工作简繁、责任大小和相应资格进行评价，制作职位说明书，并把职位纳入相应的职等和职级等(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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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官品只管分等，不管分类，但那不是全部事实。中国古代的职类管理虽然远远达不到现代那么复杂，然而也有职类划分，有些时候还为管理职类而设置了专门位阶。帝制中国职类管理的水平，在前现代社会依然处于前列。当然，它也经历了由粗而精的历史演进。下面做一个简单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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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政权的复杂程度，当然不能与秦汉以下相比，但就其所处历史阶段而言，仍可以说颇具规模。职系的分化是存在的。“卿事寮”与“太史寮”两个系统的形成，就相当引人注目。“卿事寮”系统的官职，有司土、司马、司工等，承担行政事务；“太史寮”系统的官职，有祝、宗、卜、史等，承担文化宗教事务。战国以下，政务官、军官、文化官、法官，已呈现为几个比较清晰的职类了。《左传》、《国语》，及《商君书》、《管子》、《荀子》等著作，特别是《周礼》六官，其中对诸官的职能与权限的阐述，不妨说就是“职位说明书”的萌芽；其“分官设职”的安排中，也已萌生了职类、职系的初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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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丞相之下的诸卿，为廷尉、治粟内史（后称大司农）、典客（后称大鸿胪）、中尉、大仆、少府令、卫尉、中大夫令（后废）、郎中令（后称光禄勋）、奉常（后称太常）等。每卿之下，又有若干分掌庶事的诸署令。秦汉的职类与职系的架构已相当清晰了，现代学者得以分别从行政、军政、财政、司法、监察、文教、地方行政出发，做分类叙述。又，汉朝的文官服黑，戴进贤冠；武官服赤，戴武冠；侍官戴鹖冠，法官戴法冠（獬豸冠），谒者带高山冠。冠服被用作官员职类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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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若与后世的六部相比，秦汉的职类划分还有早期色彩。钱穆先生评价说，奉常掌管皇家的庙祭，光禄勋相当于皇帝的门房，卫尉是皇宫的卫兵司令，太仆是给皇帝赶车的，大鸿胪是传达的官儿，宗正管皇族和异姓亲戚，这些卿“照名义，都管的皇家私事，不是政府的公务”，“我们可以看出汉代政治，还有很多是古代封建制度下遗留的陈迹，然而那时已是化家为国了，原来管皇帝家务的，现在也管到国家大事了”(98)。汉唐间尚书六部体制逐渐取代九卿体制，是职位分类的又一重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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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央政府机构，以三师、三公、六省、御史台、九寺、五监、六军、十二卫、詹事府、春坊、三寺、十率为基本架构。杜佑概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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