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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曰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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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曰赏罚严明,攻战必胜,为将帅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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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曰礼义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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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曰详录典正,词理兼举,为文史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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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曰访察精审,弹举必当,为纠正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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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曰明于勘覆,稽失无隐,为句检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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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曰职事修理,供承强济,为监掌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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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曰功课皆充,丁匠无怨,为役使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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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曰耕耨以时,收获剩课,为屯官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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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曰谨于盖藏,明于出纳,为仓库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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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曰推步盈虚,究理精密,为历官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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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曰占候医卜,效验居多,为方术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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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讥察有方,行旅无壅,为关津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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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曰市廛不扰,奸滥不行,为市肆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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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曰牧养肥硕,蕃息孳多,为牧官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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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曰边境肃清,城隍修理,为镇防之最(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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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考课的27个类别,兼顾官署架构,其中心则是职务的性质。对这个制度,楼劲、刘光华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以二十七最为代表,把帝国全部在编官职仔细分类,再各各要求,非对现有行政职务的性质、地位、特点和相互关系有深入认识不可。……足以作为人类制订的第一套完整意义的职位分类体系而载入史册。”(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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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看专用位阶。魏晋以降,一百多号“将军号”,向军官的位阶发展;大夫、常侍、侍郎等散官,则向文官的位阶发展。唐朝为文官设文散阶,其阶名以某某大夫、某某郎为称;武官设武散阶,其阶名以某某将军、某某校尉为称。一些被归入“伎术官”的专业官职,也形成了职级。例如医官,宋徽宗政和年间为医官专设了14阶,由和安大夫、成和大夫至平和郎、保安郎、翰林医正等阶名构成,后来增到了22阶。此外,宋朝还设有内侍官12阶。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还曾打算为天文官设阶(102)。到了金朝,不但太医官、内侍官,甚至司天翰林官、教坊官都有了“职称”,各25阶。(按:这里的“翰林”属“伎术杂流”,与翰林学士不同。)下将金熙宗所定司天翰林官、太医官位阶,天德年间(1149—1152年)所定内侍位阶,及金章宗所定教坊位阶,制成下表(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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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位阶,其繁密程度已不亚于今天的职称,其所涉职类则仍然寥寥可数,不如今天“职称”那么多样。因为古代的专业分化程度,远远比不上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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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不能忽略:从总体来说,中国古代官阶对分等的重视,超过了对分类的重视。统治者更关心的,是让尊卑高下各得其所,其次才是各个职类各得其所。官僚的主体是品官,是科举士大夫,以及拥有高级爵号的官贵,他们的尊卑高下,占据了品秩安排者的最大注意力。专业人员往往被视为“伎术官”而遭歧视,其职级经常被漠视了。金朝那么多的专业位阶,虽被元朝继承了,但在其他朝代并不多见,士大夫对之也并不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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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杰科斯说:“我们出乎意外地发现,任何一个级别上的组织成员的责任,都可以用其完成任务所需最长时间来衡量”,“具有相同责任时间跨度的人往往负有相同重的责任,要求相同水平的工资,而不管他们的职业或实际收入如何。责任的时间跨度由底层的一天到顶层的20年,所付工资也有1.5万美元到100万美元不等”。《对科层制的称赞》,收入《国外组织理论精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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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顾炎武:《日知录》卷九《部刺史》。《日知录集释》,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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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赵冬梅:《北宋前期的“官与品轻重不相准”含义试释》,《北大史学》第1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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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振鹤:《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现状及问题》,《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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