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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托权责的差遣也发生了品位化，这与今天的一种情况有些相像：今天所谓部级、厅局级、处级、科级，从制度上说只是职位等级，但事实上却经常变成了个人的品位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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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遣的关升资序，看上去比寄禄官疏简得多。不过资序又有“充”、“权”、“权发遣”之别。某一差遣，用本资序的人担任，称“充”；用资序低一等的人担任，称“权”；用低二等的人担任，称“权发遣”。这就使关升资序的等级管理，更复杂入微了。在一任差遣上达到了规定年限，即可“成资”，即计算为资历。朝廷尽量保证官僚能够“任满成资”：有的官僚治事“乏誉”，当局下令待其“成资”后再替换；有的官僚应该“避亲”，当局指示待其“成资”后再放罢(36)。皇帝很关心官僚利益，很注意工作方法，想方设法不让官僚吃亏。可见宋朝官僚政治中，存在着精细计算官资，以保障官僚品位利益的强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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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君臣对位阶名号，有特殊的热衷与爱好。唐朝宦官使用朝官的散阶，宋徽宗则为内侍省和入内内侍省的宦官，制定了专用位阶。起初是9阶，自内东头供奉官至祗候高班内品；后来增为12阶，自供奉官到贴祗候内品。还有“祗候班”的位阶，及都知、押班各有5阶。宋徽宗还为医官设置了14阶，由和安大夫、成和大夫而下。后来增到了22阶。甚至妃嫔、宫人也采用品位化管理，“内命妇”位阶5等：第1等四妃以下有24级，侍御郡夫人以下有10级；第2等“尚字”以下有29级，“知尚书内省事”以下有5级；第3、4、5等又有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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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外九品的9个等级在宋朝被废弃了，通为“流外”；但面向吏、役，宋廷依然设有若干位阶。比如州衙吏人，从都孔目官到粮料押司官，共10阶，称为“职级”。又职役“衙前”，从都知兵马使到第六名教练使也形成了10阶(37)。宋徽宗时，三馆吏人之职被定级为“流外从九品”，在流外中又弄出了一个“从九品”，这是一个特殊的品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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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廷不厌其烦，甚至还给道士设置了道阶。道阶又称“师号”，源于唐朝(39)。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设道阶26级(40)。宋徽宗所宠信的温州道士林灵素，其官号之一“通真达灵玄妙先生”，就是道阶中的所谓“六字先生”之号。宋神宗以降，政府还出售道阶以舒缓财政困难。在南宋初，四字师号的售价是二百贯，宋孝宗时贬值到了三四十贯。学道者还可以通过考试获得学历，凡初入学者称道徒，每年考试，根据成绩分别给予元士、高士、大士、上士、方士、义士、居士、逸士、隐士、志士名号，官品正五品到从九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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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民间隐居的“处士”，宋廷也为之设置了位阶。宋仁宗“赐处士号”，所设置的名号，有冲晦、安素、清逸、高尚、高隐、通微、善济、葆光、悟静、丹华、守静、和靖、白云、耆德等。对“赐处士号”的意义，徐冲君指出：“在这一行为所反映的王朝与士人之关系中，前者对后者的优位以及后者对于前者的依赖变得越来越强烈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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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廷制造位阶的热情之高，可称中国官阶史之最，甚至可能是世界官阶史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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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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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品位化的资格管理：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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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是采用品位化手段管理资格的。另一些朝代的资格管理与之相反，采用职位分等的办法，秦汉就是突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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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凭爵级不能做官，所以爵级并不构成资格等级。至于“若干石”的秩级，它是职位的等级，而不是个人的资格等级。也就是说，秩级是附丽于职位的，不具个人属性。如果你做了郡守，你就是二千石；如果你做了刺史，你就是六百石；如果你没有了职位，不是郡守、刺史或其他什么官了，那你就什么秩级也没有；其时没有什么等级，能维系你的个人位阶。在这时候，专业资格、考试资格、劳考资格之类，都是直接与职位挂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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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家先生论汉代禄秩：“所谓俸给或吏禄制度，其内容是秩别（秩级）、俸禄数量、官职和俸禄性质；即哪一种官职属于哪一秩级，每年或每月应得多少俸禄（所谓岁禄或月俸），用什么物资作为俸禄（如钱、谷或二者各半）。”(43)陈先生尚未使用品位、职位概念，然而他对汉代禄秩的定义仍然相当精确，其“哪一种官职属于哪一秩级”之言，一语道破其特点所在：秩级是官职的等级，而不是官员的个人品位。魏晋南北朝唐宋的官僚，在无职事官时依然拥有位阶，甚至可以凭之领俸（参看本书第四章第4节），秦汉却大不相同。章太炎先生指出：“秦汉时无散阶，去职则夷于庶民。”(44)杨树藩先生也指出：唐宋属于“阶职分立制”(45)，官僚在职位之外有个人位阶，而“秦汉以来，文官有职而无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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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现象，把“有职无阶”的意义看得更为清晰，这就是官员在因病、因丧而一度离职之后，在其再度寻求入仕之时，当局对其原职的秩级如何看待。按照汉制，官僚生病后在三个月或一百天内，可以保有原职，超期就必须离职。又，因儒家孝道日益深入人心，所以汉代官僚在父母去世之时，通常会离职守丧三年（实际是二十五月）。之所以选择因病、因丧两种情况，因为这都是无罪错离职，属人力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情况单纯便于讨论。如果因病、因丧而离职的官员再仕，当局在任命时须保障其原职的秩级，那么秩级就具有了个人属性，跟人走了；如果当局可以不考虑其原秩高下，那么就能证明，汉代的秩级不具个人属性，是附丽于职位的；只要离职，就将丧失秩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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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结果显示，在汉代，因病、因丧而一度离职的官员再仕之时，当局可以完全不管其原秩。简单举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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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咸：为河南尹（中二千石），母忧乞行，服阕奔命。桓帝时诏拜尚书（千石）。比原秩低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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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骏：为赵国内史（二千石），因病免归。起家复为幽州刺史（六百石）。比原秩低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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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良：为广陵太守（二千石），谢病归家。顺帝初年征拜议郎（比六百石）。比原秩低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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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鲜于璜：为县令（六百石），父君不豫，弃官奉丧。令丞解丧（按指到县令、县丞那里申报服丧结束，获准入仕），州辟典部，入领治中（百石）。比原秩低8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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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4位因病、因丧离职者，其再仕之官，都低于原秩，少的低3级，多的低8级之多。这样的例子还能找到很多。其中一些人，还是通过察举孝廉、方正、贤良，或公府征辟而再度起家的，可这察举、征辟也是未仕士人的起家之途，那么这些人的仕途等于重新开始了。甚至“号称万石”的宰相再仕，新职也有低于原秩的时候。在三公以种种原因逊位离职后，其再仕之官，有中二千石之少府、太常，二千石之永乐少府，比二千石之光禄大夫，比千石之太中大夫，最低的还有千石之尚书令、六百石之尚书仆射。汉廷对大臣如此苛刻，连宋人洪迈都忍不住鸣不平了：“王梁罢大司空而为中郎将，其后三公去位，辄复为大夫、列卿。如崔烈历司徒、太尉之后，乃为城门校尉（比二千石）。其体貌大臣之礼亦衰矣！”(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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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例有力地证明，汉代官员的既往秩级，没有构成个人资格；汉廷可以任意将之安排到较低职位上去，只要工作需要。汉代禄秩的特点，就是“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即：你必须有职位，才有秩级；你转任新职，新职的秩级就是你现在的秩级。汉代的官场，官可大可小，秩级可高可低，人能上能下。当局只看行政需要不需要，你个人无权喊冤叫屈。因病、因丧而在官资上吃了亏，这是你自己的事儿，皇帝不管那么多。这不但与此后历朝不同，甚至今天的官场也做不到。可见汉廷对官僚的个人品位权益，相当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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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禄秩之所以采用职位分等，不给官僚品位待遇，与禄秩的来源有直接关系。秦汉禄秩来源于周代的胥吏“稍食”。“稍食”就是官府发放的口粮与衣装。“稍食”发多少，要根据职事简繁及业绩考课而定。可以推知，“稍食”口粮的等级，就是胥吏的等级，而且这是一种干得多就吃得多、干得少就吃得少的等级，是按劳取酬的、功绩制的，是以“事”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周代统治者只优待贵族，对胥吏的品位权益则可以漠然视之。胥吏以口粮之数为等级的做法，在战国以下普及开来了，发展为“若干石”构成的禄秩。昔日胥吏的等级管理之法，现在用于管理百官了。新兴吏员成了帝国行政支柱，却未能承袭周代贵族的特权与荣耀，专制皇帝视“官”如“吏”，可以任意罚责。贾谊为之痛心疾首：“王侯三公之贵……今与众庶徒隶同黥、劓、髡、刖、笞、傌（同骂）、弃市之法。……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空，编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长、小吏骂詈而榜笞之。”(47)那么秦汉禄秩不保障官僚的品位权益一点，就不奇怪了：禄秩源于稍食，本是管理胥吏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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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秦汉之外，明清的资格品位化程度，也比唐宋低下得多。唐朝那种散阶，到了明朝就大大变质了，变成了官品的附属物了。唐朝是由门荫而获阶，据阶而授职，明朝却是据职而授阶，考满而进阶。对唐、明散阶之不同，学者已有了很好的分析：“散阶只用于衡量人们的资格。其在明代的特征，是完全在官品的前提下，依据官员的考满情况来授受。具体办法大致是：初入流者先授与其所得官品相应的‘初授散官’；三年考满称职者，再给‘升授散官’。……明代的散阶，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唐代职事官正、从各品上下阶的一个稍加扩展的翻版。正因为如此，明代散阶的性质，也就与唐代大不相同了。其主要效用，无非是区别和体现官僚的年劳资格。”(48)进一步说，唐代的散阶官是一种综合性位阶，是个人级别，上面配置了很多利益；明朝的散阶只是劳考资格的等级，是考级的变相，是附属于官品与职位的，而且是一种没多大实惠的荣衔(49)。清朝散阶进而变质为封赠，跟考级关系也很小了，三年考满就可以申请封赠。康熙以后，每逢庆典、恩诏，只要任职满二年，即可申请。孝顺的官员还可以把散阶移封给父祖(50)。可以说，明清的散阶已丧失了资格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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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散阶已不再构成品位维系之后，明清官僚的迁转资格变动，就主要体现为候选队列中的排序了。明制，诸官九年称职，升二级。二级即二阶，亦即一品。“本朝迁官故事，必九年方升二级。……词林极重五品，凡三考始得之，盖已二十七年矣。”(51)年资是以在官时间计算的，等于“连续工龄”。此外，明廷还使用“俸历”计算年资。“俸历”就是实际在职时间，它与年资并不一致，会有某人“资已十五年，实俸亦十二年矣”的情况。这是因为，官僚患病超过三个月，就要离职“住俸”（停俸），在俸历中把这段时间扣除；官僚若因罪过而遭“罚俸”，则除了扣除俸禄外，还要扣除俸历。官僚有功，则可以“减俸行取”以为褒奖，“减俸”就是减少候选时间(52)。总之，因为俸历是实际在职时间，所以计算俸历比计算年资更苛刻。可见明廷资格管理的倾向，是尽量向职位倾斜，不在职的时间不算数。这种俸历制度，很像汉代的“赐劳”、“夺劳”之制。与宋廷努力保障官僚品位利益、尽量不让官僚在“成资”时吃亏的做法相比，就大相径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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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候用人员，按照制度，应该赴京向吏部投送参选材料，称“投供”。投供是有时限的，到文日期是排序的依据之一。随后，他们就依其不同出身和情由，加入“六班”，排队候选。“凡授官之班有六：一曰除班，二曰补班，三曰转班，四曰改班，五曰升班，六曰调班。凡特旨用分，则别为班焉。”(53)即升、俸深、卓异等，都是优先任用的条件(54)。也就是说，清朝的迁转资格仅仅表现为“分类排队”，却没有位阶化。总的看来，明清资格管理的品位化程度，大为下降了；资格结构与职位结构的匹配程度，相对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