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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例有力地证明，汉代官员的既往秩级，没有构成个人资格；汉廷可以任意将之安排到较低职位上去，只要工作需要。汉代禄秩的特点，就是“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即：你必须有职位，才有秩级；你转任新职，新职的秩级就是你现在的秩级。汉代的官场，官可大可小，秩级可高可低，人能上能下。当局只看行政需要不需要，你个人无权喊冤叫屈。因病、因丧而在官资上吃了亏，这是你自己的事儿，皇帝不管那么多。这不但与此后历朝不同，甚至今天的官场也做不到。可见汉廷对官僚的个人品位权益，相当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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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禄秩之所以采用职位分等，不给官僚品位待遇，与禄秩的来源有直接关系。秦汉禄秩来源于周代的胥吏“稍食”。“稍食”就是官府发放的口粮与衣装。“稍食”发多少，要根据职事简繁及业绩考课而定。可以推知，“稍食”口粮的等级，就是胥吏的等级，而且这是一种干得多就吃得多、干得少就吃得少的等级，是按劳取酬的、功绩制的，是以“事”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周代统治者只优待贵族，对胥吏的品位权益则可以漠然视之。胥吏以口粮之数为等级的做法，在战国以下普及开来了，发展为“若干石”构成的禄秩。昔日胥吏的等级管理之法，现在用于管理百官了。新兴吏员成了帝国行政支柱，却未能承袭周代贵族的特权与荣耀，专制皇帝视“官”如“吏”，可以任意罚责。贾谊为之痛心疾首：“王侯三公之贵……今与众庶徒隶同黥、劓、髡、刖、笞、傌（同骂）、弃市之法。……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空，编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长、小吏骂詈而榜笞之。”(47)那么秦汉禄秩不保障官僚的品位权益一点，就不奇怪了：禄秩源于稍食，本是管理胥吏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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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秦汉之外，明清的资格品位化程度，也比唐宋低下得多。唐朝那种散阶，到了明朝就大大变质了，变成了官品的附属物了。唐朝是由门荫而获阶，据阶而授职，明朝却是据职而授阶，考满而进阶。对唐、明散阶之不同，学者已有了很好的分析：“散阶只用于衡量人们的资格。其在明代的特征，是完全在官品的前提下，依据官员的考满情况来授受。具体办法大致是：初入流者先授与其所得官品相应的‘初授散官’；三年考满称职者，再给‘升授散官’。……明代的散阶，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唐代职事官正、从各品上下阶的一个稍加扩展的翻版。正因为如此，明代散阶的性质，也就与唐代大不相同了。其主要效用，无非是区别和体现官僚的年劳资格。”(48)进一步说，唐代的散阶官是一种综合性位阶，是个人级别，上面配置了很多利益；明朝的散阶只是劳考资格的等级，是考级的变相，是附属于官品与职位的，而且是一种没多大实惠的荣衔(49)。清朝散阶进而变质为封赠，跟考级关系也很小了，三年考满就可以申请封赠。康熙以后，每逢庆典、恩诏，只要任职满二年，即可申请。孝顺的官员还可以把散阶移封给父祖(50)。可以说，明清的散阶已丧失了资格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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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散阶已不再构成品位维系之后，明清官僚的迁转资格变动，就主要体现为候选队列中的排序了。明制，诸官九年称职，升二级。二级即二阶，亦即一品。“本朝迁官故事，必九年方升二级。……词林极重五品，凡三考始得之，盖已二十七年矣。”(51)年资是以在官时间计算的，等于“连续工龄”。此外，明廷还使用“俸历”计算年资。“俸历”就是实际在职时间，它与年资并不一致，会有某人“资已十五年，实俸亦十二年矣”的情况。这是因为，官僚患病超过三个月，就要离职“住俸”（停俸），在俸历中把这段时间扣除；官僚若因罪过而遭“罚俸”，则除了扣除俸禄外，还要扣除俸历。官僚有功，则可以“减俸行取”以为褒奖，“减俸”就是减少候选时间(52)。总之，因为俸历是实际在职时间，所以计算俸历比计算年资更苛刻。可见明廷资格管理的倾向，是尽量向职位倾斜，不在职的时间不算数。这种俸历制度，很像汉代的“赐劳”、“夺劳”之制。与宋廷努力保障官僚品位利益、尽量不让官僚在“成资”时吃亏的做法相比，就大相径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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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候用人员，按照制度，应该赴京向吏部投送参选材料，称“投供”。投供是有时限的，到文日期是排序的依据之一。随后，他们就依其不同出身和情由，加入“六班”，排队候选。“凡授官之班有六：一曰除班，二曰补班，三曰转班，四曰改班，五曰升班，六曰调班。凡特旨用分，则别为班焉。”(53)即升、俸深、卓异等，都是优先任用的条件(54)。也就是说，清朝的迁转资格仅仅表现为“分类排队”，却没有位阶化。总的看来，明清资格管理的品位化程度，大为下降了；资格结构与职位结构的匹配程度，相对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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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明清的资格管理，向秦汉的“职位分等”回归了吗？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但不全是。因为，第一，“分类排队”仍是对个人资历的一种承认，含有个人因素，即品位因素。秦汉这种“分类排队”的做法就很不明显。第二，与秦汉相比，明清的一个重大不同，就是学历作为一种出身、一种品位，对官员仕途有决定性影响。艾永明先生提出：“清朝是主要依据‘职位分类’制对文官进行分类的。但是，清朝的文官分类也具有‘品位分类’的某些特征。首先，清朝在除授官职时十分重视‘出身’，即以官员原有之身份作为其任职的重要依据，这一点恰恰是‘品位分类’制的一个主要特征。其次，清朝官员的升、转、改、调，都很重视其俸历和考绩，即以其年资为主要重要依据，这也是‘品位分类’制的一个重要表现。”为此，艾先生把清朝文官管理称为“混合分类法”(55)。从资历与学历两方面看，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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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历代资格管理，一个起伏不定的五阶段轮廓便进入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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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秦贵族任官资格的品位化程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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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代资格管理的品位化程度相当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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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的资格管理品位化了，出现了各种相关位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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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宋把繁多位阶用于管理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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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清资格管理的品位化程度大大下降，但资历仍有意义，学历更是一种重要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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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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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候选形式与候选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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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国考”，并有“第二高考”之称的国家公务员考试，2009年的报名参试者达到了105万人，平均竞争率为78:1。最大比例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组联部基层组织建设一职，有4723人竞争这个职位(56)。这没有给等级管理造成什么影响，因为落选者停留于社会，没有进入人事部门的管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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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官、民之间，存在一批不在职、但拥有任官资格的“选人”，他们也在人事部门的管理范围之内。王朝设置官阶，不但是为了管理在职官员，也是为了管理“选人”。“选人”包括两部分，初仕者与前资官。前资官指曾有任职，但当下处于候选状态的官。“选人”已在“国家干部”之列，而非布衣白丁了；但他们暂无官位，又处在职位结构之外，其所拥有的只是资格与级别。选人的形态与规模问题，就是本节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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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后期，官职通常有三或四年的任期，任满就要离任候选，并留下了官缺。从理论上说，任满离职的制度将增加任命频度，但不必然导致一大群选人的存在。因为离任的官缺又给其他选人提供了机会，“一个萝卜一个坑”，新的萝卜又进了坑。考虑到古代人力资源的相对稀缺，维持一个规模适度的候选者队伍，发挥“储才”功能，在技术上说是有意义的。不过通常的情况，是选人变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这就得另找政治原因了。谋求入仕的士人总是车载斗量的，但皇帝是否感觉压力，觉得必须解决他们的“就业”，不解决就说不过去，各时代却不一样。这种压力，我们称为“候选压力”。在候选形式上，存在“候选人”与“候选官”两种制度，二者有时又是交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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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官职没有任期。但这时仍有一支候选者队伍。贵族子弟称为“士庶子”，他们被编制起来，接受教育并承担职役。在官吏出缺时，他们就有望得到选拔。这是一群“候选人”。在战国，国君往往给一些可能有用的贤人以卿、大夫名号，但暂时不给行政官职。这是“候选官”。荆轲不过是一介刺客，燕太子丹置之“上卿”，拿高位厚禄养起来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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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庶子制度发展为秦汉郎卫，散职大夫则成为秦汉大夫制度的起源。郎官与大夫都属于“候选官”，制度上已被视之为“官”了，有薪俸了，只不过是“散官”而已。郎官属“从官”。他们确实也有职事，大夫承担议政、出使等临时事宜，郎官承担宿卫，以及其他随机事宜。二者都有秩级，因而有俸；秩级高下，构成了他们的资格等级。他们是吏职即行政职位的候选者。郎官可以被选拔为各县的令、长、丞、尉，大夫的出路则是中高级职位。所以有人把郎官制度视为“储才”制度(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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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署郎官之数是变化的，能看到“三署见郎七百余人”与“三署郎吏二千余人”两个记载。此外还有约1500人的虎贲郎、约1700人的羽林郎(58)，他们与三署郎相似，也有候选资格。三署郎已文官化了，羽林郎、虎贲郎仍是武官。太尉、司徒、司空的掾属也有候选资格，三府掾属约84人(59)。再算上大夫，候选官的数量至少近4000人，至多将超过5000人。其秩级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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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诸官的秩级，就是其“补吏”，即选拔为行政官吏的资格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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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份记载，东汉的内官1055人，外官6512人，合计7567人(60)。每年候选官的“补吏”数量，及其与王朝总官数的比例，目前无法确切统计。两汉孝廉在足额察举的情况下，每年应为200余人，他们都要进入三署为郎。汉和帝永元七年（95年），一次选拔了30名郎官外补县职；元兴元年（105年），一次选除郎官75人以补谒者、长、相；安帝元初六年（112年），一次选拔三府掾15人、孝廉郎50人出补县令、长、丞、尉(61)。这些数字与4000—5000人的候选官规模相比，是很小的。初步看来，候选官似乎没让汉廷感到多大“候选压力”。供养候选官肯定有财政负担，但他们也承担了宿卫勤务及随机差使。汉人不认为候选官造成了官位冗滥，后人也不这么看。学者认为：“从整个制度来看，与后世相比，冗官不多，而且每个官吏都担负非常具体的任务。……冗官少恐怕是官僚制发展的表现，但也是官僚制尚处于初期阶段的特点。”(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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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来，获得了中正品评、因而拥有入仕资格者，称“王官司徒吏”。“王官”指郎官之类散官(63)；“司徒吏”并不是官，而是中正品的获得者。司徒府负责组织中正进行品评，具体则是司徒左长史负责。所以获得了中正品评、具有了做官资格，从而不属地方编户、转而隶属于司徒府的士人，称为“司徒吏”。“王官司徒吏”的制度，初次造就了一个拥有做官资格，但又不是官、不领俸的“候选人”队伍。在不是官、不领俸但有品位一点上，他们与科举时代的高级学历拥有者相似。这是魏晋王朝在动荡中维系人力资源的一种手段。西晋司徒吏约在2万以上。东晋初，为了奖酬归附者，王官司徒吏一度增到了20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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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品位性官号也大大膨胀了。究其原因，是朝廷感觉必须保障其入仕的士人人数，实在太多了。如南朝沈约所云：“今士人繁多，略以万计，常患官少才多，无地以处。”(64)秦汉的皇帝没这种压力，魏晋南北朝的皇帝却有。于是，没多少、甚至根本没有行政事务的府官、掾属、国官、东宫和东西省散官，以及将军号的拥有者，大量充斥。其中很多官号只是身份标志，表明此人是“官人”而已。北朝有“职人”之称。广义的“职人”就是“官人”的意思，狭义则特指有官号而无职事者，他们可以凭其位阶候选。东西省散官就是一种“职人”，其数量多达3千人，他们要轮番值勤，承担各种临时差使，其实并不闲散(65)。可见此期“候选人”与“候选官”并存，二者都膨胀开来了。北齐规定低级散官不给禄，这使他们由“候选官”向“候选人”靠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