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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帝制前后期，前期是“候选官”制度构成了突出特点，后期是“候选人”制度构成了突出特点。“候选官”已经入仕为官了，但不是职事官。至少在秦汉魏晋，朝廷得向他们支付薪俸，从而造成了财政负担；但“候选官”承担了某些固定或随机事务，朝廷虽须支付薪俸，但也收获了文武勤务，就此而言是得失参半。历史后期也有随机差使。如册封藩王的使者，祭祀山川河岳的使者，或外派审办案件或清查钱粮的使者，等等，但不用散官去承担了。职官所用方形官印称“印”，临时派遣的专使，则使用长方形的“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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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夫、郎官一类“候选官”的制度下，朝廷没有太大的“候选压力”；而在“候选人”制度下，朝廷的财政压力小得多，但向之提供官职的压力就沉重多了。候选压力与冗官冗吏，有重大相关性。唐宋王朝努力创造更多官位，以解决选人的“就业”问题，墨勅、斜封、员外、检校、散试、添差、祠禄等品位性官号五光十色，还导致了职位结构的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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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朝廷的对策与唐宋相当不同。洪武之时，自尚书下至杂职1.4万余员，武官2.8万余员。到了正德年间，文官2万余员，武官10万余员(78)。武官队伍严重膨胀了，文官则否。清朝对官缺的管理相当严格，不轻易增设职位。在太平天国之前，在职文武官约2.7万，离职官员约2万，捐得文武虚衔者约3万人(79)，如此而已。众多选人进入了帝国品位结构，处于品官队伍的外围，增加了政权的拥戴者。只要统治者能有效控制官缺，“候选压力”就不至影响职位结构。与唐宋相比，明清的情况要好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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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整个帝制时代，我们看到了三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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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官僚帝国的初创期，亦即秦汉，以“候选官”制度为主，候选压力和冗官冗吏现象都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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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魏晋南北朝及唐宋，候选压力与冗官现象都很严重，既存在着庞大的选人队伍，又存在着繁杂的位阶与品位性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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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清时代以“候选人”制度为主，候选压力严重，冗官现象却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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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的数量呈现出了某种周期性。从大周期来说，在帝制的开端即秦汉之时，官制相当简练，冗官少，候选压力小；帝制后期的相关压力，明显大于前期。从小周期来说，王朝初年的候选压力通常较小，中后期则逐渐增大。官僚组织通常都存在“僵化周期”（rigidity circle）(80)。“僵化”意味着成熟稳定、缺乏弹性和难以变革，而冗官冗号与繁琐细密的人事管理，便是其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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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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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编任资格的等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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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古代官吏的正编、非正编（或正员、员外）现象，本书揭举“编任资格”概念，用以指称与编制、员额及任职的正式化程度相关的等级身份问题。我们认为，正编与非正编之别是一种品位安排，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人员的身份等级。从职位结构方面看，非正编官吏所承担的权责任务（暂不考虑无权责者）与正编者没有区别，都是帝国行政的有机成分；但从人员的身份看，官、吏及职役却有正编与非正编之别。问题就由此发生了。以较深底色表示身份较低，示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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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无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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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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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编任资格，可以从如下方面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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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担了同类职务的人员，有的是正编，有的却不是，其身份、待遇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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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编与非正编的关系，有时表现为候补、见习人员与正任的区别，并可以转化为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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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正编人员有时具有长官私属身份，正编与编外呈现出公共性或私人性的差别来。这还涉及了任命方式之异，有朝廷任命的，有官吏私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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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正编人员的管理，有时比较简捷，有时就很细密，甚至被品位化，即采用位阶加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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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编外官也可能并不任事，只是挂名，这时它们因无权责而变成品位性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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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一份东汉九卿员吏表(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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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左侧“员吏”栏所列，是九卿官署中的吏员总数。再从左向右看，二百石、百石、斗食、佐是4个秩级；文学、狱史、骑吏、官医、法家，是不同的职名；“四科”是一种拥有特定辟召资格的吏员(82)；“假佐”似是“佐”的增编，应有候补或见习性质；最后是“学事”与“守学事”，“学事”应是一种见习吏员，“守学事”应是更低的见习吏员。可见各种吏员除了以秩级、职事为别，还以“编任资格”为别。假佐、学事、守学事三者，都是与“编任资格”相关的概念。它们也有编制、有员额，在“员吏”之内，但只是候补或见习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