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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幕友是“编外”，朝廷仍然为之订立了若干管理措施(118)。乾隆时吴应宗曾建议，为幕友设定品级、职称和员额(119)。这显然就将大大提升幕友的编任资格，使其身份向“正编”靠近。但建议没有落实。有人认为，无法落实的原因在于所定品级太低，会降低幕友地位，并减少薪水(120)。看来幕友的既得利益，也阻碍了幕友资格的正式化。朝廷与幕主、幕友，都没有把幕友资格正式化的强烈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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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终于出现了幕友的“职官化”(121)，张之洞“废聘请馆宾而札委文案，幕宾制度永除”(122)。馆宾的任用是“聘请”，文案委员则是“札委”，即正式任命(123)。1907年清廷颁布《各省官制通则》，令督抚衙门的幕职分科治事，由此幕友被纳入职官体系，由编外变成正任(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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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幕、长随、职役之分，本身也是一种编任资格体制。明末的侯方域估计，天下吏胥有30万以上(125)。费正清说，清代官僚机构的人手总数，若把阍人、差役、轿班都算上，无疑有上百万人；但真正有官衔的，不会超过三四万人(126)。据王雪华博士估算，仅仅州县衙门中的吏胥，就有130万人(127)；据周保明博士估算，清朝有近200万差役(128)。若把粮快、捕快、壮班、禁卒之类，以及幕友、长随、里甲什么的都算上，为帝国政府效力的非正编人员，数量肯定是非常庞大的。从职能说，他们大都是官僚体制的有机成分。然而今人往往视而不见，在统计“官民比”时造成严重低估。还有人因正编官员只有几万人，官数太少了，而生发了“县级以下自治”的误解(129)。在讨论传统乡里组织时，还有人用“从乡官制到职役制”概括历史前后期的变迁，其实那只是个编制资格的问题，似乎并没有论者所夸张的那么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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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编任资格问题，其所造成的等级身份差异，在历代都存在。编任资格的意义，要从非正编吏员与非正编官员两个层次看：第一，非正编吏员给官府提供了足够人手，而且是廉价人手；其生计多由长官筹措或自行解决，大大减轻了财政负担；他们由长官自聘，也简化了朝廷的人事管理；非正编人员进入正编，构成了一种选拔机制。但非正编吏员靠收费纳贿为生，成为吏治的痼疾。第二，非正编官员造成了人浮于事、编制臃肿，降低了行政效率；他们的俸禄增加了财政负担；朝廷有时设置专门的位阶来管理他们，增加了人事管理的复杂性。至于其历代变化，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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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汉的等级编任资格，主要用于管理吏员。在行政效果上，其积极意义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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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晋南北朝与唐宋的等级编任资格，既用于管理吏员，也用于管理官员，其制度细密、品位繁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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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清的等级编任资格，主要用于管理吏员，其制度相当简化，利弊相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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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试守”制度，也可以在“编任资格”概念下加以观察。汉代若干官职，任命后有一年试用期，称“试守”，其时不给全俸(130)。有人认为试守官员领半俸(131)，也有人认为是先拿原秩级的钱(132)。此外，也可能是给低一级的俸禄，即如六百石的试守者，给比六百石之俸；三百石官的试守者，给比三百石之俸(133)。明朝也有试官、署官制度：京官初仕要试用一年；低级官员若授较高之官，限于资历，须经一段时间的暂署(134)。那么试用官与正任官，在身份上是有区别的，也算是一种“编任资格”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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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见《后汉书》卷四《和帝纪》注引《十三州志》，《续汉书·百官志二》注引《汉官名秩》、注引《汉官》，《百官志三》注引《决录注》；及《太平御览》卷二二九引《汉官仪》，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90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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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汉书》卷六八《郭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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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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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卫宏：《汉旧仪》卷上，《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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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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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庭修：《论汉代的论功升进》，《简牍研究译丛》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秦汉法制史研究》第4篇第6章“汉代的因功次晋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建武五年迁补牒〉和功劳文书》，《简帛研究译丛》，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李振宏：《居延汉简中的劳绩制度》，《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胡平生：《居延汉简中的“功”与“劳”》，《文物》1995年第4期；佐藤达郎：《汉代官吏の考课と升进——功次による升进を中心として》，日本古代史协会《古代文化》第48卷第9号，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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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于振波：《汉简“得算”、“负算”考》，《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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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韩非子·定法》。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07—9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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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80—81页。又卜学童与祝学童也有考试。史学童的考试入仕制度，又见《汉书·艺文志》及《说文解字·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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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拙作：《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页以下。议郎七品、六百石，中郎八品、比六百石，郎中八品、比三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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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耿清珩先生强调，庶吉士一无职掌，二无品级，不是职官，其生活待遇也不是品官俸禄。见其《明代庶吉士述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又关文发、颜广文先生也认为庶吉士无俸。见其《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页。邹长清先生则认为庶吉士有俸，见其《明代庶吉士制度探微》，《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但仍不能确定那就是品官的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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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庶吉士的导师是“教习庶吉士”，其学习内容有四书五经、史传、诗赋、书法等。参看孙力楠：《论明代翰林院》，《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王尊旺：《明代庶吉士考论》，《史学月刊》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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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吴建华：《清代庶吉士群体简析》，《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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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257、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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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正升降品，实际是以儒家礼法道德为标准的。如“陈寿居丧，使女奴丸药，积年沉废；郄诜笃孝，以假葬违常，降品一等”之类。见《通典》卷十四《选举二》。又同书卷六〇《礼二十》，记载了晋惠帝时的一批官员因“冒丧婚娶，伤化悖礼”，而被各州中正集中纠劾之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8页上栏、第343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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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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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杜预注。《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77页。“以官为氏”现象，参看籍秀琴：《中国姓氏源流史》，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以下；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80页；张淑一：《先秦姓氏制度考索》，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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