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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有固定化的春赐和腊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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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之日，遣使者赐文官司徒、司空帛三十匹，九卿十五匹；武官太尉、大将军各六十匹，执金吾、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于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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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赐，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进侯十五万，卿十万，尚书三万，侍中、将、大夫各二万，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贲、羽林郎二人共三千(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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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尉、大将军的春赐帛60匹，姑以帛一匹值500钱来计算(68)，约合3万钱。谷价一般是一斛100钱，3万钱能买谷300斛。又三公腊赐20万钱（一说30万钱），可以买谷2000斛。粳米200斛，折为粟米约333斛。则仅此数项折为粟米，就达到了2633斛。而东汉三公的月俸是350斛。那么太尉、大将军的春赐和腊赐所得，相当于他们7个半月的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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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春赐和腊赐数额巨大，定期进行，覆盖广泛，已变成官员的一种固定收入了。兹将东汉春赐和腊赐的帛、米折算为钱，与赐钱一并计算，并把东汉相关月俸折算为钱，与赏赐加以比较。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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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首先显示，官位越高，赏赐的比重越大。高级官僚得到了皇帝“私恩”的最大眷顾。低级官吏所沾溉的皇帝“私恩”较少，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公共性”就强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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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很有意思的是，还能看到赏赐与秩级不完全成正比。因春赐“武官倍于文官”，所以大将军、太尉的赐帛比司徒、司空多一倍。执金吾是列卿之一，但赐帛比其他列卿多一倍，可知执金吾是被看成武官的。曾有学者对廷尉是文官还是武官做过探讨，其实看看春赐就清楚了：廷尉没有加倍赐帛，所以此官是文官。可见赏赐等级与俸禄等级之不一致，还有职类因素在起作用。为便观览，我们把不同职类区分开来，再次将腊赐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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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军官、特进侯、行政官、机要官、郎从官等不同职类，其赏赐各成级差的情况，就更清楚了。就腊赐看来，尚书令是千石之官，其赏赐却高于比二千石的侍中、郎将；六百石的尚书仆射、尚书赏赐达3万钱，其他六百石官的赏赐就只有7000钱而已。显然，机要之官偏高，作为散官的郎从官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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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知道，赏赐等级与秩级并不重合，它揭示了汉代等级秩序的另一些细微之处。又如汉惠帝即位后的一次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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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太子御骖乘赐爵五大夫，舍人满五岁二级。赐给丧事者，二千石钱二万，六百石以上万，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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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赏赐是为了老爹刘邦的丧事，汉惠帝对中郎到舍人之官，不赏钱而只晋爵，因为他们属于“宦皇帝”或“郎从官”系统，当时没有秩级。对给丧事和“视作斥上”的官吏的赏赐数量，与秩级仍不一致。将军40金而二千石20金，将军加倍，也是优待武官的意思。就是说，这次赏赐也显示了文官、武官、郎从官各成系统、各为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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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春赐与腊赐已规范化了，多少已由“私”而“公”了，与随机、随意的赏赐不尽相同，不妨视为岗位津贴。“赏赐规范化”是官僚政治的进步推动的，然而它依旧保留了“赏赐”的形式。汉廷的武官重于文官，机要官重于行政官，行政官又重于郎从官，这些情况在秩级上一下子看不清，赏赐却提供了更多的等级信息。在观察各朝赏赐之时，也应尽力发掘出更多的等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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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会赐是官员的一种与俸禄并行的重要待遇……是一种表示官僚等级身份的重要待遇”(70)。唐朝的赏赐有会赐和别敕赐两种，二者都按本品给(71)，这就是所当注意的。东汉赏赐依职位给，是“岗位津贴”；唐代赏赐却按本品给，大有“身份津贴”的味道。进而，唐朝的赏赐也不全依官品：“若别赐物，中书门下官正三品准二品，四品准三品，五品准四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同中书门下正三品。”(72)可见，中书、门下官在赏赐时得到了特殊待遇。又，唐朝的外命妇即官员的母妻，也是赏赐对象，能按其子其夫的品级获得赏赐，分一杯羹。这再度强化了本节的前述论断：较之正俸，赏赐具有更浓厚的身份色彩、家长制色彩。汉代的俸禄出自国库，赏赐主要出自少府，而唐朝也有类似之处：官员的禄米出自太仓，归司农寺太仓署令管(73)；官员所赐绢及杂彩、金银器等，却出自内府局中藏，归内府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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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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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灰黑收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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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指出：“在前工业社会，建立大规模官僚机构的努力不久就会陷入困境，因为要想从居民中榨取足够的资金来发薪饷几乎是办不到的。”不同政府的相应对策，摩尔列举了法国的卖官之法，俄国的让官员拥有庄园之法等等。至于中国，就是“允许官员或多或少地公开受贿”。“自然，这种做法在实质上削弱了中央政权的有效控制能力。”(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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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官员，确实是中国政府的重大负担。“汉宣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75)“吏俸用其半”即20万万余。当然还得把少府岁入的18万万及水衡岁入的25万万考虑在内(76)（二者是皇帝的私奉养，不算国帑），那么吏俸约占国家岁入的25％。这跟今天的中国情况，略有可比处。据报道，2000年的行政管理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2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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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天宝年间朝廷的户税、诸色资课及勾剥等项，总计为470余万贯。学者估算，开元、天宝之际，内外官员的岁俸支出，约100万贯(78)。在这470余万贯中，官俸占21％左右。沈既济云：“臣计天下财赋耗大者唯二事，一兵资，二官俸。”(79)又据蔡次薛先生估算，在唐宪宗时，每7家纳税户就得负担2名官吏(80)。民众供养官吏的负担为十几比一，已达到现代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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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冗官”与“冗费”、“冗兵”并称，养官是养兵之外的主要支出。汪圣铎先生的研究显示：宋神宗熙宁末年，全宋官吏俸钱（料钱）一项，岁支就达277余万贯，其中京官52.9万贯，诸路官员225.6万贯。这个数字已不小了，而俸钱之外的支给，其总数若折成钱，又不少于俸钱之数(81)。元丰年间实行“以阶易官”的改革，此后户部的月支再度激增。南宋《庆元会计录》：“比年月支百二十万。大略官俸居十之一，吏禄十之二，兵廪十之七。”(82)宋代官俸吏禄合计，可能占到了户部开支的20％—3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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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情况不太一样。以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为例，此年总支出3451万两，其中王公百官俸90万两，只占2.61％；加上京师各衙门胥役工食8万两，也只占2.84％。此外文职养廉银347万两，占10.05％(84)。那么王公百官俸、京师胥役工食及文职养廉银，合起来只占岁出的12.89％。若不考虑养廉银，养官吏的钱还不到王朝开支的3％。清朝官俸非常微薄，康熙还一度裁撤了吏胥的工食银。仅从此看，清朝的官吏是相当廉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