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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朝礼与官阶: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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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会议场面,台上只有主持人与发言人;另一种会议就不同,主席台上有一大群就座者。前一场面是功能性的,站在台上,只是为了便于主持与发言。后一场面则兼具仪式性,台上的就座者具有特殊身份,不发言也必须坐在那里;而且坐中间还是两旁、坐前排还是后排,都大有讲究。可见空间的布局与占位,可以成为一种身份与权力的展示。有时甚至可以这么看:只要相关人员都来这个场面中坐几个小时或坐几天,目的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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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会议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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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性会议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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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朝礼,与后一种会议场面很像,即,具有展示身份与权力的意义。所谓“朝班”,即官贵们在朝堂上的位置——又称朝位、班位、班序——得以成为一种重要的等级手段,并与官阶相为表里、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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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一看古代的乡饮酒礼,这是一种源于乡人聚餐的古老礼俗。儒家对乡饮酒礼特别推崇,高度评价其维系尊卑长幼之功。“所以十月行乡饮酒之礼何?所以复尊卑长幼之义。”(23)在乡饮酒礼上,尊者长者雍容自得地居于上座,卑者幼者谦卑恭顺地居于下座,敬酒行爵依此而进行,等级秩序由此而强化了。而且,用作礼器的“爵”,由此而成了等级之名。学者认为,作为等级之名的“爵”,其实发源于乡饮酒礼上敬酒行爵的次序(24)。孟子说“朝廷莫如爵”,把“爵”列在“三达尊”之首(25)。还有,“尊卑”之“尊”,也来自作为酒器的“尊”。正如侯外庐先生所说:“在器谓之‘尊’、‘爵’,在人谓之亲、贵。”(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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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饮酒礼通过空间布局与人的占位,强化了乡里的尊卑长幼秩序;朝堂上的空间布局与人的占位,则强化了王朝的尊卑贵贱秩序。《周礼·秋官·朝士》:“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27)左右“九棘”与天子对面的“三槐”,形成三面合围,每面又分前后两部分,秩序井然。这种“位”是具体的、直观的“位”;至于抽象的“位”之概念,也出现了。晋国的中行伯,在“六卿”中位第三;郑国的子产,在四位上卿中位第四。郑国的公孙挥对列国大夫的班位贵贱了如指掌,子产便让他做自己的外交助手。“位”本指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后来变成了官位、地位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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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确定了18位功臣的位次。吕后又让陈平“录弟下竟”,一气儿给140多位诸侯确定了朝位,有如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草莽英雄刘邦刚当皇帝时,礼仪疏简,以致功臣在朝廷上争功打架,还不觉得失礼。在这时候,传承礼乐的儒生挺身而出,来展示“儒效”了。叔孙通定朝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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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哗失礼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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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肃穆的朝仪,给了刘邦一个从未品尝过的惊喜:“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出身底层的朱元璋做皇帝之后,对朝礼的排场居然心领神会:“朝廷之礼,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贱加贵,不以卑逾尊。百官在列,班序有伦,奏对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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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徐天麟《西汉会要》中,收有一份西汉班序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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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廷的朝位以官员居左,以诸侯居右;而叔孙通为刘邦所定朝仪,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列于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列于东方,西向。这是具体的朝堂班位。而在抽象的、作为一般等级的班序之中,各种人员混同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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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序的排队顺序,首先以秩级为基本依据;但对特殊身份或官职,则通过“某官位在某官上”、“某官位次某官”的个案规定,进行微调。像“以卫青为大将军,位在公上”,“太师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太傅位在三公上”,“元寿二年,赐大司马位在司徒上”之类,都是利用朝位调整等级的例子。东汉之司隶校尉比二千石,御史中丞、尚书令只是千石之官,但因为他们都是要职,所以朝廷上给他们专席,号称“三独坐”。这种“位”仍可以抽象运用。郡守、国相平时不在京师、不与朝会,但也有其“位”。汉宣帝时,诸侯国相位在郡守上;而汉元帝下令,诸侯国相位在郡守下。从禄秩看,郡守、国相都是二千石官,并无轩轾;而从“位”看,就不一样了,汉宣帝时是国相高于郡守,汉元帝之后是郡守高于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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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朝位除了配合秩级安排等级之外,还有秩级所不及的特殊功能,这就是它更大的“覆盖效力”。汉代秩级的覆盖面有限,到中二千石而止,中二千石以上官——如上公、三公——必须靠“位”来区分地位。又,汉代诸侯实际是有等级的。东汉诸侯,依其所封,有乡侯、县侯、亭侯之别;依礼制,有特进侯、朝侯、侍祠侯、猥诸侯之别。但各种诸侯都没有秩级。又,八号常设将军有高下之分、有品位功能,但各级将军也没有秩级。这反映了汉朝尚处帝国初期,其品位结构不无粗疏杂乱之处;秩级最初只是“吏”的等级尺度,所以未能覆盖所有官贵,未能覆盖上公、三公、诸侯、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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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时候,朝位就显示了秩级所不及的更大覆盖效力,或说总体化、一元化功能。朝会是王朝大典,其时各种身份、各种位阶的官贵“欢聚一堂”,这时他们必须排出席位先后来,这是其相对地位的直观反映。朝位给各种身份者综合排序,从而发挥了贯通和汇总各种位阶的特殊作用。东汉规定,特进侯位在三公下,朝侯位在九卿下,侍祠侯位在大夫之下,猥诸侯位在博士、议郎下。拥有秩级的官员与上公、三公、列侯及将军,在等级安排上本来是“各行其是”的;而在共处朝堂之时,朝位成了公共尺度,他们的相对高下一目了然了,可以衡量比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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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作为等级手段,朝位的特点就是“涵盖性”与“大排队”。而这一点,就使朝位变成了九品官品的主要来源。九品官品的形成,与朝位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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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魏晋九品官品的来源,学者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来自九品官人法(31),还有人认为来自朝位(32)。我们认为,后一说法,即“来自朝位”的意见,更具说服力。魏晋官品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其“涵盖性”,它把职事官、文散官、将军号、封爵熔铸一炉,全部容纳于九品之中,使之具有了清晰严格的对应性、可比性,由此在“覆盖效力”上大大超越了秦汉秩级。魏晋官品的第二个特点,是“大排队”:在各品之内,同品官职进一步用“居前”还是“居后”来区分资位,由此各个官职排成了一个纵列。而这两个特点,显然都是来自朝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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