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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继续从品秩的结构外观入手，讨论“比秩”与“视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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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禄秩是一个纵向的等级阶梯，魏晋以下的官品也是一个纵向的等级阶梯。不过，二者不一定只有一个纵列，有时还再得增加一个纵列。这就是“比秩”与“视品”。汉景帝、汉武帝之后，秩级中出现了“比秩”；北朝、隋及唐初，九品官品中有了“视品”。在为品秩而制表之时，若把“比秩”与“视品”考虑在内，就得让“比秩”、“视品”单独成列，以体现品秩结构的复杂性。“比秩”、“视品”的单独成列，是有实质意义的。它们的存在，使禄秩与官品除了纵向的分等功能之外，还有了横向的分类功能。一般的情况，是某一位阶自身用来分等，不同的位阶用来体现分类；但也不尽然，“比秩”、“视品”就有分类功能，容纳了某些特定职类，列在其中的官职具有特殊性质。下面分别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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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秩 汉代以若干石做官阶，即如二千石、六百石之类。但秩级中还存在着由“比若干石”构成的“比秩”，即如比二千石、比六百石之类。大多数秩级都有“比秩”。东汉自三公、中二千石以下，秩级约有16级。但如不计比二千石、比千石、比六百石、比四百石、比三百石、比二百石及比百石7秩，正秩只有9级。可见，汉朝的行政等级其实相当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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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禄秩以正秩和“比秩”交错排列，这个结构性特征非常显眼。然而两千年来没什么人关注“比秩”的意义。唯一的例外，是清人福申的一个说法：“《通典》以从品官始于宇文。按《汉志》有二千石、比二千石之文，所云比者，即从品之义。”(27)在他看来，“比秩”跟九品官品中的“从品”，即从一品、从二品，作用类似，只是为了细致分级而已。但真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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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28)，为探索“比秩”提供了新鲜线索。这份《秩律》，记录了汉初到吕后为止各种官职的秩级。在《秩律》中，总共能看到二千石到一百二十石11个秩级，但没有一个是“比秩”。而这就提醒我们，“比秩”是较晚时候才产生的，汉初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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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们又注意到，当时被称为“宦皇帝者”的职类，如大夫、郎官、舍人、洗马、庶子等官职，都不见于《秩律》。不见于《秩律》，就说明它们当时没有秩级。“宦”是私属的意思。“宦皇帝者”相当于皇帝私属，不是朝官或国家行政官吏，他们靠皇帝的“私奉养”养活，不领薪俸，所以没有秩级。而国家行政官吏称“吏”，属于“事皇帝者”，有秩级、有俸禄。于是我们知道，“宦”、“吏”之间，在当时有一条鲜明分界，其标志之一，就是有无秩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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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我们看到，汉初无秩级的“宦皇帝者”职类的官职，后来逐渐有秩级了，不过恰好都列在“比秩”。中大夫更名为光禄大夫后，秩比二千石；谒者比六百石，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比二百石，太子洗马比六百石，太子庶子比四百石，太子舍人比二百石。这就更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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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皇帝者”最初是被看成皇帝私属的。但随政治进化，它们与王朝行政的关系密切起来了，其“公共性”逐渐强化了。大夫承担顾问、论议、出使，又是储才待调之位，成了人才的中转站。郎官除了承担宿卫之外，还是入仕的初阶，士人须先为郎官，然后被选拔为吏职，先“宦”而后“仕”。这样一来，“宦皇帝者”的等级管理开始正规化了。朝廷开始让他们“比吏食俸”，即比照地位相近的正秩吏职领取俸禄。其地位与六百石吏相近的，就给予“比六百石”的待遇；其地位与三百石吏相近的，就给予“比三百石”的待遇。“比秩”由此而萌生了。前述大夫、郎官、洗马、庶子、舍人等官的“比秩”，都是通过“比吏食俸”形成的。这就意味着，“宦皇帝者”就是“比秩”的温床与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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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有了秩级之后，“宦皇帝者”诸官的“公”的色彩浓厚起来了。甚至“宦皇帝者”的名称也变成“郎从官”了。然而其所使用的“比秩”，仍是一个另类的标签，表明它们与行政吏职不一样，是一个特殊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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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秩”诞生之后，王朝利用其分类功能，进而把更多的“非吏”职类，置于“比秩”之中。据我们考察，文学之官，掾属，军职，国官，大抵位于“比秩”之中。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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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在正秩一栏的右侧，出现了一个“比秩”的纵列。正秩与“比秩”各自容纳了不同职类，规律性相当之强。这一点是前人从不知道的，被我们发掘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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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皇帝者”之所以列在“比秩”，是因为这个职类属于皇帝私人，只是“宦”而不是“吏”；那么其他列在“比秩”的职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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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之官博士、掌故等之所以列在“比秩”，显然也因其“非吏”的性质。博士与先秦稷下学宫的“列大夫”，存在着渊源关系；而稷下“列大夫”的主要特点，就是“不治而论议”，“不治”就是不在行政系统之内(29)。在秦汉皇帝把儒生召来做博士之初，一时没把他们看成官儿，只是文学之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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掾属中有“比秩”者，是因为中外官署之中，除了正式的“员吏”，还有很多长官“自辟除”的吏员，相当于长官私人（尤其是“门下吏”的部分）。这部分吏员使用“比秩”，意味着国家承认了其吏员身份，而且给予俸禄。西汉的掾史与属史，有“正秩”与“比秩”两种。到了东汉，掾属都用“比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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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之为“比秩”，在于军政与行政各成系统。军官不是行政官吏，自有组织编制，靠军职与军爵确认身份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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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与侯国的国官，往往使用“比秩”，这跟汉王朝压制诸侯王的国策有关。汉廷以国官为“左官”，同样的职务，设在王国的就比设在中央的低一头。故意把国官置于“比秩”，是为了给国官抹上更浓的“左官”色彩、“另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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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秩”产生之初，只是“非吏”职类使用“比秩”；而在“比秩”产生之后，王朝开始刻意使用“比秩”手段来凸显职类区别。这样，列在“比秩”的官职，就不一定全是“非吏”职类了，像掾属、军吏、国官，都不能说是“非吏”职类。汉制，有职事者有印绶，无职事者无印绶。大夫、谒者、郎官，及博士、掌故，因无行政职事，所以就没有印绶。然而军官、国官却是有印绶的。请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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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秩、“比秩”以及有无印绶的安排，显示了汉廷在职位分类上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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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秩”与“正秩”的交错配合，还能在资格管理上，获得另一项便利。诸大夫、郎官、掾属职类，具有储才待调的特殊意义。诸大夫是高级的储才之位。东汉的三署郎与公府掾，构成了选官体制的两大枢纽：或经察举而为三署郎，或经征辟而为公府掾，然后再迁补吏职，构成了东汉士人的常规仕途。这是一个“先宦后仕”的仕途模式：三署郎、公府掾属“宦”，而补吏之后为“仕”。而汉代官制，“正任”与“试守”有别。任职的第一年属于“试守”期，其时不能拿全俸。那么“比秩”，就可以用作试守期的官阶与俸禄。汉代官阶的一个微妙之处，由此显露出来了：“比秩”既保证了由“宦”而“吏”时恰升一阶，又把“试守”与正任区分开来了，从而使升迁成为一个连贯有序的仕途。比如说比三百石的郎中，若被选任为三百石县长，那么他在第一年的试守期中，仍拿比三百石的俸禄；一年之后转为正任三百石，改食三百石之正俸。三公掾属也是如此。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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