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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北齐的“视品”也用以容纳特殊职类,包含领民酋长、中正、州郡属吏和国子学生4类。第1类领民酋长,其官北魏已有,是授给境内“粗犷不任使役”、不够开化的部落首领的名号。制造了“河阴之变”的尔朱荣,其祖先就是领民酋长。领民酋长不是正式行政官,所以列于“比视官”中。第2类中正,自曹魏以来一直是朝官的兼差,在魏晋南朝均无品秩。中正在北朝魏齐变成了“比视官”,表明其身份正式化了一些。第3类州郡属吏之所以列在“视品”,与汉代“自辟除”的掾属列在“比秩”同理。严耕望先生指出,州之别驾、治中、典签,郡之郡丞、郡尉,因由中央除授,故为正式品官;而州佐自州都、主簿以下,郡佐自中正、功曹、主簿以下,由刺史、太守自行辟用,“故为流内比视官也”(32)。汪征鲁先生看法略同(33)。第4类是国子学生。按,北魏的国子学生已有官品了,在太和《前品令》中为从七品中。学生也有行政级别,可见北魏的国子学很“官僚化”。北齐把国子生改为“比视官”,官僚化的程度就下降了一些。张旭华先生指出:“在北齐的官制体系中,流内比视官是比附于流内正式品官且位于其下的另外一套职官系统,是国家职官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官吏。”比视官有一定禄秩,可以食干及力(干、力是配给官员的力役),在元会朝贺时与品官相同,可以用绢赎罪(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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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有流内视品14等,又有流外视品9等,“极于胥吏矣”。连流外官也有了“视品”,这“视品”制度更复杂了。杜佑云:“隋……又置视正二品至九品,品各有从,自行台尚书令始,谓之视流内。视流内自此始。”(35)“自此始”的说法不怎么准确,因为北魏已有比视官了。据《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隋朝的视品官包括如下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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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台尚书令、仆、尚书、丞郎、都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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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中、下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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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官,如牧监、盐池监、毛皮监、冶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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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官,如文学、国令、大农、尉、典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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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之府官,如长史、司马、参军、掾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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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勋官之府官,如长史、司马、参军、典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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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州郡掾属,如主簿、从事、功曹,及州都、郡正、县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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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子生、太学生、四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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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宗教性官职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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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台诸官与总管一样,都是行将衰落的职官。诸监官具有特殊性,可以看成一种差遣。国官、国府官、勋官之府官及州郡掾属,都是上承南北朝的品位性官职,已没多少行政功能了。学生列在视品,上承北齐,也是北朝的特殊现象。萨保(sārthavāk)本来是中亚粟特人商团首领之称,后来成了粟特移民社团的行政长官。苏航认为,北周、北齐的萨保大致相当于县级长官(36)。隋朝的雍州萨保比视七品,诸州胡二百户以上萨保比视九品。总之,列在视品的职类,在正式性和重要性上,与王朝其他职官有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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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绣先生的研究显示:隋朝的视品官在膨胀,而唐朝的视品官在萎缩:“唐废总管府,天下统一后废行台,视品官中无行台总管府官。诸监官隶属九寺五监,不同于京官也不同于外官,品级被纳入流内,不包括在视品官中。隋萨保府、三师三公府、上柱国以下府官为视品官,则被唐直接继承下来。”视品国官、府佐人数超过万人,而唐前期的王朝内官不过2620人而已。“可见视品官与流内官不但在官制上是两大系统,而且在数量上也相敌。”从唐高宗到唐玄宗,亲王的府佐国官转为流内品,嗣王以下的府佐国官被废止(37)。这样,“视品”之中就只剩下萨保府的萨保、祆正,及流外视勋品的祓祝、府率、萨保府史了。宋初的萨保、祆正,依然“视流内品”,而且还能荫亲属与赎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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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仅具有分等功能、而且还具有分类功能一点上与“比秩”相似的“视品”,在北朝隋唐一度大行其道,然而最终衰落下去了。汉代的“比秩”来自“宦皇帝者”,是非正式官职之正式化的结果;而北朝隋唐的“比视官”、“视品”,既含有非正式官职的正式化,如领民酋长、中正、国子生;也含有职能性官职的品位化,如行台官、总管、监官、国官、国府官、勋官之府官及州郡掾属等。后一类官职被另行列于“视品”,有如从职位结构中挤出的水分,或体态臃肿者腰腹部抽出的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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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唐代的“视品”还有另一种用法。皇帝、太子的嫔妃属于“内命妇”,使用正式品级,如贵妃为正一品,昭仪为正二品。而皇族女性成员以及王公、品官的妻妾,属于“外命妇”,使用“视品”,即如皇姑、皇娣、皇女“视正五品”,五品官之媵“视从八品”之类(38)。在这时候,“视品”制度用以区分内外命妇的身份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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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品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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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品位结构”概念,用以指示各种序列间的链接、搭配与耦合关系。这也是“间架”一词的意义。同一朝代,并存着多种等级序列,如品、阶、勋、爵等,它们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间架结构,历代有异。九品官品是一个“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间架”,它是在先秦到魏晋的演变中形成的。这个结构的意义,可以通过其演生过程,得到更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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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的品位结构,是一个“爵本位”体制。公、卿、大夫、士爵级,不仅仅是官员位阶,也是贵族的身份标志。在拥有爵位的贵族官员之下,是无爵的胥吏层次。胥吏以“稍食”为生。“稍食”是向胥吏发放的廪食和衣装,其等级依能力和劳务而定,稍食等级就可以看成胥吏的等级。总之,面向贵族官员的爵级与面向胥吏的稍食,构成品位结构的两大段落。尽管二者间有一道身份鸿沟,但这个体制是一元化的,因为两大段落高下相接,构成了纵向单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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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的新变化,其要有二:第一是从胥吏的稍食等级中,发展出了谷物俸禄,并形成了以“若干石”谷物额度构成的官阶,即禄秩。禄秩是“吏”即新兴吏员的身份标志。一段时间里,君主对不同段落的官吏采用不同等级手段:中低级的用禄秩,高级的仍使用旧式的卿、大夫爵号,并参照周朝的采邑旧制,对功高者给封邑,使之成为“封君”。当时的“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39)之类提法,就反映了士大夫有爵号、有封邑,而下层吏员以禄秩为等级的情况。这是一种过渡性的格局。随“吏”群体不断上升,秩级也不断向上增设。到了西汉,这种来自胥吏稍食的官阶,最终被用于百官了。这意味着新兴吏员已全面取代传统贵族,统治者已用“吏”的形象,为百官定性定位了。百官都用禄秩定等级,就意味着“百官皆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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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军功爵制的发展。商鞅变法所建立的军功爵,后来发展为二十等爵。在秦汉,它既是一种功绩激励制度,也是一套上接王侯、下达庶民的身份体系,由此取代了周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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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的爵级与稍食是上下承接,战国的旧式爵级与新兴秩级是上下交错,汉代的爵级和秩级则是双峰并峙,是为“爵—秩体制”。把这个过程简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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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爵级和秩级双峰并峙,同时二者又相互疏离。“疏离”的表现,就是秦汉不能凭爵级做官,以及爵级与秩级间不存在严格对应关系。爵与秩的这种疏离关系,我们称为“二元性”。它来自“爵本位”体制的传统影响。如前所述,秩级来自底层胥吏的稍食等级;而依周代传统,有爵者身份高贵,与胥吏相隔云泥。所以让拥有爵级的人去做吏,在秦汉人的心目中,有如让公司董事当打工仔。品位结构的这种“二元性”,表明帝国等级秩序还没有充分一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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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还处在新旧转型期,所以汉帝国的等级秩序,还存在着更多松散、粗糙之处,多种品位“各自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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