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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旗营总一人，初制四品。乾隆三十七年定三品衔食四品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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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军参领，三品衔食五品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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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参领，四品衔食五品俸(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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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例子还有若干。薪俸是职位的报酬，所以“某品俸”所反映的，应是真实的职位等级。相应地，“某品衔”就是个人资格、特权与礼遇的等级了，具有品位意义。清廷使用的这个“品衔”概念非常准确。不称“品级”而称“品衔”，就意味着它是个人的一种“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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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清廷每每直接把“品衔”用作品位。例如清史之中，“加若干品衔”的例子非常之多，如“加三品衔”、“加五品衔”之类。所加品衔，通常都高于其官职的品级，这明明是直接拿品级当品位用了。相反的例子是“降若干品衔”，这同样也是拿品级当品位用。还有向无官者直接“赏三品衔”、“赏五品衔”的做法，这时的“品衔”就是纯粹的品位。“品衔”或“某品顶戴”还可以捐纳。《官场现形记》：“一处处向人劝募，居然劝了一个月下来，也捐到一个五品衔、两个封典、五六个贡、监。”(43)附带说，清朝是连“职衔”都可以捐纳的(44)，则把品衔当做品位来捐纳，更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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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九品官品是一个大框架，把各种位阶一元化了，发挥着共同职等的功能；同时九品本身也有品位意义，不仅仅是共同职等。所以，九品官品与美式的职位分等，与英式的品位分等，都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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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中国政治制度史著作，也许会使人产生这样一个印象：从先秦爵级到秦汉秩级，从秦汉秩级到魏晋以下的九品官品，不过是级名、级数和级差的变化而已。但这时候，我们就要说“其实不然”了。本节的分析向读者展示，在三千年政治史上，中国官阶发生过结构性的重大变化，即从“爵本位”到“爵—秩体制”，再到“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品位结构”的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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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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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构外观的数列化与礼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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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中，有这么一段幽默的文字：海王的母亲“对于自己的高贵的出身感到不可一世，因此她的尾巴上老戴着一打牡蛎，其余的显贵每人只能戴上半打”(45)。安排等级时借助数列手段，比如使用一打牡蛎与半打牡蛎，就会赢得明快直观、一望即知的好处。虽然这只是一种形式化、符号化的好处，但“数字化”有时也有实质意义，比如安排薪俸时的俸额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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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级结构的外观方面，还会发生戴尔所指出的情况：“有些组织‘工程师’易于认为好看的组织图本身就是目的，他们的任务就是使得组织图看来对称，成金字塔或‘扁平形’等，而将对‘对称图形’的偏离视为旁门左道。”(46)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规划组织外观时，寻求数理美和图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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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等级安排的结构外观上，就可能存在两种规划倾向：纯粹功能性、实用性的规划，以及充分数列化与图形化的规划。对于后者，我们称为“礼制化”倾向。在等级与结构的设计中，前者占多大分量，后者占多大分量，就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而且是中国制度史上确实存在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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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位阶的外观，经常是“数字化”了的，礼制尤甚。早期礼制就已大量采用数列形式了，例如十二、九、七、五、三、一，或八、六、四、二，是为“礼数”。陈戍国先生说：“礼物、礼仪都有数量。一定质、量的礼物、礼仪表现一定的礼意。……礼既异数，名位必不同。礼物、礼仪的数量变了，礼意随之而变。”(47)“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48)。“礼义”就蕴涵在“礼数”之中。后代亦然。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服制，品官的梁冠、绶色、绶环和纹样尺寸，就呈现为整齐的数列(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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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不少民族都有过数列化的礼制，不独华夏为然。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爵爷们，用帽子上的貂皮、金环、金叶片、银环与银球的数量来区分爵级(50)。日本8世纪冠位制所用礼冠，以漆地金装、漆地银装及水精、琥碧、青玉、绿玉、白玉、赤黑玉的数量搭配，来区分等级(51)。西双版纳傣族女子衣服的花线边，劳动妇女一道，“翁”级女子两道，“孟”级贵妇三道以上(52)。当然“数字化”的程度，就各异其趣了。中国等级礼制大量采用数列形式，尤其夺目耀眼。其风气似以周朝为始。周族是个富于宗法性的农业民族，礼制发达，而且其礼制自初就显示了“数字化”的倾向。“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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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制的“数字化”，首先可能具有“数术”的意义。在中国人的心中，天地人秩序也是“数字化”的。所以中国的巫术被称为“数术”，“术”与“数”直接相关。“十二”被认为是“天之大数”，具有神秘的意义。“降杀以两”，包括赐邑时的赐八邑、赐六邑之类级差。有学者用“原始思维”来解释“降杀以两”(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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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中国礼制的“数字化”，还具有行政意义。“数字化”便利了管理，可以精确安排和明快表现尊卑贵贱，令其一望即知。服饰之礼就是如此。什么服饰的“数列”性质特别强呢？那就是军服了。军服的特点，就是在同一套服装上，进而用彩条、星花等区分高下。在这一点上，中国等级服饰与军服最为类似。军队编制是行政化的极端形式，它与官僚体制一样，都以科层制、功绩制为基础，都是一元化的金字塔结构。数字化的标识把人符号化了，便于标示、识别、晋升、流动。我们认为，中国礼制的“数字化”倾向，显示了中国礼制的浓厚行政取向(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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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列手段用于官阶，就会影响到组织结构。《礼记·王制》对公卿大夫士等级，提出了一个“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的规划。这是天子的制度。诸侯国则是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元士，以数列与天子相区别。汉初大儒董仲舒的设计更为复杂，除了正职的公卿大夫士，还有作为“通佐”的公卿大夫士。略示如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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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制度规划思想，是“官制象天”。官制分4层次，官数以3倍增，这种等级架构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是天地间的四时三月：“天有四时，时三月；王有四选，选三臣”。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寇“五官”，还与木、火、土、金、水五行一一对应。又，《周礼》六官以天地春夏秋冬为名，也体现了“天人同构”原则。这种官制规划思想，在世界史的范围看，也是非常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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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类设计只是儒生的想象，并不是真实的制度。秦与西汉所谓的“三公”，不过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俗称而已。“九卿”也是俗称。“九卿”是廷尉、内史、典客、中尉、太仆、少府令、卫尉、郎中令、奉常及宗正。看看这些官名就知道了，它们都以职掌为名，都是政治实践中自然生长出来，并不出自理想化的规划。而且依照汉制，秩级在中二千石就算是“卿”。京兆尹及左冯翊、右扶风的长官秩中二千石，所以也算“九卿”。更准确地说，九卿应称“列卿”，因为它们不止9位。至于汉廷的“大夫”概念，是二千石至六百石层次的官员俗称。总之，秦与西汉的公卿大夫之制，是实用性的，没多少“礼制化”的色彩和形式化的比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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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莽复古之时，真就把儒生那些“礼制化”的设计发扬光大了。请看新莽的公卿大夫士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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