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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安排的发达和重要程度 在区分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时，我们会做出“某时代品位安排比较发达”或“不发达”、“重要”或“不重要”的判断。在这时候，“发达”、“重要”是指什么？这里提供两个评估指标：第一，品位待遇的优厚或微薄程度；第二，品位安排的复杂或简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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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是待遇厚薄。若某时代由品位而获得的待遇优厚，则可以说其时品位分等较发达；若某时代由品位而获得的待遇微薄，而且待遇更多附丽于职位，则可以说其时品位分等不发达。与之类似，若某一位阶上配置的品秩要素比较丰厚，则可以认为它比较重要；如果某一位阶上配置的品秩要素不够丰厚，则可以说它不算重要。所谓待遇，包括资格、薪俸、特权与礼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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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项指标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参考第二项，即制度简繁。一般说来，复杂的制度总比简单的制度发展程度更高。有些时代存在着繁复的品位序列，另一些时代的品位安排却简单得多。这种区别，不是无关紧要的。所谓“复杂”，包括两个方面：一、位阶结构的复杂程度，例如某一位阶的繁密整齐，多种位阶的并存与配合，等等；二、位阶运用规则的复杂程度，包括升降、转改、回授、承袭等方面的复杂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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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厚薄与制度简繁，在逻辑上能排出4种不同组合：待遇优厚与制度复杂，待遇优厚与制度简单，待遇微薄与制度复杂，待遇微薄与制度简单。那么各种组合的不同意义，就将提供新的研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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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厚的品位待遇，在政治组织还很粗糙原始的时候，照样能够出现，因为其在技术上相当简单，很容易做到。但复杂的位阶体制就不同了，它是精致化了的行政管理手段，只能出现在官僚制度充分发展的时代。品位的结构样式与运用规则的复杂性，也就是政治体制的复杂性；若政治体制还很粗糙原始，就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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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以“世袭”和“采邑”为内容的爵级特权，是非常优厚的。然而其时位阶却很简单，只是公、卿、大夫、士而已。另一个极端是唐宋，其时品、阶、勋、爵，及各种品位性官号，繁复多端而琳琅满目，还有细密冗杂的条文规定其如何使用。官僚的品阶衔号叠床架屋、升降频繁。这是因为，唐宋官僚政治的发达程度，已远远超过周朝政权了。当然，品位安排的复杂程度，并不总与官僚体制的发达程度成正比。明清位阶的复杂程度，比唐宋就有所下降；但明清政府的复杂精致程度，却不逊色于唐宋，还超过之。更不必说，美国政府组织之发达超过明清，然而却采用职位分等，不为文官设置个人品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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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把“品位的获得方式与占有状态”与“品位安排的发达和重要程度”两项结合起来，对品位的描述就更精细了。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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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代的爵位获得具有较大封闭性，爵位占有具有较大稳定性，品位待遇丰厚，但制度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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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汉禄秩是开放的、流动的，但禄秩的性质不是品位；官僚依秩级而取得的品位待遇相当微薄。作为品位的封爵待遇优厚，二十等爵的待遇在早期也很优厚，爵级的运用与传袭的制度趋于复杂。但爵级与秩级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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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的中正品和“清浊”选例，明显优待士族，呈现了强烈的身份性，其获得方式是封闭的，其占有状态是稳定的。中正品、散官、军阶及十八班制并用，表明此期品位待遇优厚，制度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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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宋的品、阶、勋、爵及繁杂的品位性官号，在制度上高度发达，在待遇上则不如两晋南北朝优厚，因为官僚“坐享天禄”的空间业已缩小，品位的开放性增加，入仕和晋升依赖于考试与考课。品位的占有并不稳定，流动性大，升降频繁，所以品位的运用规则，也比魏晋南北朝更为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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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清品位结构的复杂性、重要性有较大下降，开放性与流动性继续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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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要特别强调：魏晋南北朝官僚的“自利取向”较强，“贵族化”程度较高，所以品位占有的稳定性较大；唐宋官僚政治复兴，品位占有的稳定性减小、流动性大增，升降频繁。所以，魏晋南北朝的品位化对职位结构的影响，反而相对较小；而唐宋品位的频繁变动，则对职位结构造成了严重冲击，以至在唐宋之间，省部寺监的职位体制一度整体崩溃，在北宋之初变质为一套位阶体系，使职差遣作为新的职位体制取而代之。详见本章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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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位性官号：衍生于宫廷官职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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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对品位分析的方法做了一般性探讨，下面再回到史实层面来。对品位序列，我们已做了很多阐述；下文两节，用于简介品位性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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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现代组织之中，设置“虚职”以安排人员的做法，也在所难免。一部调侃官场的诙谐小书谈到，大公司的上层，往往存在着一群有职无权者。例如某个著名家用电器制造公司，副董事长竟有23位之多。作者的感想是：“设一些虚职，晋升一部分人到‘弼马温’式的职位上去，可以使真正有能力而且工作效率高的职员不受那些瞎指挥一气者的干扰。”(17)现代组织中的“虚职”现象，只是权宜之计，若跟中国古代相比，望尘莫及。有职无事或有官无职的现象，在中国官场中是家常便饭。本书使用“品位—职位”视角，由此“品位性官号”的问题，就成了官阶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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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国古代的品位性官号，可以看到历史前后期存在着一些差异。最明显的差异之一，就是历史早期的品位性官号，大多出自宫廷官的职类，与“宦皇帝”相关。非宫廷官职类的品位性官号，则在唐宋大行其道。本节叙述来自宫廷官的品位性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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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郎官 秦汉的大夫、郎官，属“宦皇帝者”职类。秦汉大夫，源于战国时的那些无官守的列大夫、散大夫。例如，齐国稷下学宫中有列大夫，受禄但不任职；《管子·山至数》提到了“散大夫”。楚汉相争时，“列大夫”仍被用为爵位。汉初有中大夫，“中”就是居于禁中而“宦皇帝”的意思。从中大夫一制，衍生出了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谏议大夫等。大夫虽然没有日常行政，但有议政之责，还经常受任出使。郎官发端于周朝的士庶子制度。郎官要承担宿卫，也要常被委派以各种随机差使，如出使、监军、吊丧、监造等。郎官可以选补吏职，由此郎署变成了一个仕途中转站。举孝廉者照例做郎官。大夫与郎官都有“储才待用”的意思，其秩级高下，构成了他们的任官资格高下，所以二者都是品位性官职。对此前面已有过不少叙述，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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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从与东西省散官 汉代的侍中、常侍、给事中是加官，加此名号，就可以进入禁中奉侍皇帝，由此就获得了政治机遇。曹魏以降，侍中、散骑常侍成了显赫的加号，不用真的入宫侍从。魏明帝又在门下设置散骑常侍、散骑侍郎，任以名士，士人必须经历散骑，然后才能出据州郡。由此成了仕途要职，得到权贵子弟之青睐。此后散骑常侍、侍郎又各有了正员、员外和通直之分，凡六散骑。“于时公族务在闲任，故置外位也”(18)，散骑之官资望清贵，又事任清闲，显然是品位性官职。门下的散骑常侍、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给事中等官，变成了起家之选和迁转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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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给事中、奉朝请、驸马都尉一批散官，组成了“东省”；骁骑将军、游击将军、左右中郎将、前后左右军将军、屯骑·步兵·射声·越骑·长水五校尉、虎贲中郎将、冗从仆射、羽林监、积射将军、强弩将军、殿中将军、员外殿中将军、殿中司马督、武卫将军，武骑常侍等十几种武职散官，组成了“西省”。东西二省之官，是从宫廷侍卫、侍从衍生出来的。所谓东省、西省，本是他们的宫中值宿之所(19)。东西省官，有宫中值宿之责，并承担各种临时差使。北齐的东西省官曾达三千人，还曾采用考试的办法来选拔。东西省的值宿与候选功能，与汉代郎署相似。郎署在魏晋以下萎缩了，郎署的地位与功能，由东西省取而代之。很多学者在向前追溯唐代散阶的起源时，由于不了解东西省，而直接跳到汉代的大夫与郎官，这是很大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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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宫官号 汉代太子宫(20)中的侍从，有洗马、庶子、舍人等。庶子比四百石，职比中郎，而中郎比六百石；舍人比二百石，职比郎中，而郎中比三百石。也就是说，太子从官是比照皇帝的从官而设的，但秩级低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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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太子的东宫官属，地位明显上升。曹操以曹丕为继承人，随后就有一批名士，被罗致于曹丕的幕府之中。东宫之重，以此为始。西晋的东宫，已是士人荟萃之地、迁调晋身之阶了，官属的员额、清望都有较大提高。太子师傅增至6人，往往以诸公居之。洗马、庶子、舍人多达36人，遴选名士担任。此期太子庶子五品，太子舍人六品，而郎中只有八品，比之汉代，东宫从官与郎官的相对地位，反转过来了。此后士人皆以“振缨承华”、“参务承华”为荣（“承华”是东宫代称(21)）。西晋规定，士人要先做东宫官，然后才能做尚书郎(22)。以东宫师傅为重臣荣衔，以东宫官属为起家途径的制度，由此形成。所以二者都是品位性官号。据统计，汉代太子师傅以下官职，只有13个。而曹魏、晋有20个，宋有22个，梁陈有23个，北魏有22个，北齐陡增至57个(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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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到唐初东宫官的特殊地位，与此期皇帝扶植皇族以对抗门阀的政治意图，是直接相关的。这一波的政治矛盾过去之后，便留下了一个制度遗产：“加宫衔”。唐前期的东宫，仍精选名士为之，极为清望。“贞观已还，师傅皆宰相兼领，其余宫僚，亦甚重焉”，以致中书令马周有这样的感叹：“恨吾资品妄高，不得历此官（指太子司议郎）！”(24)但在此后，东宫官就逐渐“非实体化”了，太子詹事、太子仆及左右春坊的洗马、庶子、舍人等，逐渐成为闲职，任其职者未必入宫；甚至成了地方长官、上佐，藩镇衙将、使职僚佐，以及翰林学士的加号(25)。加东宫官衔。成了一种重要的等级管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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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东宫及亲王府官属，大为萎缩。司马光、朱熹都曾呼吁给太子多置官属，然而朝廷置若罔闻(26)。太子师傅及宾客，一般是宰执的兼职；太子詹事、庶子、谕德、侍读、侍讲、舍人等，则用作加号。明朝的东宫僚属不单授，只用作兼官、赠官。“盖祖宗朝，凡宫僚俱以大臣兼领，无专拜者。”(27)东宫的詹事府、春坊、司经局之官，在隆庆以后成为翰林词臣的迁转之阶，二者互兼。清朝承用了加宫衔的制度。1661年，曾国藩以署理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1864年破天京，加太子太傅。其弟曾国荃跟着沾光，获赏太子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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