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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给事中、奉朝请、驸马都尉一批散官，组成了“东省”；骁骑将军、游击将军、左右中郎将、前后左右军将军、屯骑·步兵·射声·越骑·长水五校尉、虎贲中郎将、冗从仆射、羽林监、积射将军、强弩将军、殿中将军、员外殿中将军、殿中司马督、武卫将军，武骑常侍等十几种武职散官，组成了“西省”。东西二省之官，是从宫廷侍卫、侍从衍生出来的。所谓东省、西省，本是他们的宫中值宿之所(19)。东西省官，有宫中值宿之责，并承担各种临时差使。北齐的东西省官曾达三千人，还曾采用考试的办法来选拔。东西省的值宿与候选功能，与汉代郎署相似。郎署在魏晋以下萎缩了，郎署的地位与功能，由东西省取而代之。很多学者在向前追溯唐代散阶的起源时，由于不了解东西省，而直接跳到汉代的大夫与郎官，这是很大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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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宫官号 汉代太子宫(20)中的侍从，有洗马、庶子、舍人等。庶子比四百石，职比中郎，而中郎比六百石；舍人比二百石，职比郎中，而郎中比三百石。也就是说，太子从官是比照皇帝的从官而设的，但秩级低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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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太子的东宫官属，地位明显上升。曹操以曹丕为继承人，随后就有一批名士，被罗致于曹丕的幕府之中。东宫之重，以此为始。西晋的东宫，已是士人荟萃之地、迁调晋身之阶了，官属的员额、清望都有较大提高。太子师傅增至6人，往往以诸公居之。洗马、庶子、舍人多达36人，遴选名士担任。此期太子庶子五品，太子舍人六品，而郎中只有八品，比之汉代，东宫从官与郎官的相对地位，反转过来了。此后士人皆以“振缨承华”、“参务承华”为荣（“承华”是东宫代称(21)）。西晋规定，士人要先做东宫官，然后才能做尚书郎(22)。以东宫师傅为重臣荣衔，以东宫官属为起家途径的制度，由此形成。所以二者都是品位性官号。据统计，汉代太子师傅以下官职，只有13个。而曹魏、晋有20个，宋有22个，梁陈有23个，北魏有22个，北齐陡增至57个(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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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到唐初东宫官的特殊地位，与此期皇帝扶植皇族以对抗门阀的政治意图，是直接相关的。这一波的政治矛盾过去之后，便留下了一个制度遗产：“加宫衔”。唐前期的东宫，仍精选名士为之，极为清望。“贞观已还，师傅皆宰相兼领，其余宫僚，亦甚重焉”，以致中书令马周有这样的感叹：“恨吾资品妄高，不得历此官（指太子司议郎）！”(24)但在此后，东宫官就逐渐“非实体化”了，太子詹事、太子仆及左右春坊的洗马、庶子、舍人等，逐渐成为闲职，任其职者未必入宫；甚至成了地方长官、上佐，藩镇衙将、使职僚佐，以及翰林学士的加号(25)。加东宫官衔。成了一种重要的等级管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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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东宫及亲王府官属，大为萎缩。司马光、朱熹都曾呼吁给太子多置官属，然而朝廷置若罔闻(26)。太子师傅及宾客，一般是宰执的兼职；太子詹事、庶子、谕德、侍读、侍讲、舍人等，则用作加号。明朝的东宫僚属不单授，只用作兼官、赠官。“盖祖宗朝，凡宫僚俱以大臣兼领，无专拜者。”(27)东宫的詹事府、春坊、司经局之官，在隆庆以后成为翰林词臣的迁转之阶，二者互兼。清朝承用了加宫衔的制度。1661年，曾国藩以署理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1864年破天京，加太子太傅。其弟曾国荃跟着沾光，获赏太子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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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官 太子有侍从，而皇子之封王者，其封国中也有国官。汉代王国设有中大夫、郎官，其秩级低于天子之大夫、郎官。汉初，王国官不得仕京师，王国人不得宿卫。皇帝还不止一次打击王国宾客。所以自王国出仕，仕途并不宽敞。魏晋以下情况一变，国官地位明显上升。晋朝诸王的师、友、文学，都是清望之官。时人有言：“非但东宫，历观诸王师、友、文学，皆豪族力能得者。”(28)西晋一朝，许多高门子弟都由诸王文学、常侍起家(29)。“朝廷允许国王和五等爵各自选用官属，就是安置中下级士族的一个方法。”(30)诸王若加军号，就可以开府，这样除了王国官之外，就另有了一套由长史、司马、参军等组成的军府僚佐，是为“国府官”。唐初部分国官、国府官曾被列在“视品”，表明当时的朝廷已把这些官职视为“另类”了。学者就《唐六典》进行统计，唐代东宫官吏多达303种、2738人，亲王府官吏也达66种、1040人（其中包括吏员）。至唐中期，“王官益轻而员亦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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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 在汉朝的“宦皇帝者”中，由儒生担任的大夫、议郎及博士，与后代的学士制度，约略可比。典型的学士制度在南朝开始形成。“学士”本是内廷供奉，后来从中发展出了翰林学士院、内阁等机构，这时就不能仅以“宫廷官”视之了。但是同时，“学士”仍以其“文学侍从”性质，被用作加号、帖职，即用如品位，以提高资位。五代也有这种做法：以学士之衔，担任中央与地方要职。唐初李世民的秦王府中有文学馆，杜如晦、房玄龄等18人各以本官兼其学士。唐朝的翰林学士“皆以他官充”，有的负责起草制诰，也有的不作文书，仅仅“备顾问、参侍行幸而已”(31)。这类翰林学士，职能意味淡化，品位意味变浓。宋朝的翰林学士包括三个部分，“知制诰”者，不“知制诰”者，以翰林学士别领（或知、管勾）省府职位者(32)。最后一种等于加衔，所谓领、知、管勾，只用来标榜“以内领外”。本有朝职、但又兼三馆及诸殿阁学士，则为“帖职”。“帖职，即以他官兼三馆及殿阁学士等职名之谓。”(33)三馆，就是昭文馆、史馆与集贤馆，各有学士；殿阁学士，有观文殿大学士、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资政殿学士、端明殿学士、龙图阁学士、龙图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天章阁学士、天章阁待制、宝文阁学士、宝文阁直学士、宝文阁待制等。这些学士虽称“帖职”，其实另有本官及差遣，“贴职”主要是一种衔号与身份。还有这样的制度：任馆职一年，即出补内外任使。宋朝“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馆阁也算是一个仕途枢纽了。清后期的大学士，竟可以终年不至内阁，近于元老荣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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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品位性官号：衍生于非宫廷官职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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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来看从非宫廷官职类衍生的品位性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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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秦汉丞相，东汉三公，都是实实在在的宰相，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至魏晋以来，中书、尚书之官始真为宰相，而三公遂为具员。”(34)随三省兴起，“公”开始变成具员、虚衔。太师、太傅、太保号称“三师”，太尉、司徒、司空号称“三公”，大司马、大将军号称“二大”。除大将军之外，司徒在魏晋略有选举之责，其余都属元老荣号。三师三公高居一品，作为宰相的三省长官却只是三品官，品位性官职高于职能性官职，这样的安排，与秦汉很不一样。南朝的三公又用作皇子的加号，有年方8岁的毛孩子就当了司徒的(35)。北齐后主时，还同时任命几个三公。隋朝取消了三公的官署及属僚，使之变成了光杆司令。史传所见，唐朝得到三师之衔者计14人，得到三公之衔者计65人，主要是亲王、宰相与藩镇(36)。宋朝把三公三师，用作宰相、亲王、使相之加官。宋徽宗罢太尉、司徒、司空，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使之成为真宰相，只是一时之制。明清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皆荣衔，但很难得到，往往是在死后，以赠官形式给予之。元朝也拿宰相名号做品位来用。如中书令、平章军国重事、录军国重事，大抵只是虚衔；真正的相衔丞相、平章、左右丞、参政，也大量地被用于赏功、加官(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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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散化的掾属、僚佐 公府掾属、州府掾属及军府僚佐等，在魏晋南朝时，很大一部分冗散化了，并随府主高下而形成了繁杂等级。大大小小的府中充斥着各色掾属、僚佐，成了一道时代的风景线。西晋“虚立军府，动有百数”；南朝的王公僚佐十分悠闲，“不拘年限，去留随意。在府之日，唯宾游宴赏，时复修参，更无余事”(38)，只是挂个虚名，弄一个出身而已。掾属、僚佐的数量与品级，既是府主的权势标志，也是士人的晋身之阶。在唐初，连勋官也可以开府，设有长史、司马、参军等府官，是为“勋府”。隋至唐初，公府掾属被废罢。州郡掾属、勋府僚佐都列在“视品”，后来也被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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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外官 唐朝有员外官。所谓“员外”，就是在正官员额之外。本来，唐朝维系员数、控制超编的规定，是相当严厉的。内外百司，杂任以上各有员数，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者，一人杖责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就要处徒刑二年。然而唐中宗始，在正官之外大置员外官，京师及诸州凡二千余人；宦官超迁七品以上员外官的，又将千余人。李峤主持吏部时，曲行私惠，奏置员外官数千人。员外官后来不厘务了，但仍给正员官的半俸。后来甚至衍生出了“员外同正员”这样的官称。“员外同正员”高于“员外”，但低于正员。天宝十四载（755年），两京九品以上官每月加俸十分之二，其时“同正员”也跟着加俸，加了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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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官 唐代试官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指试任，其官“未为正命”，不算正式任命的正员官，只以较低名位承担部分职责。武则天大置试官以收人心，其好处是破格用人，但也造成了“品秩贸乱”。第二种试官近于衔号，通常是外官的带职(39)。唐后期的试官，据朱溢君的归纳，有试卿监官、秘书省官、东宫官、王府官；试武官，如十六卫及东宫率府；试地方官，如刺史、别驾、长史等。这时的试官只是一个加衔。试中央职事官的人，往往身处藩镇或三司派出机构之中，不可能同时履行中央职务。试官无俸，也不能门荫，但有选官资格，主要用于标示位望和计算官资(40)。宋初也有试官，称“试衔”或“试秩”。宋神宗元丰改制时，试官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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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校官 唐宋大量使用“检校”的官号。唐前期的检校官有实际职守，其定义是“内外官敕令摄他司事，皆为检校”。唐后期检校官则已阶官化了。所“检校”的，一般都是昔日的中央清望官，如三师三公、部分尚书省官、散骑常侍、东宫官、国子祭酒和卿监官等，偶尔还有侍中和御史台官。诗人杜甫称“杜工部”，就是因为在他担任剑南西川节度参谋时，有一个“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之衔。当然这只是一个品位(41)。在唐朝的基础上，宋朝形成了19级的检校官序列：检校太师、太尉、太傅、太保、司徒、司空、左仆射、右仆射、吏部尚书、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工部尚书、左散骑常侍、右散骑常侍、太子宾客、国子祭酒、水部员外郎(42)。诗人苏东坡被贬到黄州时，检校水部员外郎。宋神宗元丰改制时，仆射以下的检校官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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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衔 “加宪衔”，就是把御史台的官号用作加衔。宪衔共5级：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唐朝开元以后，往往通过“兼”的形式，把宪衔授给藩镇长官、幕职僚佐、军队将领等官员。宪衔具有阶官的功能，在升迁改转中发挥作用，并影响官员在朝廷上的班位(43)。例如一位叫高瑀的，其官衔是“支度副使、检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支度副使是使职，检校司封郎中是检校官，兼侍御史就是宪衔。宪衔最初为文武通用，到了宋初，变成了武官的专用加衔。凡武臣内职、军职及刺史以上，都带检校官、兼宪衔。宋神宗元丰改制时，宪衔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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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试官 唐朝还有一种“散试官”。李锦绣先生认为，“散试官”就是试散官，是一种虚衔：“唐后期处于唐宋官制的转型期，散试官正是官制上结合旧制适应后期政治的一种创造……就增设官种以供赏赐、保证流内官不致于太滥的作用而言，散试官达到了它的目的。”(44)唐后期的散官，差不多就是虚衔了，那么“试散官”，就可以说是虚中之虚。陈志坚则认为，“散试官”就是散官加试官，二者都是虚衔；但试官是阶官，必须依附于使职差遣，散试官则单独授予，拥有者没有任何职务，只能用作一种出身。唐后期大量的散试官，形成了一个介于平民和官员之间的散试官阶层(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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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亲勒留之官 汉朝不允许以年幼为由，而不上任就职(46)，唐朝却可以。唐肃宗、代宗之时，出现了“勒留官”。“勒留”的意思，是留居而不赴任，主要是外官被勒留京师而不赴外任，有因敕勒留、因亲勒留两种情况。因敕勒留，是出于行政需要；因亲勒留，就是一种恩惠了。例如方镇子孙，按“宰相节度使幼小子弟恩例一官不之任”的规定，可以有一人以年未十三或十五为由，而享受勒留待遇。勒留官已被任命却没赴任，那么，其未赴任的职位就需要由人暂摄，料钱采用八二分成之法，勒留官拿八成，摄判之官拿二成。这个孩子由此白得了一份俸禄和一个官资，而那个州县官职变成了他的寄禄官。江淮州县官俸丰厚，被勒留官占有的官职也特别多。江西道的官员有大半勒留京师，造成了两税、度支钱米无人送纳，地方官只好请求保留5个不勒留的职位(47)。朱溢认为，由于勒留官有俸，其对州县官之阶官化的推动，比无俸的试官更为强劲(48)。宋朝吏人应出职而不出职，继续留任；或品官已有差遣，而主司要其留于本任，仍称“勒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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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差官 宋朝大量使用“添差官”，这是正任之外的非正任差遣。“添差”又分厘务和不厘务两类，前者可以参与公务，龚延明先生云其“许其有限度地干预政事”(49)。他们一般担任三省之外的各官府掾属或场务监临官，有俸禄而无职田，请给、人从、驿券只有正任官的一半；因属外任，还有多种补贴(50)。这个名目是宋神宗时出现的，往往任用宗室、随龙人（皇帝为亲王时的旧臣）、归明人（外族归顺者）。南宋为了解决官员的“就业”问题，添差官的设置日益增多，成为冗官的根源之一。在某些地方，添差官甚至数倍于正官。添差官缺约占官员总数的1/4，缓解了冗官待阙的矛盾(51)，但也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并对地方行政造成滋扰(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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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禄官 这是宋朝的一种独特制度，就是让罢任的大臣提举宫观、岳庙（及少量寺院）以示优礼，挂衔食禄，称“祠禄”。有时候，祠禄官也是排挤政坛敌手或安置失意者的手段。其官称形式，有神霄宫使、玉清宫使、万寿宫使、醴泉观使、提举洞霄宫、提举会灵观、管勾祥源观之类。祠禄官有等级。宫观使等级很高，以前宰相、前使相任之。北宋后期及南宋，提举、管勾及监岳庙，构成了3个等级。中散大夫以上充提举，朝议大夫以上充主管（管勾）(53)。祠禄官还可理为资任，即允许计算为官资。南宋之初，因北来士大夫流离失所，无官缺安置，于是允许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在选人众多无缺可补时，也破格给予岳庙祠禄，但要降资序二等支给，理为资任。宋朝还形成了传统，凡六十以上（南宋为七十以上）不能理事的知州资序官员，应自请罢现任，就任为宫观。南宋孝宗时的祠禄官，总数可达到9000余人，是一支庞大的闲职队伍；岁费可达数百万缗(54)，是一笔巨额耗费。这种宗教与政治相结合的品位，是宋廷的尊崇道教政策与“优士政策”的产儿(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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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降官 品位性官职也有用于贬斥惩处的，例如“左降官”。唐朝对犯了公罪的官吏，“授以文武远官”以为惩罚，即贬到远方做州司马、录事参军等，称“左降官”。左降官一般置为“员外同正员”，待遇低于正员但高于员外，虽有官名，却不许任职，任期也不能计入资历。左降官有“量移”的机会，即从偏远的州县移到近处，朝廷往往在“大赦”之时开恩，准许左降官“量移”(56)。起初左降官“遭忧皆不得离任”，唐玄宗时允许遭忧放还，唐肃宗时又允许亲老者停官留养。宰相、重臣也有被贬为远州司马或录事参军的。“永贞革新”失败后，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被贬为远州司马，是为“八司马”。他们纵逢恩赦，也不在量移之限。“左降”诚然是沉重的官场蹉跌，但皇帝对他们不是一脚踢开，仍让他们任职领俸，仍是很有人情味儿的。因政局变化，有由左降官起为宰相的，如唐德宗时的杨炎即是。所以地方官对左降的朝官往往另眼相看，不敢以僚属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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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司官 唐宋的陪都官员，称“分司官”，往往用于安排闲人及贬降官员。唐前期，东都洛阳的分司官以事务官为主，后期则主要用以安排老病闲冗，以及犯罪遭贬的官员。分司官的中央官主要有以下几种：东宫王府官、御史台官、尚书省官、诸卫官、卿监官、秘书省官(57)。有趣的是，贬为分司官者的官职，可能不降反升，例如宪宗时左拾遗杨归厚被贬为国子主簿分司，他的原官是从八品上，现任分司官升到了从七品下。这虽是一种“明升暗降”(58)，但仍然包含着皇帝的优容体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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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以西京、南京、北京作为东京的陪都，也是南宋临安的名义上的陪都。三京的分司官数量众多，但属于闲官，老病官员可以申请分司；犯罪官员转任分司，则是一种轻微惩罚。王钦若擅自离任，赵君锡挪用公款，钱伯言弃城逃跑，张城一孝行有亏，其惩罚都是责降分司，让他们换个地方做闲官(59)。明成祖定都北京后，在南京保留了一套中央机构，官员约200—500余，职闲俸薄，“凡刚直不容于人，或老而为人景仰者，多调南官”(60)。可见分司官具有很浓厚的品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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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号 现代中国有一种特殊表彰手段：授予荣誉称号(61)。宋朝的“功臣号”或“功臣名”，也是一种荣誉称号，但不同之处在于，功臣号是预定的，按一定规则普授，而不是只授给某个人，并针对其事迹特别拟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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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号始于唐德宗，他对奉天随从将士，赐号“元从奉天定难功臣”；对谷口以来随从将士，赐号“元从功臣”(62)。从此以后，藩镇以下直到从军资深者，例赐之。北宋的功臣号共3等(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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