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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府兵军职发生了阶官化之后，为避免阶、职混淆，隋朝把府兵军职改名，改为大将军、将军、鹰扬郎将、鹰扬副郎将；又，大都督改校尉，帅都督改旅帅，都督改队正。参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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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为当差的衙前设置的职级，由都知兵马使、左右都押衙、都教练使、左右教练使、散教练使、押衙、军将等组成。这些名号十分响亮。苗书梅先生指出：“衙吏诸职名，在五代多是权势显赫的武官，宋朝借用了其名称，但剥夺了其原有的职权。”(86)以往权势显赫的武官官号，现在成了衙前的职级了，所以宋人的观感变了，又觉得那些职级“名称鄙俗”，有“僭拟”之嫌了(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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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民世爵，包括公侯伯子男及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9位。这套爵号又称“世职”，它们也确实是由“职”演变而来的，与八旗军职密切相关。努尔哈赤时，八旗建立了固山、甲喇、牛录三层组织结构，以及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和牛录额真4级职官。天命五年（1620年）增设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5等13级，它们既与八旗结构相适应，同时又具有了独立的等级意义。皇太极天聪八年（1634年）变换其名号，成为一等公、一二三等昂邦章京、一二三等梅勒章京、一二三等甲喇章京、牛录章京及半个前程的世职体制。虽然它们被名为“世职”，其实恰好不是“职”，而具有“爵”的意义。只从名称看，它们与八旗旧职很容易混淆。例如，启心郎穆成格被“革牛录章京职，解部务及牛录任”，其“牛录章京”是世职，“革牛录章京”等于夺爵；“解部务及牛录任”才是解职，这里的“牛录任”是事任。顺治之时，世职改用精奇尼哈番、阿思哈尼哈番、阿达哈哈番、拜他喇布勒哈番、拖沙喇哈番之名。乾隆再次改名，公至恩骑尉的世职体系由此变成了定制(88)。也就是说，清朝的民世爵，源于八旗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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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可以当品位用，甚至脱离职事而完全转化为品位了，这是中国古代官阶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也是其与现代文官体制的最大区别之一。它的基本变化过程，就是由随机的、个别的把职位当作品位来用，进而变成经常性的品位性官号，再进一步则变成品位序列。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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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价值变化律 由于上述两律，品位处于变动之中，那么其“含金量”也将处于变动之中。有时候某种品位很值钱，有时候就不值钱了。秦与汉初二十等爵本来可以“名田宅”，后来这个待遇没了(89)。唐朝的勋官本来也可以授田，后来就逐渐难以满足了。王国维先生指出，唐时的勋田有名无实，敦煌资料显示，唐玄宗时沙州很多拥有勋官者，其名下有应授而未授的勋田(90)。唐初散官有俸，唐高宗时俸、料改依职事品，不依本品发放了。以上都是品位待遇由厚而薄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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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事官的阶官化过程中，品位价值会发生变化。除了品级高低、待遇厚薄之外，投入和回报也须考虑。投入就是占有官职时应付出的劳务，回报则是利益、权势、位望等。这时就有一个“性价比”的问题。付出劳务而取得回报，属于按劳取酬，其付出与回报是1:1。然而这只是职位价值，而不是品位价值。若这个官职被当做荣衔授人，则领受者不承担权责、不付出劳务，却仍能消受其全额待遇，这时的付出与回报就不相称了，付出小而回报大了，“品位价值”出现了。但这个官职若继续被用作品位，逐渐趋滥，朝廷就将减少其品位收益，使之有名无实。而且拥有这种品位的人增多，则其荣耀也相应降低。由此可以推知，一种官职刚刚品位化时，通常具有最大品位价值，此后逐渐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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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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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宋间职事官的阶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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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阶转化”现象及与之伴随的品位趋滥和品位价值的变化，都是在品位结构方面发生的现象。同时我们看到，“职阶转化”还会对职位结构造成影响：第一，造成职位结构某些部分的畸形膨胀；第二，造成“代偿性职位”的设立，取旧职位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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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象，在唐宋之间表现得特别突出。唐后期职事官持续、剧烈地品位化，最终导致了省部寺监体系的整体性变质，在宋初变质为一套“本官”序列；同时作为其“代偿性职位”，“使职差遣”发展起来，变成了一套新的政务系统，以弥补旧职位品位化而造成的功能缺失。好比一座办公大楼塌了一大块儿，便在其侧再盖起一堆临时建筑，用以办公。在这个过程中，甚至连九品官品都为之而失效了。这是中国官阶史的一大变故。本节对之做专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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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官缺尚不紧张，冗官冗号现象也不突出。但好景不长。武则天时期，滥授形成了一个高峰。安史之乱之后，又一波滥授的浪头来临，一发而不可收拾。“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职员不足以容功，而散试之号行焉”，“是时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91)。试官、检校官、员外官、散试官、加宪衔及各种兼官、加号，铺天盖地蔓延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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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臃肿通常会造成效率下降，有时就另创机构以为解决之道。帕金森认为，一个委员会成员若达到19—22人，其效率就开始下降。他说，英国内阁曾5次因逐渐臃肿而以新的名义另起炉灶(92)。对此唐斯有更透辟的分析，指出因旧机构过于累赘并反对新事物，所以在面临新的复杂紧迫任务时，往往要创建新官署来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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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署）整体看来，比原官僚组织要小得多，尽管它可能拥有许多成员，但这些成员具有比较突出的能力，比原官僚组织的一般成员更胜任工作，因为他们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而被特意挑选出来的。他们在一段时期内免于日常轮换，所以人员更替率很低。此外，它拥有足够的专家和足够的资源，它可以独立于日常运作的命令链条。它被豁免了几乎所有现存的控制、管制以及程序，并且可以自由创造它自己的控制、管制与程序。最后，它具有充分的优先特权来使用资源，资源配置无须直接与正规部门中其他的资源使用者竞争(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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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频繁、割据成灾、财政紧张，王朝亟须高效地处理例行事宜和随机事宜，然而省部寺监各机构，已因官爵滥授而变得臃肿庞杂了，还有大量拥有其官号而不在其署、不司其事之人。本署的行政效率已大大下降。而中央派出执行专门事宜者，若仍以中央职事官衔来督办某事，又不足以体现其职权的专门性，因为同类官号遍地都是。所以王朝宁愿另行新创“使职差遣”。在旧的架构运转不灵之时，另行创设新的官职与官署，一般都能立竿见影地提升效率。因为新官署精干简练，新创官衔通常更具专门性与权威性，任事者的身份权责明确清晰，发布的指令不会淹没在一大堆虚实莫辨的官号之中。就是说，在新官职、新官署这边，效率一时提升了。使职在唐朝前期就有了。中唐以后，以使职差遣的形式委托专项政务的做法，被大量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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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安先生区分出了宰相的使职化、翰林学士使职、财经部门的使职化、宦官的使职、地方官制的使职化，及其他临时使职(94)。唐朝的使职，据何汝泉先生统计有142个，其45％出现于肃宗到唐末期间(95)。宁志新先生继续爬搜，所得达350个，并把它们分为财经系统、军事系统、行政监察系统、宫廷服务系统、礼法杂类系统5大类。其职名为五代及宋所沿用者，有三司使、延资库使、监太仓使、出纳使、教坊使、盐铁使、左右巡使、知匦使、礼仪使、山陵使、宣徽使、群牧使、制置使、閤门使、五坊使、闲厩使、飞龙使、宫苑使、洛苑使、皇城使、内园栽接使、军器使、弓箭库使、卤簿使、指挥使（都指挥使）、节度使、招讨使（都招讨使）、度支使、户部使、经略使、按察使、转运使、营田使、团练使、防御使、按抚使、劝农使、观察使、作坊使、宫使、功德使、斩斫使、军使、宣慰使、兵马使（都兵马使）、发运使、榷盐使、市舶使、枢密使、粮料使、招抚使、染坊使、抚谕使、翰林使、尚食使、八作使、左藏使、庄宅使、宣抚使、租庸使、铸钱使、馆驿使等(96)。可见使职所设，遍及各类行政事务。它们逐渐地、全面地接管了省部寺监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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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采用使职差遣，虽然提高了效率，然而反过来又促成了官号猥滥和职事官的阶官化。首先，新设使职分割了原职能官署的权责，使之进一步虚衔化了，更便于滥授；其次，新设使职的任职者也强烈要求位阶保障，王朝也得把各种品位性官号，包括省部寺监的职事官号授给他们做虚衔，利益均沾。使职不但人数众多，而且还有一大群僚属，如有副使、行军司马、判官、支使、掌书记、巡官、衙推、参谋、奏记等等，他们也用中央官衔确定地位。可见这里有一个恶性循环：越嫌省部寺监运转不灵、职官虚衔化，就越增设使职差遣；越增设使职差遣，就越弄得省部寺监运转不灵，职官虚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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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职差遣以中央职事官为官阶，对此张国刚先生称为“带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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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通儒：以大理司直为河东留后判官。大理司直为带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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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骈：右神策军右厢兵马使兼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检校国子祭酒为带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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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玄：忠武军都押衙、检校太子宾客。检校太子宾客为带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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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武俊：成德节度使，检校太尉、中书令。检校太尉、中书令为带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