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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安先生区分出了宰相的使职化、翰林学士使职、财经部门的使职化、宦官的使职、地方官制的使职化，及其他临时使职(94)。唐朝的使职，据何汝泉先生统计有142个，其45％出现于肃宗到唐末期间(95)。宁志新先生继续爬搜，所得达350个，并把它们分为财经系统、军事系统、行政监察系统、宫廷服务系统、礼法杂类系统5大类。其职名为五代及宋所沿用者，有三司使、延资库使、监太仓使、出纳使、教坊使、盐铁使、左右巡使、知匦使、礼仪使、山陵使、宣徽使、群牧使、制置使、閤门使、五坊使、闲厩使、飞龙使、宫苑使、洛苑使、皇城使、内园栽接使、军器使、弓箭库使、卤簿使、指挥使（都指挥使）、节度使、招讨使（都招讨使）、度支使、户部使、经略使、按察使、转运使、营田使、团练使、防御使、按抚使、劝农使、观察使、作坊使、宫使、功德使、斩斫使、军使、宣慰使、兵马使（都兵马使）、发运使、榷盐使、市舶使、枢密使、粮料使、招抚使、染坊使、抚谕使、翰林使、尚食使、八作使、左藏使、庄宅使、宣抚使、租庸使、铸钱使、馆驿使等(96)。可见使职所设，遍及各类行政事务。它们逐渐地、全面地接管了省部寺监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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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采用使职差遣，虽然提高了效率，然而反过来又促成了官号猥滥和职事官的阶官化。首先，新设使职分割了原职能官署的权责，使之进一步虚衔化了，更便于滥授；其次，新设使职的任职者也强烈要求位阶保障，王朝也得把各种品位性官号，包括省部寺监的职事官号授给他们做虚衔，利益均沾。使职不但人数众多，而且还有一大群僚属，如有副使、行军司马、判官、支使、掌书记、巡官、衙推、参谋、奏记等等，他们也用中央官衔确定地位。可见这里有一个恶性循环：越嫌省部寺监运转不灵、职官虚衔化，就越增设使职差遣；越增设使职差遣，就越弄得省部寺监运转不灵，职官虚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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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职差遣以中央职事官为官阶，对此张国刚先生称为“带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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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通儒：以大理司直为河东留后判官。大理司直为带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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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骈：右神策军右厢兵马使兼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检校国子祭酒为带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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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玄：忠武军都押衙、检校太子宾客。检校太子宾客为带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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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武俊：成德节度使，检校太尉、中书令。检校太尉、中书令为带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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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弘正：魏博节度使，加兼侍中，后兼中书令。兼侍中、兼中书令为带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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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奉忠：承天军大使，太常卿。太常卿为带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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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明：承天军防城副使，试光禄卿。试光禄卿为带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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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师贞：凤翔节度押衙，知进奏官，检校秘书监。检校秘书监为带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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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使职及其僚属所带之职，都是中央职事官。如张先生所云：“行政体制趋于瓦解，结果形成了君相撇开原来的职官体系直接指挥各种使职的行政格局。而按年资迁授的职事官则成为像散官那样仅仅表示使职等级资格的名誉称号。”(97)冯培红还指出，晚唐五代的“带职”，逐渐形成了检校官与试官的上下对接，二者分别用于高级与低级官员，从而把藩镇幕职纳入了升迁轨道(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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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职事官的阶官化持续推进，省部寺监之官组成的职位结构逐渐被淘空、崩塌。到北宋之初，它们整个变质为一套位阶系统了，用来给官僚做本官。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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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在“北宋前期官阶”中的那些官号，人们并不陌生，在唐前期，它们都是职能性官职，现在却完全变成官阶了，有名无实了。它们本来的职事，王朝另用“差遣”委寄，采用判某事、知某事、管勾某事等形式。正如《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序》所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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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常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阶官未行之先，州县守令，多带中朝职事官外补。阶官既行之后，或带或否，视是为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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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说宋制有官有职有差遣，明人王鏊辨析说：“台省寺监卫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廪禄之厚薄，多无职业。其所谓‘官’，乃古之爵也；所谓‘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谓‘职’，乃古之加官也。”(99)帝国行政的核心部分中央省部寺监之官，竟然全盘阶官化了，使职差遣取而代之。所以我们这样打比方：中央职位结构的崩溃，好比一座办公大楼的中心塌了一大块儿，其建筑材料被官僚私用了；而使职差遣，就是另行搭建的一片简易房，用作临时办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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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间的品位化浪头非常强劲，以至于作为职事之寄托的使职差遣本身，居然又发生了阶官化。例如内诸司使。内诸司使是宦官系统内的各种使职，最初只是职而不是阶，自身没有品级，所以要另用散阶、爵号、勋官、加官及职事官衔来确定个人品位。然而在五代后期，这些使职开始虚衔化了，在北宋竟然变成了武选官的官阶。北宋武阶分横班、诸司使、使臣三大段落，有五六十阶，采用内诸司使的职名为阶号。宋神宗“以阶易官”，武官阶却没变动；直到宋徽宗政和年间，才改用某某大夫、某某郎为武官阶(100)。而且用以寄托权责的差遣，居然也逐渐形成了“关升资序”，并有“充”、“权”、“权发遣”之分，从而带有了品位的意义（参看本书第三章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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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这次品位化浪潮的冲击力，令人震撼。它是如此强大，竟使中央职位体制全盘崩溃，九品官品几近失效。这是很“骇人听闻”的。《宋史·职官志》把唐宋间职事官的阶官化，溯源到武后时的试官、员外官、检校官、摄官及判、知做法，认为是其远因。孙国栋先生不赞成将此视为远因，认为只是唐后期散阶贬值造成的：“散官益发不为人所重，于是以职事官酬功勋、叙位望自是必然的趋势。”由此，“初唐时的兵部、刑部和九寺、三监、秘书省、殿中省、十六卫等行政单位完全萎缩”(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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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必把武后滥授与晚唐的位阶变迁分割开来。魏晋南北朝及唐宋，同属中国官阶“品位化”的时代。具体到位阶形式的变迁，此期出现过两道“长波”。在始于魏晋的第一道“长波”中，分别以汉代的侍从、大夫、郎官和汉代的将军、校尉为基础，经复杂演变，在唐初形成了文散阶和武散阶，由此告一段落。随后又开始了第二道“长波”。唐初的官制简练和官缺宽松，没多久就成了明日黄花。冗官冗吏及各种品位性官号，在武后时开始泛滥，并因“安史之乱”而在晚唐持续推进，直到北宋本官产生，位阶形式全盘翻新了。简言之，武后滥授与唐后期散阶贬值，乃同一道“长波”的持续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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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说的“长波”，主要是从位阶形式上说的。北宋的“本官”体制，到了宋神宗时发生转折。宋神宗实行“以阶易官”，这个措施的目的，是向唐前期的位阶样式回归。元丰三年（1080年）颁《以阶易官寄禄新格》，重新起用唐式的、由大夫与郎官组成的文散阶，取代省部寺监之官构成的“本官”体系，省部寺监之官得以“官复原职”，还原为职事官。这道“长波”中涌现的试官（试衔）、检校官、兼宪衔、功臣名，都被宋神宗废除。（检校官保留了仆射以上。宋徽宗还废除了勋官。南宋恢复了勋官，但实际没有使用。）在五代及北宋前期这段时间里，因使职自有高低，却没有官品，而省部寺监体制已扭曲变质，结果造成了宋人所说的“品不可用”，九品官品几近失效，几乎只跟服色相关了。而宋神宗“以阶易官”之时，九品官品也死灰复燃，再获新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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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宋间职事官阶官化的原因，学者提出了多种解释，包括庶族地主要求参政，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新问题，唐朝官制的缺陷，皇帝加强中央集权等等(102)。还有人透过“唐宋变革论”的理论框架，来观察中晚唐的使职：“由贵族支配之中央律令体制逐渐崩坏，出现了以独裁君主为权力中心之各种新机构。通过对机构之私人任使，帝王之意志能由上至下直接厘行而畅通无阻。”(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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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经济、军事及社会的变动，固然可能导致新机构、新官职的设置，这在很多朝代都有过，但没像唐末那样，使职全盘取代中央职能机构；“以职事官酬功勋、叙位望”，在很多朝代也都有过，但也没造成中央行政体制的全面阶官化。陆贽用天宝末“财赋不足以供赐”、司马光用肃宗时“府库无蓄积”，来解释“专以官爵赏功”的做法。但也如刘琴丽君的分析：安史之乱以前唐朝并不贫穷，但已大量使用员外官等赏赐将士了，“所以国家财赋不足，难以准确解释军功滥授现象”(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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