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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影响，当时任官交费的现象比较普遍。在五代后唐，诸道节度、观察、防御、经略等使，刺史、县令、诸道幕府参佐，以及诸司带宪衔兼官者，在任命时必须纳钱给御史台，叫做“光台礼钱”或“光台宪衔钱”，交钱后才给告身。任命检校官，则须纳钱给尚书省，叫做“光省礼钱”(22)。想挣钱，就得先交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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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有“进纳”制度，明朝有“纳粟”制度，清朝有捐纳制度。除了官职之外，学历也可以买，例如“例监”。这都是人所熟知的。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的“进纳”曾包括劳务。宋仁宗时韩琦曾建议，让富民雇人修城，三万工给予太庙斋郎，五万工给予试监簿或同学究出身，七万工给予簿、尉，八万工给予借职，十万工给予奉职(23)。学者把它看成特例。但也不妨认为，它是历史早期以劳务换取官资做法的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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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进纳制度主要是卖阶，依阶论价。到了南宋之初，因财政困难，差遣也开始卖了。清朝捐纳的花色品种十分丰富，包括捐实官、捐虚衔、捐封典、捐出身、捐加级记录、捐分发等(24)。吏部的候选次序也能捐，交了钱排号就可以前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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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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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前期，爵级买卖比较突出，显示这时候“爵”是主干性位阶；在早期观念中，向国家提供财物与劳务被认为是一种贡献，可以酬以官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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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提供财物与劳务以换取出身、提高位阶，二者相为表里。这与此期经济形态、财政特点与人力资源的特殊状况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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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唐宋，由“卖爵”为主转向“卖阶”为主。这跟同一时期等级管理的重“阶”现象是相关的，是“官本位”即行政本位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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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明清时代，“贡献”观念完全淡化，卖官被视为纯粹的“交易”。明清捐纳，主要是捐实官及捐学历，反映了“阶”的作用大为下降，学历已成为主干性位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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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爵的售价 即令历史早期观念认可用“贡献”换取官资的正当性，也不妨碍其本质上仍是一种交易。那么官爵的售价，就成了其“使用价值”的另一尺度。进而通过官爵售价，就可能查知其时等级秩序的另一些侧面。东汉灵帝“西邸卖官”时的价目，参看下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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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从薪俸看，九卿比郡守高50％。售价却反过来了，大郡守的定价比九卿高4—6倍。九卿与县长的俸禄比是180斛比50斛，即3.6:1；售价比却是500万比400万，即1.25:1。又，“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德”是说这人有名望，可以少收钱；“次”指的是资历，按资历已有条件任其职者，也可以少收钱。那么“德”与“次”价值，占1/2到2/3左右。例如三公的售价是1000万，而崔烈只花了500万就买到了此官，这因为他是“冀州名士”，所以皇帝给他打折。崔烈的儿子对父亲说：“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少有英称”就是“德”，“历位卿守”就是“次”。买官是一种投资，它与所期望的回报直接相关。而这一点，将从官职的售价上体现出来。我们认为郡县长官的售价与秩级、与禄额不符，原因在于灰黑收入。第八章第1节曾论及“灰黑收入增大造成正式品秩效力下降”的规律，而郡县长官的售价与秩级、禄额不符，为此提供了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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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南宋绍兴年间的承宣郎至迪功郎的售价(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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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宣郎至修职郎都是从八品官，然而其售价高低竟相差一倍，骤看上去，很让人奇怪。其实这七郎来自元丰改制前的“选人七阶”，或称幕职州县官。宋神宗元丰改制之后，它们都挤在八九品里，看上去只两等，但就官资而言却是7阶，所以售价依官资而不依官品，也是7等。在这时候，售价比官品更清晰地反映了实际品位结构，在官品上看不清楚的等级关系，在售价上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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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捐纳定价，除了跟官缺肥瘠与品衔高下有关之外，还跟捐纳者的学历与资历有关。比如康熙时的一次捐纳，同是知县之官，举人来捐，定价1000两；五贡来捐，定价2000两。可见举人的“含金量”比五贡高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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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爵的买卖样式和定价高下，也是其时等级秩序的一个侧面。在这方面继续深挖，或有新鲜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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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170307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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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让与回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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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法国卖官风行之时，人们是把官职视为合法私产的，某些情况下还可以继承。在传统中国，官职位阶也是官僚的既得利益，一旦拥有，就具有了某种程度的“个人属性”。位阶的转让，就是其“个人属性”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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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贵族政治之下，爵号当然不能随意转让。汉朝的爵就可以出卖了。这不是说朝廷向民众卖爵，而是说民间自相买卖，老百姓卖、老百姓买，爵级进入市场，自由流通。汉惠帝、汉文帝都有“民得卖爵”之诏。史称“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遇到灾年没钱花了，老百姓除了卖儿子之外，还卖爵级，皇帝还下诏鼓励百姓卖爵，以作为一种救灾措施(27)。汉武帝时，因功而拥有爵级的人想转让、想出卖，但渠道不畅。为活跃爵级市场、拉动内需，汉武帝下诏：“受爵赏而欲移、卖者，无所流，其议为令。”于是，有司奏请置武功赏官。应劭解释说：“言军吏士斩首虏，爵级多无所移与。今为置武功赏官，爵多者分与父兄子弟，及卖与他人也。”颜师古注：“此诏言欲移、卖爵者，无有差次，不得流行，故为置官级也。”(28)按照应劭之说，武功赏官的办法，为爵位的“移”和“卖”提供了便利，“移”就是“分与父兄子弟”。颜师古解释说，朝廷为方便买卖，特意制定了“官级”。“官级”应是指导价格，以促进爵级的“流行”，即交易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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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称为“回授”的爵级转让方式，含有限制的意思。汉廷赐民爵的诏书中，往往规定“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29)，亦即爵级超过公乘的人，需要把超过的爵级回授给兄弟或儿子。公乘是第8级爵，此爵之上可以免役。高敏先生指出，强制回授，其目的就是“要解决民爵过公乘的矛盾，从而杜绝小农因赐爵而获得免役权利的渠道”(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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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二十等爵，封爵也可以转让。随儒家思想影响日益增大，社会出现了以“让爵”为高的风气，有人就把应袭的封爵让给兄弟，以显示自己思想境界之崇高。西汉韦元成应袭爵，让与庶兄韦弘，汉宣帝赞赏他的高风亮节，许之。东汉邓彪把爵位让给异母弟，也得到了汉明帝的批准。此外又如刘恺把爵位让给其弟刘宪，桓郁把爵位让给其兄子桓泛，丁鸿把爵位让给其弟丁盛，徐防把爵位让给其弟徐崇，等等。范晔指责他们“激诡行生而取与妄”，即自我炒作、沽名钓誉；赵翼也批评说：“夫以应袭之爵而让以鸣高，即使遂其所让，而己收克让之名，使受之者蒙滥冒之诮。有以处己，无以处人，况让而不许，则先得高名，仍享厚实，此心尤不可问也。”(31)但范晔和赵翼忘记了，西汉的爵级本来就是可以“分与父兄子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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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二十等爵“分与父兄子弟”，出自私人意愿；封爵的转让，则需要朝廷的批准。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封爵的转让成为正式制度了，朝廷建立制度协助转让。魏晋有“分邑推恩”之制，有爵者可以分割其所封食邑，封其子弟为列侯、关内侯。例如钟毓，继承了其父钟繇的定陵侯号及1800封户；而魏文帝分其户邑，封钟繇之弟钟演及其子钟劭、其孙钟豫为列侯。还有“回封制”，就是在立了新功而应增封、进封之时，同时封其子弟为侯；或者本人爵邑不变，把新增的爵号转封给子弟。竟陵侯王昶，有功当增其封，但不是增其本人之封，而是另封二子为亭侯、关内侯。魏晋南朝原则上是一人一爵，北朝又不一样，一人可以拥有多个爵号，所以把“别封”的爵号、户邑转给子弟的现象，在北朝非常普遍。正如顾江龙君的概括：秦汉封爵是面向个人的，魏晋南北朝的封爵则是面向家族的(32)。北朝是可以通过爵级获得起家位阶的，所以爵号在家族中转让，就等于起家位阶在家族中转让，那么起家位阶间接地变成了私人所有物，在家族内部进行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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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的位阶，还可以直接转让。有这么几个例子：一、北魏的侍中崔光出于友情，向皇帝上表，请求把自己的位阶降一阶，转让给张彝。由此，张彝由从二品的抚军将军升了一阶，进至正二品的征西将军。二、北齐的卫尉少卿长孙子裕，在历次泛阶中累计得到了17阶，于是申请把这些阶转让给儿子长孙义贞。经当局批准，长孙义贞直接做了三品左将军。三、宋游道上表为李奖请求赠官，“回己考一泛阶以益之”，把自己的泛阶所得拿出一阶，回授给李奖，以提高李奖的赠官官品(33)。在这时候，“阶”是作为个人所有物而被转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