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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进士第、中宪大夫、山东按察使司副使刘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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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进士第、大中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参政刘衍祚篆(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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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结衔，都采用“学历+散官+职名”的形式。官僚觉得结衔太简单了不好看，有时就把仕途中的特殊荣耀，如赐翎、加级、加品衔、记名、任用方式、主考或同考、前任官等，增列其中。随便举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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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静山：赐进士出身、诰授光禄大夫、赏戴花翎、江苏巡抚、兼□两江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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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砥峰：赐进士出身、通议大夫、陕西布政司使参政、督理粮盐道、加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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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承业：赐进士出身、诰授朝议大夫、湖广道监察御史记名以知府用管、前翰林院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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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廷宾：赐进士出身、五品衔、分发山东即用知县、加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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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学伊：赐进士出身、诰授通议大夫、太仆寺正卿、前护理山东巡抚兼提督印务、山东布政使、湖北布政使、福建布政使、湖北按察使、福建按察使、礼科给事中、吏部文选司掌印郎中兼监察御史、江南道监察御史巡视西城、翰林院编修、充玉牒明史毛诗三馆纂修官、丁酉庚子顺天乡试同考、辛丑甲辰会试同考、甲辰会试同考、翰林院满书庶吉士(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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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那位姓乔的最自恋，不厌其烦，竟把历任官和各种差使全部开列，结衔变成了一篇小小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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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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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代官员一职一爵，但二者不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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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汉大多数情况下，官僚是一职一爵，头衔简练，而且多数情况下不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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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汉末魏晋以降，职、爵并列。此期因品位结构的复杂化，官员结衔也大为复杂化了，直到南北朝唐宋，及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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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清因品位结构的变化，出现了学历居首的做法，反映了学历是此期的主干性位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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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式官衔与人事任命的复杂化 官僚头衔结构如此繁琐，人事任命的复杂性便大为上升。南朝的军号曾达数百号之多，对之我曾这样评价：“在这堆积如山的炫目军号里挑拣出官员应得的那一号，选曹不知要白搭多少无谓的功夫。假使君臣还乐此不疲，就更无聊透顶，只能说嗜痂成癖。”(63)对南朝的复式官衔，汪征鲁先生有论：南朝“一个入仕者所任的官职往往不是一个，而是一系列，这一系列官职的质量与数量又都不同程度地决定这一官员的实际政治等级与社会地位”(64)。这时候官僚的一堆官号，便像天平上的大小砝码，任命时为求平衡，就得加上这个、换下那个，格外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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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看一个刘宋前废帝时的例子。薛安都、殷恒二人即将升官，然而对二人的拟官，吏部尚书蔡兴宗与太宰刘义恭之间出现了分歧(65)。先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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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职位看，薛安都的原职是太子左卫率，殷恒的原职是太子中庶子，二官都是五品。虽然太子左卫率的班次低于太子中庶子，然而薛安都任职已十年了，而且他另有一个征虏军号和散骑常侍加号，若把职位与品位三官并计，薛的官资显然重于殷恒。所以，蔡兴宗给薛安都拟的职位是四品左卫将军，但官升一品，又嫌过多过快，所以还得撤销其军号三品征虏，只保留其散官三品常侍。刘义恭则想把薛的常侍也一块撤了，单做左卫将军。对这个办法，蔡兴宗就不赞成了，说如果这样的话，薛安都只剩一官，将由三品变成四品，不升反降了。至于殷恒，蔡的拟官是五品黄门侍郎领校尉，刘的拟官是三品侍中领校尉。蔡认为侍中过高了。最后皇帝居间折中，以薛安都为右卫将军加给事中，略重于刘的拟官，但轻于蔡的拟官。这个例子显示：“官员官资的轻重、地位的高低不只是正职一个指标，还要看军号、加官、领职、节等的有无及高低，即综合值的高低。官位的升降也是在这几者之间平衡，达到综合值的上升或下降。”(66)两相比较，秦汉的任官像切瓜，南朝的任官像绣花，一简一繁，判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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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曾为皇帝起草过一篇《韩琦加恩制》。皇帝只是想给韩琦增加封户，但制书上要先列其旧衔，再申明其新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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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衔：推诚保德崇仁守正协恭赞治亮节佐运翊戴功臣，淮南节度、扬州管内观察处置营田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检校太师，兼侍中，行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魏国公，食邑一万三千七百户、食实封五千户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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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衔：可特授依前守司徒，检校太师，兼侍中，行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魏国公，充淮南节度、扬州管内观察处置营田等使，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四百户，仍赐推诚保德崇仁守正协恭赞治亮节佐运翊戴功臣，散官、勋、封如故(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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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变动官僚名位的任何一项，则其他项目如功臣号、差遣、散官、本官、检校官、兼官、勋官、爵号及封户等，都得一一重新确认。至少也得说一句“余官如故”，马虎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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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的每一个官衔发生变动，有司都得发布文书。则唐宋官员拥有的衔号总量，就将是秦汉的数倍。可想而知，有司为官衔升降而发布的文书总量，必定也数倍于秦汉，甚至更多。官僚机器的负荷是一定的，这方面的能量耗费多了，那方面就少了；在内部等级管理上投入精力多了，在国计民生上投入精力就少了。内部等级管理变成了头等大事，其“外向性”即公共管理的方面，就难以两全其美、难免顾此失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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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张帆先生指出，明清文集中所收录的颁官授爵加号进阶文书，比唐宋文集所见少得多。这也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即，唐人宋人对位阶衔号最为热衷，明清就不尽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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